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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4页）

“没关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可以在摄像机拍不到的地方陪着我们，就算在拍俄切的时候你不小心出镜了，我们也会把你剪掉的。”

阿谭犹豫着点了点头，“好，我相信你们！”

然后她就再次递给我一叠纸，和之前当翻译一样，拍纪录片也要签合同，还多了一份知情同意书，里边告知了用途和传播范围，什么甲方乙方，肖像权，免责声明……

我看得头大，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她说你不仔细看看合同啊？

这么信任我？

我笑着说，不看了不看了，你办事我放心。

我也特别郑重地跟家人说了我的豪言壮志，我本以为他们会很意外，会激动地为我加油鼓劲，结果他们好像都没什么反应。

我已经让他们失望太多次了，可能在他们心里，只要我今天还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仅如此，我爸妈对拍纪录片也不看好，在他们心里这除了扩大我丢人的范围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但是面对那拍摄结束后高额的报酬，他们心里也不太想让这个好机会落在别人手上。

三千块钱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实在太有诱惑力了。

当时我故意问小赵记者“那我岂不是可以上电视？那我就可以出名啦？”

她和周大导演笑了，“对啊！你可以上电视呢！”

我总是能逗得他们哈哈大笑。

为了保护我的隐私，我不能使用我的真名，我说随便你。

她的眼睛转转，那不如……就叫罗加吧。我说好。

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罗加的意思是“心爱的人”。

从那天起，周大导演的摄像机闯入了我的生活。

我同意之后，就不再是偷拍了，而是全程跟拍，他们有了明目张胆的通行证，除了晚上睡觉之外他们两个一直跟我和阿谭待在一起，周大导演到处东拍西拍，连我家的小花狗吃剩菜都被当作了空镜素材。

他总是拿着一台索尼的磁带式摄像机，还要带上一个沉重的箱子，里面装满几十甚至上百盒dV磁带。

每盒磁带都会用油性笔仔细写上标签，比如“翻译工作”、“草坪采访”、“村童游戏”等。

因为一块电池拍摄的时长有限，所以他还要带一大堆备用电池，各种连接线和采集线，平时拍到一半我还常常要帮他在村里到处找插座。

阿谭常常一看到我被拍了，就会赶紧和我保持一段距离，他们两个就赶紧安慰她，让她别那么紧张。

她总是反复确认，真的会给我打马赛克吗？那我的声音怎么办？

你的声音我们也给你处理，哄了半天，她终于同意可以偶尔拍她。

其实我也紧张。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受不了他一直在拍我，我感觉浑身不自在，我不习惯面对镜头。

平时跟小赵记者聊天的时候我滔滔不绝，但真到了拍摄的关头，我反而总是说话卡壳。

我居然害羞了，低着头说道“有点不好意思。”

还有一种情况，小赵记者问到之前问过我的问题，我会不自觉地扭头看看周大导演，再看看她，我说这个问题之前问过了，这时候她就会拽拽我，但之前我们没拍啊，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不管我什么时候找她说话，她一定会第一时间放下手头上的事，听我讲述的时候，她从来都很认真，总是看着我的眼睛，时不时冲我点头微笑。

她对我做的全部都是正向的鼓励，没有一丁点的挖苦，亲和到让我觉得不正常。

有时候即使我跑题或啰嗦，她也不会轻易打断。

我后来才知道。

有关于堕落的故事她已经听倦了，但每次只要我开口，她都会表现得像第一次认识这个群体，而且她特别擅长引导，类似于一种无比温柔的审讯，整个过程我毫无压力，让一个毒虫说真话其实是一件挺困难的事，人家凭什么向你坦白呢？

近乎于变态的耐心就是她的职业素养。

就这样慢慢地，就算她问的是以前问过我的问题，我每次都可以讲出新的东西。

后来我知道有一个词可以完美地概括我当时的内心，那个词就是——头脑风暴。

他们两个就这样始终陪伴着我和阿谭，直到摄像头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威胁。

我开始慢慢适应了那个持续亮的小红点。

有个问题一直让我记忆犹新，那天我们几个坐在我家附近的草地上，她问我你对于戒毒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还真有看法，这是我当时在几分钟前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于是我神神秘秘地告诉她，我说我想申请一个明专利，特别牛逼，特别厉害，要不这个方法就以我的名字命名吧。

“什么专利？”

“一种戒毒疗法！”

我告诉她，我自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大概要花上十几天，我可以把白粉做成溶剂，并准备一瓶蒸馏水，每从溶液中吸出一滴管扎针，我就往白粉溶液瓶里注入等量的蒸馏水，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我注射的就会是纯水了。

这样一想，戒毒好像也没那么难。

我以为说完这番话后她会对我刮目相看的，可没想到她却对我说“俄切小朋友，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的明专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申请过了！”

我很惊讶，心想这不可能啊，这明明就是我自己的智慧结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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