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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临江仙－2（第1页）

苏洵很是担心自己大儿子未来的精神状态。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谁能知道他当时有没有就此然俗世的想法？儿子之前遭受那么多磨难，他觉得自己儿子就此归隐也情有可原。

现在的苏轼还是活泼好动的青少年，他没有经历过后世所说的那些挫折磨难，是家中宠爱非常的孩子，他面对来自父亲的担忧，既是不解也是不在乎。

苏轼一脸轻松地宽慰道：“爹，你就别担心了，你看我像那种会想不开的人吗？人生在世，及时行乐才最重要，我以后肯定会活得好好的。”说罢，便又笑开了。

看着苏轼脸上的笑容，苏洵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深知人生的道路充满变数，未来的苏轼或许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但此时的他也只能希望儿子能够一直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未知的挑战。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两句苏轼化用《庄子·知北游》中的“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和《庄子·庚桑楚》中的“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意，是他当时对人生的思索和感叹，他出了对人生和社会的怀疑厌倦，以及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在满腔的对人生的困惑和感伤中，他无法解脱又寻求解脱，所以写下了最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词句。】

【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相传这词写成后，当晚就在人们中间流传开了。而且因为苏轼在结尾表达了隐逸的想法，以致人们第二天纷纷传说，说他已将冠服挂于江边，坐上小舟，长啸而去。当地的地方官得知，大吃一惊，很是害怕因犯人走失而失职，急忙前去查看。但是结果也是出人意料，等他到了住所，现苏轼鼻息如雷——他还没有起床。

其他人慌慌张张，但苏轼依旧安然。】

【苏轼虽然说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依旧热爱这个世界。现在有一句话几乎已经被说烂了，但我觉得和苏轼还挺相合的——“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到过这样一句形容苏轼的话：“岁月失于道路，命运困于党政，生活寄于风雨，襟怀奉于苍生。”这二十四个字，是对苏轼坎坷一生的概括，也是对他永久的铭记。就像之前我说过一句，“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不读苏东坡”，苏轼在历经苦难之后，依旧乐观，带着不可救药的浪漫，给了许多人跋涉泥淖的力量。】

赵匡胤看着天幕上对苏轼的赞语，也从后世的打击中恢复了一些力量。后世有靖康之难，也有如苏轼这样才华横溢的大才。对于李煜这位同样是诗词大家的皇帝，他是不屑一顾的，但对于苏轼这位后世人，他还是很是欣赏的。

不知道其他人觉察到了没有，他却是一下子看到了浮现在水幕之上那二十四字的评价。

“岁月失于道路，命运困于党政，生活寄于风雨，襟怀奉于苍生。”对苏轼的铭记吗？仅仅只是因为他的文赋出众吗？看着不像。

这二十四个字里，也就最后六个字值得思考。“襟怀奉于苍生”，他是知道士人对于苍生都是有些拯救情结的，但说归说，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搏名还是实干，他也是心里有数的。天女对苏轼这样看好，莫不是他就是个实干派？

玉不识可不知道赵匡胤这些细碎的心事，她已经讲到这词的结束了。

【“夜阑风静彀纹平”，苏轼静聆江声，夜半沉思，他在这静谧美好的自然中豁然有悟。苏轼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加上他复杂的人生观中，杂有老庄思想，因而他在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追求的是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的是他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

【而苏轼和老庄，又是值得说道的一个点，我们这里简单带过。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黄州可以说是苏轼遭遇挫折的第一站，但苏轼选择积极和解，用旷达的心怀、淡泊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用道家的“坐忘”“心斋”之法来修身养性。清静无为，然出尘的思想，在苏轼这里已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

【接下来的这《临江仙·送钱穆父》是一送别诗，里面那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也是被引用的常客。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人生就像是一趟艰难的旅程，你我都是匆匆过客，既然如此，又何必计较眼前的离散和江南江北呢？句中得失两忘、万物齐一的态度昭然若揭。】

刘彻看着这个三番两次登上天幕的苏轼，已是无言。

他看着悬在眼前的水幕，难得有些酸溜溜的。

苏轼这样的人才，他也想要啊。

他脑海中划过卫青、桑弘羊、李广、张骞董、仲舒等人的名字，还是馋苏轼这样文才和能力都出众的人才。

——人才他是不嫌多的。

刘彻心想，要是苏轼能成为他的臣子，定能助他成就一番伟业。

他看着苏轼经历的诸多坎坷，越想越觉得惋惜，不禁长叹一声。

嗯，这也是个对自己的性情没有什么数的。

【这《临江仙》写于宋哲宗元佑六年春，此时的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他送别自越州徙途经杭州的老友钱穆父时，为他写下这诗。

这个时候的苏轼，是在乌台诗案后复起，又遭诬告陷害，于是再度自请外调的时候来到了杭州。

元佑初年，苏轼在朝为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气类相善，友谊甚笃。

元佑三年穆父出知越州，都门帐饮时，苏轼曾赋诗赠别。

岁月如流．此次在杭州重聚，已是别后的第三个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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