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林的陌生人安德烈斯塔西(安德烈斯塔西)_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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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1页）

第一章

西柏林警察带他去看尸体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法医正要回家，这个倒霉鬼是在下班前被拦住，拎到现场去做检查的，又累又暴躁，不想多说话。时间是凌晨4点47分，当值的警官非常负责任，再小的疑点都记下来，从不弄丢证据，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多年来都升不上去。可惜他没有记下安德烈看见被害人的时候说了什么，应该是“唉”。面对死去的外勤、折断的铅笔尖、核灾难和过路汽车溅起的脏水，安德烈都会统一评价“唉”。比起灾祸，他更怕麻烦。

年轻的死者总共中了两枪，第一枪在后颈，第二枪在脑后，近距离射击，子弹的射出伤口如此大，鼻子以下成了一团掺杂碎骨的血肉，已经难以辨认样貌。染血的衣物都被脱下来了，陈列在一边，口袋里的东西也被警官掏了出来，一一记录在案。粗呢外套左口袋，打了孔的电车票一张，右侧衣袋有些烟丝碎末，一盒火柴；裤袋，左边有钱包，夹着四张钞票，右边空着。尸体的双手都没有饰品，也没有戒指或手表留下的痕迹。鞋是东德工人常穿的那种，深棕色，污渍斑斑，鞋底结了一层泥壳，好像他在淤泥里跋涉过。

“是你的人吗？”警察问。他是个从各方面来说都长得很方正的中年人，额头因为出汗而在灯泡下发亮。

“是我的人。”安德烈绕到尸体另一边，弯腰审视子弹穿出脖子造成的巨大创口，离得有点近了，警官不由得皱起鼻子。

“你的人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安德烈直起腰，碰了碰帽檐，向门口走去。那个柏林警察两步跨过来，抓住他的肩膀：“你去哪里？”

“回家喝酒，睡觉。你指望我留在这里主持弥撒吗？”

“去你的回家喝酒，我不管你认识上面什么人，有个死人出现在我的辖区里，你不能随便敷衍我。”

“我当然能。”安德烈温和地回答，侧过身，让对方的手从肩膀上滑下去，“谢谢你，警官，抱歉占用你的时间。”

没人拦住他。安德烈推开门，走下短短几级楼梯，点了支烟。五点钟了，天还是没亮，路灯却熄灭了。教堂的钟声像漆黑的沥青，顺着钟塔淌到街道上。安德烈加快了脚步，像是怕踩到这些缓慢流动的低沉声音。稍早前下过雨，凹凸不平的马路布满水坑。他钻进小巷里，往东走了一段，从另一条散发着下水道气味的小路绕回来，往法国占领区边界走去，过了几分钟，又换了个方向，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借助旁边的商店橱窗观察空荡荡的街道，没有动静。苏联人把这叫作“干洗完毕”，用美国人的话来说，他已经“黑了”，没人跟踪他。

一家面包店亮起了灯，向那点光亮走去，潜入阴影里，推开一扇木门，走上弯曲的楼梯。楼梯间上方亮着一盏积尘的灯泡，左右两边各有一扇门，木头做的，只安装了一个锁，普通人家的大门。他摸出钥匙，打开左边的那扇，轻手轻脚溜了进去。

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死去的男孩们“打扫”，熟练并不等同于心里好受。安德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羊皮手套，戴上，有条不紊地检查了小公寓的每个角落，首先取走护照、支票本、信件和收据，再检查床垫下面、衣柜后面和浴室橱柜。这头小山羊生前不爱阅读，整间公寓里就丢着一本沾了咖啡渍的小说，封面盖着图书馆的印章，粘在末页的借阅记录表明，这本书早在七个月前就该归还了。安德烈仔细地翻了一遍书本，确保里面没有任何引人警觉的蛛丝马迹。窗台的盆栽下面压着一张发黄变皱的明信片，没有邮戳，背面涂着些意义不明的数字和赛马术语，那是羊群和伦敦沟通用的密码。安德烈把明信片揉成一团，塞进大衣口袋里。等苏联人派斯塔西猎狗偷偷摸摸嗅到这里来的时候，除了橱柜里的半盒发霉的饼干，什么有用的东西都不会找到。

没人看见他下楼。面包店开了一扇小气窗，飘散出暖乎乎的黄油香味。证件和纸张把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但并不重，好像外勤的一生，轻飘飘的，无足轻重，小得足以放进口袋。他到河边去烧掉这一切，用手掌护着火柴，点燃在清晨的寒风里颤抖的薄纸。河流在不远处窃窃私语，拍打开裂的石阶，火焰从下往上卷起，啃噬层层叠叠的纸张，烧尽了姓名和年月之后就衰弱下去，熄灭。他摘下帽子，低头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既是神父，又是唯一的吊唁者。远处传来水鸟扑翅的微弱声音，鸟儿贴着水面滑翔，没入晨雾。

他戴好帽子，用靴底把灰烬扫入斯普雷河，动身去找公共电话。硬币刚好够，安德烈拨了号码，想象着铃声在伦敦的一个沉闷的办公室里响起，一声，两声，夜班情报官连滚带爬地从档案柜后面的小行军床上起来，冲向电话。安德烈对着话筒呼了一口气，斟酌措辞，他会先开一个关于值夜班的玩笑，接着再讲不好听的实话：他失败了。这就是柏林给他的礼物，失败和死亡。

——

他很少失败。他是三个“牧羊人”之中的其中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在英国本土出生的。没人说得清楚安德烈的产地和具体品种，每个部门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论，其中一半是时隔多年后才提出的，特别行动处说他是奥地利人，战前跟着犹太母亲借道西班牙逃过来的；苏联司背后叫他“法棍”，富有信心地表示他是一个法国面包师和一个斯洛伐克移民的孩子，甚至拿得出面包店的地址，那栋建筑物七十年代被拆了，今天已经无从考证苏联司的说法，再说，苏联司也不存在了。通讯处自始至终蒙在鼓里，以为他是个专门摆弄窃听器的电工。五处永远怀疑他是苏联间谍，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只能小声咕哝，不敢大声指控。档案室的老警卫坚称安德烈的真名是平平无奇的“詹姆”，其实是个出身臭水沟的伦敦孤儿，但没人把警卫的话当真。他老了，一天里有十八个小时在打瞌睡，而且大轰炸的时候被德国人的高爆弹震聋了右耳，即使有人砸碎窗户爬进来也不一定听得见，上头纯粹是出于同情才让他留下的。

两个解释。一，安德烈是某种远东的异教神，天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张面孔都是真的。二，这人是个被害妄想症患者，一条被咬断过尾巴的变色龙，就算在自家阵营里，也不敢露出真正的颜色。他说英语的时候带着口音，法语也是，德语和俄语也一样，仿佛他从未真正属于哪个地方，从未拥有过真正的母语。

能够确定的是，他在战争爆发前就到这个负隅顽抗的小岛上来了，十多岁，尚未入行，不懂得隐藏自己的身份，留下了一串擦不掉的脚印：海关记录，地址注册表，中学入学登记，体检单。安德烈辍学加入皇家工程兵的时候才十八岁，服役记录表明他在1948年和空军一起去了柏林，负责给基地铺电线，这一年之后所有书面痕迹都神秘消失了，他好像进入了一段长长的漆黑隧道，从四十年代延伸到五十年代，从另一头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军情六处的“牧羊人”，手里牢牢牵着东欧的羊群。

羊群是个不祥的比喻，只有坐办公室的蠢货才会想出这种代号。安德烈粗略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坐办公室的”，和“在外面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前者制造的，后者被迫帮他们擦屁股。发现尸体之后的第四十七小时，坐在宽街54号五楼隔音室不甚舒适的木椅子上，安德烈心里转着的也是这个念头，像一小片茶叶，漂浮在缓慢升高的液态焦虑里。坐办公室的家伙都不知道羊群最终的命运是什么吗？

“他死了吗？”

提问的是美国人，安德烈没有看他，转而审视上司的脸。特别行动处处长西奥多·霍恩斯比是个说话轻声细气的伦敦人，四十七岁，鬓角灰白，戴着款式老旧的玳瑁边眼镜，看上去更像个逆来顺受的数学老师，缺乏任何能让人联想到“间谍”的特征。霍恩斯比参加过两次大战，1940年被选入新鲜创立的特别行动局[1]，多次带队空降到法国和比利时执行爆破任务。就是这只老鸟把安德烈招募进来的，他是为数不多能管束住安德烈的人，主要因为霍恩斯比在加入办公室之前，也曾经是个“在外面的人”。

接近午夜了，霍恩斯比的领带依然没有松开的迹象。旁边的美国人早就脱了外套，丢在会议桌上，袖子挽到手肘。中情局来的野蛮人，呼吸里带着浓烈的烟草味，他抽卷烟，门牙和右手手指被染黄了。

“所以？他死了吗？”美国人又问了一次。

安德烈的目光转向美国人，侧了侧头：“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样的，但在我们这边，被子弹打烂脑袋一般会导致死亡，麦卡伦先生。”

“确定不是抢劫？或者其他意外？”

“钱包还在。中了两枪，先是脖子，再到后脑勺，确保他死得透彻。看起来像斯塔西的手法，而且他们就是想让我们看出来。”

“那些狗娘养的是怎么知道的？”

“我暂时没法回答这个问题，麦卡伦先生。”

“那你整天在柏林捣鼓什么呢？”

安德烈冲他微笑，略微抬起下巴，像条准备攻击的蛇，“要是中情局也有人在柏林，不就知道了吗？”

霍恩斯比原本在琢磨手里的铅笔，现在抬起头来，冲安德烈皱起眉头，每当他觉得安德烈需要管教的时候就会这样皱眉。美国人看起来不高兴了，因为他和安德烈都清楚中情局在东柏林没有可靠的线人，至今不得不倚靠六处的人脉。表面上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平起平坐，但这种“特殊关系”正在逐渐变质，旧世界早已破产，新大陆则是有钱的表弟。

“先想想怎么补救。”霍恩斯比一整晚只说了五句话，这是第五句，“有没有‘相关人士’需要打发？父母？妻子？情人？”

“父母去世了，有个弟弟，不怎么来往，应该不是问题。”

“我们还有别的信息来源可以替换吗？”

“这可不是换轮胎，一个坏了就拿个新的上去。我需要从零开始物色新的‘羊羔’，不知道要花多久。”

“‘不知道要多久’。”美国人嘲讽地重复了一遍，安德烈假装听不见。没有人再说话，寂静缓慢膨胀，顶着隔音室的四面厚重墙壁。美国人身后一块装饰板破了一角，露出底下用于阻断无线电的铅板和铁网。这些木质饰板本来是要模仿乡村俱乐部，给隔音室增添一些柔和气氛的，可惜损坏速度比想象中快，现在看来只剩欲盖弥彰的荒谬。

“他说得对，这是需要耐性的工作。”霍恩斯比开口，用手里的铅笔轻轻敲打桌面，“回去睡一会，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回柏林，着手招募新线人，‘秒表’计划启动之前我们一定得在东柏林司令部安置眼睛和耳朵。”行动处处长转向美国人，后者点点头，看起来不打算补充什么了。安德烈拿起帽子，起身离开，椅腿嘎吱刮过地面。美国人用指节敲了敲桌子，安德烈停住脚步，回过头，没有掩饰自己的不耐烦。

“顺便找出是谁干掉了我们的人，知道吗，德国佬？不摸清楚漏水的地方在哪里，什么都不能开始。”

安德烈没有理会那个错误的蔑称，离开了隔音室，放弃了嘎嘎作响的旧电梯，走楼梯下去。外面在下雨，夜班警卫替他推开门的时候，浸透水汽的冷风擦过脸颊。他走过了一条街，离总部足够远，才着手捕捉行踪飘忽的伦敦计程车。快凌晨一点了，路灯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两个醉汉互相搀扶着走了过去，撞上垃圾桶，两人都倒在地上，躺在被雨水沾湿的水泥路上，对着夜空咒骂。安德烈移开目光。

一辆黑色计程车窜过前一个街口，没看见他高高扬起的手臂。这位刚从郊野里跋涉回来的牧羊人叹了口气，压低帽檐，设法躲开无孔不入的雨滴，双手插进大衣口袋里，背对着圣詹姆斯公园，沿着冷风飕飕的街道向东南走去，天亮之前他应该能到家，终于能喝上那杯从柏林的停尸房就开始渴望着的威士忌了。

——

你已经发现了，直到这里我都叫他安德烈，尽管这不是他的真名。我习惯了这个名字，我和他在柏林认识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在他的许多面孔里，这是他选择向我展示的第一个侧面，第一印象总是很难改变的。在这个故事里，我还是继续把这位短暂到访柏林的陌生人叫作安德烈。

这也是你的故事，毕竟你很快会成为我，而我是他，最终，我希望，你也会变成他。

作者有话说：

[1]二战早期由丘吉尔创立，即后来的军情六处，“军情六处”这个名字是SIS众多名字中的一个，也是最广为人知的，直到今天还在用。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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