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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吏治几点思辩及本书背景的说明（第3页）

包括姚崇、宋璟，乃至于之后的张九龄，都是因为举荐人物被抓到把柄从而牵连自己被夺权。

源乾曜生性谨慎，他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寄托在李林甫这种人身上？所以宁可给李林甫安排一个品秩更高但远离中枢事务的官职，也不敢将之延揽到南省来增加出错的机会。

对于真正有才能且值得信赖的人，源乾曜也会给以极大的提拔与支持，就比如宇文融。

源乾曜在担任京兆尹时期，便已经对当时担任下属的宇文融深表赞赏，并将其举荐入朝，之后宇文融几次大的提升，源乾曜也都多有支持。

甚至可以说引荐宇文融入朝，就是源乾曜给开元政治做出的最大贡献，只不过宇文融本身才力卓著，反而让源乾曜在当中的存在感并不高。

人当然不会一成不变，包括李林甫也会成长，当其在担任国子司业的时候，名声已经变得不错。

但要说会有什么脱胎换骨的变化，那也谈不上。

毕竟只有业务水平实在不行，才会狠抓行政管理，这一点上过学的和上过班的大概都能有所体会。

还有重要的一点，晚年的唐玄宗对宰相的能力要求高吗？他连杨国忠都用！

杨国忠的才能是什么？撅屁股露大腚，剩下这点烂底子全都抖落出来！

甚至于因为这个极品的存在，李林甫都变得老成谋国起来。

李林甫能够长期在开元、天宝年间担任宰相，固然与其个人素质合格有关，但也仅仅只是合格，而非优异，且这还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根本原因就是他所担任宰相的时期，基本上就是唐玄宗志得意满、昏聩怠政的垃圾时间，已经将自身的精力从处置国家大事转移到了捯饬家庭伦理上来。

这一时期的唐玄宗并不需要宰相有多么卓越的执政才能，只要将人事矛盾按压下去、不要浮于自己面前来，并且能够无底线的顺从迎合自己，就是合格的宰相。

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恐怕也不能说是吏治战胜了文学，张九龄被贬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唐玄宗自身的取舍。

比如与张九龄一起被罢相的裴耀卿，幼应童子举，后以唐睿宗潜邸旧僚而见用，历任州县，由宇文融举荐入朝，之后提出并主持系统性的漕运改革。

这样的履历，按说无论如何也不应归入文学一派。

如果用非常狭隘的观点来解读，大概就是裴耀卿屁股歪，明明自己是吏治出身，偏偏与文学大佬张九龄眉来眼去，结果被殃及池鱼、罪有余辜。

这么说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还很可笑。

裴耀卿的被贬，其实在其经历也有迹可循。

他主持漕运改革节省运费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以此缗纳于上，足以明功”

，然而裴耀卿却说“是谓以国财求宠，其可乎？”

，因此将之奏为和市费用。

单此一点，已经将裴耀卿与开元天宝年前那些以盘剥求宠的财政型官员区别开来，彼此可谓油水难调。

随后上台的牛仙客大兴和籴，也让唐政府对于漕运的需求不再像之前那样强烈，既不能应时而变、又不肯从俗如流的裴耀卿淡出时局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所以裴耀卿的去职谈不上什么文学与吏治，而是吏治与吏治。

还有一个被视为张九龄文学党羽的严挺之，因为李林甫所举荐的户部侍郎萧炅将“伏腊”

二字错读为“伏猎”

，被严挺之告知张九龄并把萧炅贬出朝堂，这也通常被视为文学与吏治之争的一个表现。

在解释这件事前，先介绍下严挺之何许人也。

严挺之进士出身，神龙年间又应制举而出仕，并受到上司姚崇的赏识，姚崇入朝为相后便将严挺之推荐入朝担任右拾遗。

唐玄宗刚刚履极的先天年间，严挺之便上奏不应“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

，从而受到嘉奖，可见这是一个秉性正直、敢于进谏之人。

严挺之的刚直绝不是虚伪的人设，他是真的敢，就连掌管风纪的侍御史言行不妥，他都敢于发声斥责。

甚至于开元年间作为唐元功臣、称得上是北衙第一人的王毛仲，张说等强势宰相都不敢触其锋芒，唐玄宗解决王毛仲都要小心谨慎，但严挺之仍然敢于拒绝王毛仲的非法要求。

了解了严挺之是个什么人，再来回看他对萧炅的不满，这应该归为党争吗？

官员识字、尤其是堂堂一部侍郎识字，这不应该是为官的基本素质吗？如果这也算是文学与吏治之争，吏治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户部侍郎只需要识数，不需要识字？

大唐至此立国已有一百多年，制度已经规范，人才储备丰富，对于中央要司的官员素质要求有所提升，这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或者说，李林甫同样无学术，还不是安安稳稳做了这么多年宰相，文人又何必搞什么学历歧视！

前文已有论述，李林甫的家世让他从出生伊始便开始接触这些人事，甚至这些人事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年耳濡目染下来，如果连基础的政务处理都还不合格，那他就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智力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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