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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页）

“不是绑架，交易。你有我需要的信息，我有你想要的护照，两本法国护照，附赠一位出色的伪造专家，你和你太太需要的一切文件都可以提供，没人能看出破绽。”

“先把这个‘伪造专家’的联系方式给我。”

“不。先找到我的人，然后我们再谈。”

“可能要花上几天。”

“我会等着。下星期四晚上七点，找个借口出来，我会在马路对面抽烟。如果一切正常，我带你去能够安全谈话的地方。如果你站在路边点烟，就是可以会面，没有烟，我就立即离开，会面取消，另约时间。”

高个子的斯塔西雇员深吸了一口气，点点头。

——

君特·伯恩斯坦带回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他没有在狱政司的名单里找到莱纳·沃格尔的名字，意味着莱纳虽然被捕，但并未入狱。自六月以来，关押人数大增，东德监狱不堪重负，没有多余的囚室容纳莱纳这种仅仅是“态度上”有问题的犯人。坏消息是，汉斯的弟弟很可能还在临时羁押室里，深藏在斯塔西总部大楼之中。那是斯塔西第二司的地盘，狱政司不知道那些水泥房间里关着多少人，他们都是谁。如果想找到莱纳，只能设法盗取第二司的文件，要不就逐一查看每个囚室。

“也不是不可能。”

“什么？”

“亲自去看每个囚室。有多少个这样的房间？”

“我不清楚，三四十个？你不能就这样走进去，那是自杀。”

“当然不能。你刚才说‘临时’羁押室？一般有多少警卫看守？”

“入口最多，进去之后几乎没有，我记忆中是这样的，我调离第二司很久了，也许他们改了规矩。这些羁押室也快要挤满了，因为很多人听信了关于墙的，”君特在两种措辞之间摇摆了一会，“……谣言。”

“你们的清洁工在哪里休息？”

“我不知道，没有留意过，一楼的某个地方，我想。”

“你能到那个地方去，而又不引起注意吗？”

“也许？从没去过，但有些人会去那里抽烟，离停车场比较近。”

“很好。”

“你不可能打扮成清洁工混进去的。”

“我也没有打算这么做。我还有一个问题，地方分局，比如说，莱比锡之类，大约相隔多久会来柏林一次？查档案，开会什么的。”

“他们每个星期都来两三次，很少开会，都是去档案室的。”

“身份证明是？”

“工作证，地方分局主管签名盖章的申请书。”

“就这样？”

“就这样。”

“安德烈，还有一件事你需要知道。莫斯科派来了猎人。”

“安德烈·奥尔洛夫？”

君特诧异地瞪着他，似乎想质问安德烈从哪里获知这个名字，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就是他。不过我不认为这个猎人是专门为你而来的，只是克格勃在‘风雨前夕’喜欢安插一支方便的枪在现场。”

“所以他们真的打算建墙。”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快了。我和我太太谈过了。安娜同意了逃——同意了你之前提出的事情。”君特用手掌抹了抹脸，另一只手紧紧攥着装香烟的纸袋，快要把它撕破了，他找的外出借口显然是买烟，“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给我们护照。”

“我们的协议是找到莱纳才有护照，这可不叫‘找到了’。”

“我只是个普通的文员，我不能像施魔法一样把你变进斯塔西总部。”

“而我也没有要求你这么做，君特，我从来不让你冒不必要的风险，”安德烈双手搭在君特的肩膀上，看着他的眼睛，“你这次要做的仅仅是，在某个时间，‘不小心’忘记锁上某一扇门而已。”

——

就像任何臃肿、行事诡秘、分支庞杂的机构，斯塔西总部的弱点和它的英美对应物是一样的，正因为入口的搜查和身份确认程序极为严格，里面的人更容易放松警惕。人们如此确信不可能有人混进来，以至于看不见近在眼前的可疑迹象。只要一个人进去了，就会自动被认定为自己人。那是闭路电视尚未入侵每一个空间的年代，天哪，我怀念那个时代。

安德烈的计划十分疯狂，同时出人意料地简单，如果你仔细看这里——这支圆珠笔写不出来，亲爱的，给我拿一支铅笔，铅笔总是更可靠，谢谢你。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个入口，它远离主干道，对着停车场。里面是洗手间——我在这里写一个“T”，对面，衣帽间，我写一个“G”。往里面走一些，就是存放扫帚和地拖桶的小房间，消防沙袋也放在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下班时间，这个入口是有人看守的，每个清洁工的姓名和住址都记录在册，防止有人冒名顶替。但是，到了午休时间，就没人遵守那些麻烦的安全规例了，清洁工、打字员和一些结束值班的警卫在门外吃午饭，轮流用一张木桌子和两把椅子。安德烈知道这栋建筑物的结构，曾经和霍恩斯比一起躲在隔音室里研究过偷来的蓝图。这个在厕所旁边的入口是整个链条里最脆弱的一环，只需要某一天，某一个急着返回办公室的雇员忘记把门闩推回原处。

又或者有人故意把门闩推开。

君特显然承担了这个任务。接下来的一切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录，我们只能适当发挥想象力。七月，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某个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刻，安德烈从这扇开着的侧门走进了容纳着斯塔西的灰暗大楼。想象白衬衫、灰色西装长裤和棕色皮革背带，就像任何一个常年在档案室蹉跎的文员。他没有走副楼梯或者防火梯，而是大方地从人来人往的主楼梯上去，手里提着公文包，因为一个普通办公室职员就该这样，没有理由躲躲藏藏。在二楼某处，他甚至停下来打听正确的方向，也许问了偷懒在走廊上抽烟的分析员，也许问了一位年轻甜美的打字员，没有人质疑这位“从莱比锡分局来的同僚”。他顺利到达羁押室，报了一个假名，就在警卫低头查阅记录册的那一刻，安德烈把他砸晕在地，休息室里的另一个警卫听到声音，出来查看，被勒住脖子，缺氧昏迷之后，和同僚一起被拖回休息室里，搜走钥匙，堵住嘴巴，绑到暖气片上，锁门。这两个警卫接下来一个星期里至少被审问了十二次，都无法准确描述入侵者的具体相貌，来不及看清楚。

我们能够得到的最接近现场报道的书面记录，来自中情局秘密招募的一位秘书。姓名至今没有公开，美国人给她的代号是“W小姐”，姓名不一定包含W这个字母，也不一定是女人，有时候他们调换线人的性别，免得泄密。总而言之，“W小姐”复述了当日突然爆发的混乱，她在二楼另一侧工作，离羁押室很远，骚乱的声音刚刚传来的时候，她以为是第二司的肌肉壮汉们又逮捕了什么人。

“有时候他们挣扎得挺厉害的。”W小姐告诉她的中情局接头人。

“请继续。”对方回答。

吵闹声越来越大，很显然，事情不对劲。W小姐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纷纷离开打字机和文件夹，到走廊上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就像有人把疯羊放出来了。”W小姐形容，“噢，没有侮辱那些人的意思，他们一群一群地涌出来，惊恐万状，有男有女，十几岁的，七十多的，拼命往外面跑。警卫都惊呆了，傻站在楼梯上瞪着眼睛，然后才清醒过来，试着抓这些从拘留室逃出来的人，大喊大叫让楼下关门。人实在太多了，大门关上之前，起码已经有一大半的人跑出去了。他们抓住了那些落在后面的，送回牢房里，我听说两个警卫被打晕，锁在休息室里，所有牢房都开着门。”

“有没有听说是谁做的？”中情局的情报官问。

“那天我们都提早下班了，只有第十四司和第二司留下来清点。第二天回去之后，司长召集所有人开了个会，警告大家不准谈论这件事，否则就当间谍罪处理。但我们心里都很好奇，你可以想象，不过没人敢开口聊这件事，你永远不能确定哪个同事负责向‘楼上’报告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互相监视，你明白吗，比如说我负责监视的是。”此处人名被涂黑了。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没有看见闯入者，也没有听见关于他或者她的传言。”

“没有。抱歉。”

至于斯塔西。他们审问了那些未能逃脱的越狱者，得到的答案也并不比W小姐的更有帮助。那是个男人，越狱未遂的倒霉鬼们都同意这一点，看起来三十多岁，也许四十。深棕色头发，普通的衬衫，用皮背带固定长裤。不，脸上没有明显的伤疤，不，没留意眼睛什么颜色，不，他没有同伙，就是一个人。他开门进来，看一眼，继续开下一扇门，前后不到二十秒。

尽管当晚就统计出逃脱者的名单，斯塔西并没有大举追捕，更没有通知西德边防。斯塔西第十五司——邮局和媒体的驯兽师——比平常更用力地把脚踩在报纸和电台的脖子上，严格禁止报道这件事。这既是脸面问题，又是实际考量。他们没有人手同时缉捕所有越狱者，而且组织大搜捕意味着承认斯塔西内部出现了巨大纰漏，“赫尔曼先生”宁愿被火车碾成三段，也不愿意在俄罗斯和美国眼前承认这种羞辱。那扇厕所旁边的侧门悄悄用砖砌上了，所有雇员都必须从一个门进出，午餐时间不再允许自由进出，不准独自进食，也不准独自出去抽烟。

在东西柏林弯绕的边界上，检查站变多了，一夜之间翻倍，好像从水泥缝隙里长出来的丑陋真菌。暂时来说，边防军并不阻止东柏林居民到西边去，这不实际，那时候还有不少人白天在西柏林工作，傍晚返回东柏林家中。只是，以前你可以不带任何证件，直接跳上地铁到西边去，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这种日子一去不回了，从现在开始，就算只是去街道另一头的西柏林商店买面粉，也需要出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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