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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2页）

随后，万历帝将一本红批奏折拿了出来，冯保赶紧低头接过，传给了张居正，张居正站起身，缓慢而又厚重的躬身向前，伸出正在蜕皮的斑驳双手接过奏折，这封奏折正是王世贞写的《心经奏疏》。

这是一本密疏，直接呈到李太后手中，密疏不经过内阁，如果李太后判断这本密疏可以给内阁，便公开为奏折。

在万历朝，党争就是通过密疏来进行的，争国本，三王并封，福王之国，楚宗案，科场案，续妖书案，直到红丸、移宫、梃击三大案，包括后面的东林党与浙党齐党等之间的斗争，全都是通过密疏来进行的，双方均使用密疏给皇帝这个第一权力人递小纸条打击对手。

现在将这本张居正没看过的密疏交给他看，意思是非常明显的——张居正，这是一本攻击你的密疏，你看看吧，写奏章的是刚刚立了大功的王世贞。

王世贞在这封折子里面开门见山的歌颂了万历朝鼎盛朝运，说在浙江出土了一本佛教经书原典，我王世贞自觉这是一件大事，立马收了上来呈给皇上，王世贞在密疏中分析了佛教原典在浙江出土代表的意义，甚至还考据了一番佛教发源于华夏的可能性，在密疏的最后，王世贞却话锋一转，说朝廷中有位重臣“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伤备，以阴谋险伏为虞”，暗指张居正是大明文化与经济复兴的阻碍，还影射他专权乱政，意图不轨！

张居正看完这封密疏之后，总算是明白了万历帝，或者是李太后想传达给自己的意思。

如果想要了解张居正目前的境遇，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目前明朝的政治情况。

目前朝中三大权力人物形成的三角平衡已经有所松动，万历登基之时，朝中表面上最有希望成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是高拱，高拱是明穆宗，也就是万历他爹驾崩时钦点的托孤对象，是张居正的前任，奈何高拱在权力斗争上还是比不上张居正+冯保的组合，高拱此时身上叠满了buff，打压了徐阶（此时高拱眼中的第一对手徐阶早已经退休回家了），位居内阁首辅，明穆宗死前拉着他手说“以天下累先生”的托孤对象，在如此之多的有利条件下，高拱对于自己执掌万历朝最高权柄信心满满，然而攥着一手好牌的他没弄懂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刚刚诞生的万历朝里面，谁是敌人，谁是盟友。

万历登基的时候年仅十岁，上到高拱下到百姓，谁都知道万历这时候还在“学做皇帝”的阶段，真正说了算的是李太后，高拱这时候还忙着打压太监冯保，寄希望于老朱家完全的依靠内阁，依靠自己，但皇家是不可能完全信任文官团体的，皇家和文臣中间永远隔着由太监团体组成的司礼监，华夏的帝王体系中，太监团体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也就同时存在太监团体干涉权力结构，分享皇家权力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不能被制度改革、思想进步、改朝换代所影响的。

当然，有人就提出了异议，自从宦官出现以来，确实不断的出现宦官专政的情况，但是清朝也有宦官体系，为什么没有出现宦官专政？

清朝的太监势力是极其弱小的，这不就意味着清朝采取了某种措施，限制了宦官专政吗？

实际上不是，其实华夏帝制从来都是三元对立的，清朝之前是皇权vs文官vs宦官的结构，皇权主导，并且使用宦官制衡文官，而清朝则有了另一股势力，清朝的三元结构是皇权vs满族贵族vs文官，满族贵族取代了宦官的地位，因此本质上是一样的。

世界上现存的每一种政体都无法避免一个问题——权力下放与权力斗争，这两者是因果关系，因为存在权力下放，所以一定存在权力斗争，权力下放是不可避免的，再强大的中央也无法在当年的生产力条件下（这里的生产力条件表现在通信、交通、物流、信息处理工具等等几个方面，那个时代的中央没有现代通讯手段，无法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一步集权，如果想完成行之有效的统治，必须把权力下放给文官和地方官员，这就导致，在野文官团体开始形成在野政治势力，比如明朝末期很具有代表性的东林党，皇权不能忍受文官团体政治势力无限膨胀，所以必须引入宦官势力以达成制衡。

再插一句，其实陈肇兴办学堂完全可以不用请例如刘元卿这样的大学者，他自己凭借白莲圣子的威望，办学在白莲领地内是水到渠成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请一下刘元卿，甚至仅仅是让刘元卿指派个书院先生应付一下也好？

这就涉及到在明代，书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在现代人看来，书院，不就是学校嘛，学校的功能就是教书育人，哪有什么复杂的？

但是明代可不一样，书院，一方面确实行使学校的功能，另一方面，书院是在野政治势力的主要活动场所，甚至可以说，书院就是在野政治势力的象征，是知识分子聚集，议论朝政，拉帮结派，发表政治见解，影响朝政的场所。

后世久负盛名的在野势力东林党，主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就是东林书院。

而以刘元卿为首的复礼书院，就是当今王阳明学派的重要阵地，如果能获得刘元卿的办学支持，这意味着陈肇所办的学院地区，获得了某种自治性的可能。

明代的历代帝王对学院的态度很复杂，也很微妙，一方面来说，帝王希望书院能够帮助朝廷培养更多知书达理、贤明正值的文人，而且书院的自治性很强，不花朝廷的一分一毛，充分发挥其治学的作用；另一方面，帝王又不希望书院形成在野政治势力，这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稳定，帝王非常清楚，一旦学院的名气大了，学院的威望会直接盖过地方官府，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像刘元卿这种级别的，地方官别说拿他怎么样了，连刘元卿的一根屁股毛都摸不到，这样一位桃李遍天下的大文人，谁知道他朝中有多少同乡和同学？

谁知道他的某位学生正在什么地方做官？

复礼书院的所在地，老百姓有什么事情都是往书院里面跑，找这些学者解决问题，商人要想获得当地的市场认可，那就得去赞助书院，这甚至比贿赂地方官员更加有用，刘元卿的书院，是当地实质上的政治权力中心之一。

老百姓之所以支持书院，一来是书院教书育人，给老百姓提供了阶级跃升的渠道，二来书院相比较地方政权，更加注重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地方政府若是胆敢欺压当地百姓，藏龙卧虎的书院马上就会对地方官员施压，他们的能量是可以直达天听的，书院自然会获得老百姓的支持。

因此，如果陈肇能沾上刘元卿的名号开办学院，就能让地方的官员势力不敢对他乱来。

把话题拉回到高拱与张居正。

现在掌权的是李太后，宦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李太后如何与身为男人的文臣高拱如此接近？

李太后只能通过万历和司礼监掌控朝野，所以高拱打压太监冯保等于同在打李太后的手足。

所以说，高拱的最根本问题是，他没有看清楚中华帝制的三元分立的必然性，他企图在朝廷中构成二元结构——皇权与文官的对立，完全排除宦官，这显然是天方夜谭。

而更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张居正完全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他跟与皇家最近的大太监冯保联手，跟冯保分享权力，冯保在李太后面前力挺张居正，对抗高拱，就等于力挺自己，高拱等于将王炸亲手推到了对手的手牌中。

而且高拱说话太直白，这种人在陈肇手下反而会得到陈肇的重视，因为“直白的说真话”是陈肇非常看重的品质，一群谜语人执政必然会导致整个政权体制中充满潜规则和厚黑官场话，这会导致行政效率降低，腐败滋生，明争暗斗，拉帮结派，也不能说是导致，官场厚黑学会让这些问题深深的藏在体制的最深处，让政治体制丧失自我批判、刀刃向内的能力。

这时候全天下都知道年仅十岁的万历不能执政，但是全天下都不会说这句话，唯独高拱在内阁的时候公开直白的说：“十岁天子何以治天下？”

这句话被张居正和冯保抓住，把这句话改为“十岁天子何以做主人？”传给了李太后，李太后听后大惊失色。

这一下子就坏了菜，一句话的性质从“口无遮拦”变成了“蓄意谋反”，如果高拱能联合冯保，这句话就算被他大嘴巴说出去了，冯保也能帮他隐瞒，就算隐瞒不下来，也不至于被改成如此大不敬的话。

高拱既没有体悟到三元政体的局限性，也因为身居高位而没管住嘴巴，就算他手上攥着如此之多的好牌，也经不住他如此折腾。

帝王政体有其局限性，为了保持三元结构的稳定，官场厚黑学必须存在，明争暗斗必须存在，陈肇未来组成的政府则可以很大限度的避免这些问题，因为白莲教本身是宗教组织，是讲信仰的，这不是说陈肇未来执掌的政府就不是三元对立的了，不是，依然是表面上三元对立的，帝制三元结构是当前生产力状况下，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提，就是当前生产力状况下，帝制是整个华夏文明试验出的最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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