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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三）

张姐吐出的那个数字，像三块冰冷的巨石，沉沉压在王新仁和阮雪的心口。出租屋里，那晚的灯似乎比往日更暗，连墙上剥落的墙皮都透着一股灰败的死气。王新仁蹲在墙角，闷头抽着最劣质的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有偶尔烟头明灭的瞬间，映亮他眼底一片深不见底的绝望。

“三万……”阮雪的声音轻得像游丝，空洞地悬在烟雾里，“我们去哪里找三万？”

王新仁狠狠吸了一口烟，烟蒂按在地上，碾得粉碎。“挣！”他猛地抬起头，声音嘶哑，带着一种近乎凶狠的决绝，“我去码头扛包，去工地搬砖！你……你不是在群里接活吗？多接！挑贵的接！白天干完晚上干！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阮雪，像要把这口活下去的气硬灌进她身体里，“孩子不能没有妈！这个证，必须办！”

阮雪被他眼中的火焰灼了一下，泪水无声地涌出。她用力点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用疼痛逼回软弱：“好！挣！我们挣！”

生活的齿轮，在王新仁和阮雪身上，骤然加到令人窒息的程度。

王新仁彻底放弃了风吹日晒、收入微薄且不稳定的贩菜。他如同一块沉默的礁石，扑向了城市最粗粝的角落。晨曦微露，他已在码头冰冷的船舷边，弓着腰，咬着牙，扛起百十斤的麻袋，一步步挪向堆场，汗水混着灰尘在黝黑的脊背上冲刷出道道泥沟。午后，他又出现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穿梭，搬运砖块、搅拌水泥，沉重的劳动让他的腰背在夜晚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他专挑那些没人愿意干的、最累最脏的力气活，只因为工头会多塞给他几十块钱。晚上回家，常常累得连话都说不出，胡乱扒几口冷饭，倒头便睡，鼾声沉重得像破旧的风箱。

阮雪的日子，则像一根绷紧到极限的弦。在朋友介绍下，她加入了好几个长沙本地的家政服务群。她给自己取了个名字：王雪晴。这名字像一层薄薄的、易碎的壳，罩在她真实的身份之上。她不敢再用阮雪这个名字，更不敢用那张写着“阮雪”的过期签证。在一个昏暗的小巷深处，她花了三百块，从一个眼神闪烁的男人手里，买来一张粗糙的、写着“王雪晴”名字的假身份证复印件。这张纸，成了她进入别人家门的唯一通行证，也像一颗定时炸弹，揣在她怀里，日夜提心吊胆。

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群里的单子，她专挑那些要求高、时间长、别人嫌麻烦但报酬也相对优渥的活：给刚装修完的新房做彻底开荒保洁，照顾术后康复期需要小时看护的老人，或者去那种大平层、大别墅做深度清洁。她手脚麻利，沉默寡言，雇主挑剔时，她只低头做事，从不争辩。别人不愿擦的高窗，她搬凳子踮脚擦得锃亮；别人嫌脏的厨房重油污，她跪在地上用钢丝球一点点蹭干净；别人抱怨照顾失能老人太辛苦，她默默忍受着异味和半夜的呼叫，按时喂饭擦身翻身。

她的一天被切割成好几块。清晨五点，天还没亮透，她已经在一户人家擦洗厨房；上午九点，赶到另一户做日常保洁；下午两点，可能又出现在一位独居老人家里，做饭、打扫、陪聊；傍晚六点，再匆匆赶往下一家做晚饭和简单清洁。晚上九点、十点，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回到出租屋，常常累得连澡都不想洗，只想瘫倒。

收入确实可观了。一张张皱巴巴的十块、二十块、五十块，甚至偶尔有一百块，被她小心翼翼地抚平，叠好，藏进那个旧饼干盒的深处。盒子的分量在缓慢增加，每一次放入新挣的钱，都像在深渊边缘垒起一块小小的石头。但这份“可观”，是透支健康、透支睡眠、透支安全换来的。每次看到小区门口有穿制服的人，或者听到楼道里有查户口的动静，阮雪的心脏就会瞬间提到嗓子眼，浑身冰凉，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立刻躲藏起来，直到警报解除，冷汗早已湿透后背。那张“王雪晴”的假证，在真正的权威面前，脆弱得像一张废纸。

王华民把自己更深地埋进了书本里。放学铃声一响，他永远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的人。他不再参与任何同学关于零食、游戏或者新球鞋的讨论，匆匆的脚步只为赶回家。家里常常是冰冷的灶台和空荡的房间。他放下书包，熟练地系上围裙，淘米、洗菜。等妹妹华英回来，他正好能把简单的饭菜端上桌。华英叽叽喳喳说着学校里的事，华民安静地听着，偶尔回应一两句，心思却早已飘到书桌前摊开的习题册上。

中考前的日子，空气里都弥漫着硝烟味。王华民像一块沉默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所有知识。深夜，当父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常常看到他房间的门缝下还透着一线微光，里面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以及少年压抑的咳嗽声——他感冒很久了，一直没好利索，舍不得花钱买药，更舍不得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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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通知书寄到学校的那天，班主任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当看到信封上“长沙市第一中学”那几个烫金大字时，王华民只觉得一股滚烫的血流直冲头顶，手指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巨大的喜悦瞬间淹没了他，随即又被更深的忧虑沉沉压住——省重点，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家里的饼干盒子，能承受住这份“荣耀”的重量吗？

他把通知书仔细地夹在课本里带回家。晚饭时，他平静地把它拿出来，放在油腻的小饭桌中央。

“爸，妈，我考上一中了。”声音很轻，却像一道惊雷，在狭小的空间里炸开。

王新仁夹菜的手顿在半空，筷子上的咸菜掉回碗里。他怔怔地看着那张薄薄的纸，仿佛不认识上面的字。过了好几秒，他才猛地反应过来，粗糙的大手一把抓过通知书，凑到昏黄的灯光下，手指笨拙地摩挲着那几个字，一遍，又一遍。他抬起头，看向儿子，眼眶瞬间红了，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只出嗬嗬的抽气声。最终，他用力拍了一下桌子，震得碗筷叮当响，只吼出一个字：“好！”

阮雪放下碗筷，拿过通知书，手指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儿子的名字和学校的印章。眼泪毫无征兆地大颗大颗滚落下来，砸在光滑的纸面上。她赶紧用袖子去擦，生怕弄花了。她看着儿子清瘦的脸庞和眼底的疲惫，又看看丈夫布满老茧、指关节粗大的手，最后目光落回这张承载着全家唯一亮色的通知书上。她没说话，只是把通知书紧紧贴在胸口，肩膀无声地耸动着，仿佛要把所有的辛酸、委屈和此刻汹涌的、带着苦涩的骄傲，都揉进这张纸里。

华英高兴地拍手跳起来：“哥哥好厉害！一中！哥哥要去最好的学校啦！”她清脆的声音暂时驱散了屋里的沉重。

王华民看着父母激动又复杂的神情，心中那块沉重的石头并没有完全放下。他知道，更大的压力才刚刚开始。他低下头，默默扒着碗里的饭粒，舌尖尝到一丝咸涩，不知是菜的味道，还是别的什么。

就在全家为一中的费用忧心忡忡、阮雪拼命接单攒钱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带着巨大风险的单子落在了她的头上——照顾一位住在高档社区、年逾九十、儿子女儿都在美国的独居老人，周老先生。

雇主的要求极其细致严苛，写在长长的清单上：每天按时测量三次血压血糖并记录；饮食严格按营养师配比；每隔两小时翻身拍背；室内恒温度；所有地面必须光洁无尘；与老人交流必须轻声细语……报酬相当丰厚，但附加条件也让人望而生畏：必须住家，小时响应，接受远程监控（子女通过家里的摄像头随时查看情况）。

阮雪（现在她是“王雪晴”）几乎没有犹豫就接下了。高收入，而且住家省去了她奔波的时间，意味着可以同时再接一份白天的钟点工！风险？那张假证的风险无处不在，也不差这一处监控了。

她搬进了周老先生那间宽敞却暮气沉沉的公寓。老人瘦得像一截枯枝，蜷缩在宽大的轮椅里，眼神浑浊，大多数时候沉默着，偶尔会对着空气喃喃自语，说着谁也听不懂的往事。阮雪严格按照清单行事，一丝不苟。她动作轻柔地给老人喂饭、擦洗、按摩僵硬的四肢；她跪在地上，一遍遍擦拭光可鉴人的地板；她轻声细语地陪老人说话，哪怕得不到回应；半夜里，闹钟一响，她就立刻起身，查看老人情况，帮他翻身。摄像头冰冷的红点时常亮着，她知道大洋彼岸的目光可能正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她更加谨小慎微，连走路都放轻脚步。

日子在单调而紧张的节奏中流逝。阮雪瘦了，眼下的乌青更深。但周老先生的精神似乎有了一丝微弱的起色，浑浊的眼睛偶尔会跟随着她忙碌的身影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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