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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青蒿素终于也来了（第1页）

中科院、社科院分家以及中科院的机构职能改革，在1968年的国家工作日程里占用了不少时间，不但唐华、郭沫若、华罗庚参与其中，甚至总理也几次过问职能改革的想法进行到了哪一步。

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的区别有多大？——区别很大。

美国科学院的运作机制更像是中国工程院（无论唐华版还是1995年成立的现实版中国工程院），只负责颁发和管理院士这一荣誉称号，以及担负国家级的科学咨询机构的职能。至于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在哪里工作？平时都干些什么？这些都随意。

唯有中国科学院，从最初成立时开始就有庞大的研究机构，这不是郭沫若办出来的，而是在1949年以前，民国的科学院就如此。

民国的科学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分支研究机构？这和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没有像样的大学有关。“像样的大学”不但收学费教学生发毕业证，还搞研究尤其是理工科研究。民国的大学能安稳把学生留着上四年课就不错了，搞不起什么基础研究，只有由南京的中央科学院承担这一职能。

科学院下辖科研机构，国家工业部门下辖研究所，现在的顶尖大学也有不俗的科研能力，大型国企甚至也有自己的科研部门，它们都有可能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成果，都有可能产生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院士）。

于是，这就让科学院的机构和非科学院的机构之间出现矛盾，解决矛盾就得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但也不能完全相安无事，有点竞争也好。

……但现在，必须最优先解决的问题是，科学院下辖的很多研多究所研究水平较低、成果较少。这个问题不解决，半年之后就不好向国家交代。

从1969年开始，国务院将每年从基本建设投资的额度（1969年可能会达到1200亿人民币）中拨出20亿作为基础科学研究投资，也就是要拿20亿给中科院烧。随着以后中央财力的逐年增长，基础科学研究投资还会逐年增多。

这个时候，中科院内部结构、职能的调整就非常必要了。虽然国家准备好了这20亿在基础科学领域烧掉，但如果中科院不把内部理顺，这20亿可就真的是“烧”了，连点儿灰渣都不剩。

“当年你把我拉去研究非对称加密，搞出了计算机加密体系，这其实是一次应用数学研究，有很清楚的项目执行过程，基础数学研究就有点天马行空了，朝一个方向出发，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目标，甚至上路了也不能确定自己走的方向是不是对的。”

唐华：“但是应用数学不属于工程院，它和基础数学一样，都在中科院数学研究院下面，华老您就不要推辞了。”

华罗庚思考中科院的新发展方向，当然是从他最熟悉的数学领域说起。

数学院下面首先数学所，无所不包的万金油。单飞出来的研究所有搞密码的计算数学所、搞超算算法的工程计算所，此后如果又出现了什么长期的、很重要的应用数学研究方向，再增设专门所。

数学研究院和物理研究院是中科院下面唯二的两个“院下辖的院”，其中物理研究院比数学研究院还大，下面有7个分所，这其中不包括清华大学物理系下设的激光物理中心和核物理中心。

化学和生物的研究机构是散装的，比如微生物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遗传学研究所等等。

生物化学研究所不研究生化武器，它就是研究“生物化学”这一门跨界学科。化学武器的研究单位是化工部的农药技术研究所；生物武器是卫生部防疫研究所抓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经常定期开密级很高的会议讨论这类子事情。

数学研究不算太耗钱；物理领域国内进步不小，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国内人才基础和知识积累也算是雄厚了，投入进去的资金大部分可以保证有效。

就是生物学和化学领域掌控起来比较难。

但生物学和化学的基础研究，又到了必须开始的时期——这两项所谓的基础学科和应用技术的联系非常紧密，比如生物学是基础研究，如果在人体细胞领域有了一个新发现，它很可能半年就被用到医学领域。

……

“生物遗传学研究所至今为止尚未进行过一次成功的DNA双螺旋观测。”

华罗庚对唐华摊手，一副无奈的表情。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很多年了，甚至诺贝尔奖都是几年前拿的了。虽然这是国外的生物学发现，但是国内——国内现在在出口相关的精密实验仪器。当然中国不只是出口仪器，农业大学、卫生部防疫研究所、电子信息工业局北京计算机所……好几个单位都拿实验仪器做过成功的DNA观测，但遗传学研究所除外。

不要说在生物遗传学领域做出顶尖发现了，就连跟进世界遗传学的最新进展都没做到，这可咋整。

唐华：“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投资当中，生物基础研究的资金大致比例是固定的，但可没说一定会给中科院下属的研究所。”

华罗庚：“那就是……明年生物基础研究基金投到农大去？他们的杂交水稻成果非常强，虽然算是农业工程而不是基础研究……但是农大有了这个成功项目做先例，开展生物遗传学的基础研究，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唐华：“其实遗传学研究所是一个缩影，它揭示的问题是‘脑子落后于时代的过气科学家怎么办’。”

……

这大概就是封建学阀和资本主义学阀的主要区别。

资本主义学阀只要自己（或者自己的研究所）有钱可赚，学阀会毫不犹豫地采用研究所内任何一个人提出的新思路、新研究方向、新的解决方法。只要把研究成果搞出来，产业化或者卖专利给其他公司做产业化，学阀自己日赚斗金，这就很爽。

封建学阀可就“不为五斗米折腰”，赚不了钱没关系，我不能丢面子。我觉得这个研究方向才是正确的，就不许手下的人发出质疑。哪怕手下的年轻人是对的，哪怕这会导致本研究所的成果落后也无所谓。

之所以这么有恃无恐，是因为这些老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子或者网络，就算我的研究方向老了、路子错了、做出来的东西是瞎糊弄的，老人都有办法指鹿为马说这就是国际先进水平。

不过在1968年的位面倒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但中科院有一些研究所，的确成了拖后腿的问题所。

在工业与信息化委员会，对一些数次警告和整改仍不见好转、认定为无可救药的工厂，工业督察委员会会“定点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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