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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1页）

“你怎么在这？”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你去哪了？”

哥哥看起来状态很不好，耷拉着脑袋，走起路来晃晃悠悠。

他不愿说话，我嫂子也不说，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嘴里只是吐出了短短几个字，却令我震惊不已。

“我得艾滋病了。”

我一脸震惊地望着他，愣了很久都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三个人大概沉默了有一分钟之久。

“什么时候的事？”

哥哥坐在阴影里，支支吾吾了半天，终于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

他最开始是去成都打工，也就是零一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做架电线工，风险高，但收入还不错，有次两个工友邀请他一起扎一针，因为他们两个付不起一针的钱，想再找人一起“拼一下”。

也就是说，三个人用的是同一个针头。

没到两天他就被抓了，他已经成年，所以可以不用通知监护人，只需要留个吸毒史，交了罚款就可以走了。

罚款高达几千元，他和他的工友交罚款的钱是找一个叫布约的人借的，也就是卖给他们一针海洛因的人。

你这不就是中了连环套吗？不是邀请你的工友点你，就是卖你东西的人点你。我对他说。

被放出来后，布约说可以给他安排个赚钱的活，但那其实就是打黑工。

他在那里被困了很久很久，身上的东西都被没收，24小时都有人看着他们，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是几个月，他和同屋的人也计划过几次出逃，但都失败了，最后是那块地方被迫拆迁，他们要跟着搬走，他和一个同屋的朋友计划趁乱翻墙。

成功是有代价的。我哥在从墙上翻下来的时候摔到了腿，当时他也顾不上疼，一瘸一拐地跟着朋友跑到了暂时安全的地方。

他找路人要了几块钱，跑到公共电话亭边想要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在一次又一次的忙音中他丧失了联络的希望和勇气，亲情断线的时候，他却看到了唯一能抚平烦恼的良药。

那时候他因为腿疼蜷缩在墙角，打算就这样将就一夜。

有一个男人朝他鬼鬼祟祟地走过来，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一番攀谈后，他得知那男人名叫毕拉，跟自己是同乡，他可以帮他减轻痛苦，并且答应让他先去自己的住处对付几天。

这下他的腿一点都不疼了，让他误以为自己成了被海洛因眷属的孩子。

毕拉说去帮他和他朋友买瓶水，去去就回。

他们在当晚免于流落街头，因为被警察押上了警车。

信任是一种价值连城的奢饰品。

那人百分百故意的，我们习惯把这种事件叫“两鬼拍门”，也有人叫“朝飞晚进”。

毕拉这个人我印象中在大院那里见过两次，根据我哥的描述，应该就是同一个人，不是重名。

这个名字让我再次证明了自己之前的想法，只要我当初在成都肯花心思找他，就一定能找得到。

毒贩总是有千万种办法让你倒霉，这我太清楚不过了。

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跟你有多大仇，仅仅是因为他着急用钱。

比如在你挖包找东西的时候突然跳出来敲诈勒索、在埋包的地方给你放一包跳跳糖，甚至干脆什么都不给，所以避免被他们利用的最好办法，大概率就是成为他。

第二次被抓的时候就要进强制戒毒所了，一般是三个月到两年不等，在这之前要先做个抽血的检查，可我哥只是幸运地被拘留了几天，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恍然大悟了，那警察告诉他，你可以回去了。你有艾滋病。

警察就是这样，他们通常不会拘留艾滋患者太长时间，一方面是出于恐惧，另一方面是像戒毒所这种地方并不具备相应的医疗设备和服务，所以一旦你被检测出是病患或感染者，你连被强制关起来戒毒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我哥并没觉得如临大敌，只是不懂警察为何如此慷慨。

被放出来后，他站在电话亭前手握着听筒，是我妈接的，她在那边“喂”了一声，我哥刚要说话，突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后背。

是毕拉。

他一把抢过听筒，把电话挂掉了。

毕拉告诉我哥，你之前欠的钱，是高利贷。

在殴打的过程中，当毕拉得知我哥是因为有艾滋病才被放出来时，才匆匆忙忙收了手。

艾滋病的药物是政府提供的，免费，但是我哥并没有按时服用，因为他觉得吃了没有效果。

他甚至都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有这个病，也许是误诊。

后来的那段时间，他一直抱着侥幸心理，企图寻找地下的“艾滋医生”，也许有什么偏方可以治好。

唯一的变化就是钱包越来越扁，病痛从没有放过他。

从那时候起，疾病的事实开始变得具象化。他开始时不时地咳嗽和腹泻，偶尔还会低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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