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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记得利和地产成立初期，他想收购一些项目，被罗宝珠劝住。

罗宝珠让她等等，说是等到九月底才可以行动。

果不其然，九月份发生了这样一件政治大事，闹得港城地产界腥风血雨。

他倒是没有怀疑罗宝珠有什么通天的本领，只以为她有提前获知重要信息的渠道，免不得试探着问她。

罗宝珠没吭声。

其实港城房价的下跌不仅仅是政策原因。

港城开埠之前，土地实行私有制，后来被英国管制，所有土地成了官地。

官地由官家买卖。港英政府的卖地只是以租出或其他方式批出使用权，并不是将土地永久出售，期限一到，土地会被政府收回。

简而言之，拍卖的是土地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卖地成为港英政府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一套与地产相关的税收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

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港城人口增加，土地供不应求，于是开始填海造地。

第二次内战爆发后，一大批人从内地涌入港城，港城的人口再度剧增，填海造地也缓解不了人口压力，港城的房子供不应求。

当时港城的住宅楼只有三到四层那么高，最高不超过五层，民众对房子的需求与日俱增，住宅买卖却并不活跃。因为那个时候港城的楼宇买卖是整栋整栋的交易，普通人没法买一栋楼，当需求与供应不对等时，港城房地产的改革就要悄然来临了。

买不起一整栋楼的居民只能选择住在寮屋。

寮屋是一种用木板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屋，属于非法占用官地建成的非法楼宇。

最开始，寮屋搭建在市区附近的空地，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寮屋也就慢慢朝着山坡蔓延。

远远看上去，是一个密集型的木屋区。

木屋区的卫生条件和治安情况都非常糟糕，供水排电的不规范性终于在1953年酿成一场大祸。

那一年的圣诞节夜晚，石硖尾木屋区发生大火，3死51伤，之后的一年内又先后发生五起火宅，政府于是决定统筹兴建廉租屋。

廉租屋最开始是给收入比较高的例如白领或者工厂技工居住的地方。

60年代后，内地大量偷渡者涌入，港城的人口仍旧快速增长，房屋供不应求，以前的寮屋还在悄悄蔓延，港英政府不得不加大投建廉价屋的力度，而且并放宽入住徙置屋的资格，港城的公屋政策初步形成了。

67年，内地开展一场打出来会被屏蔽的革命运动，港城也受到影响，罢工示威，反英抗暴，发展到后期甚至演变成暗杀、枪战。

场面一片混乱。

这场危机中，一些精明的新兴地产商，把握住难得的时机，大量吸纳被低价贱卖的地产物业，为日后在地产界大展宏图奠定基础。

罗冠雄一向擅长投机取巧，他就是借着这场港城的大暴乱收购了很多地产资产，一举成为地产新贵。

80年代之前，港城的经济命脉其实都握在英资财团手中，银行、保险、地产和公共事业，几乎不容许华人涉足。

但是英资财团主要兴建商业楼宇，很少介入到住宅市场，留下的空白被华商捡了漏。

罗冠雄凭着那场大暴乱中吸收的地产资产，开始大建住宅楼宇。

好地段才能真正赚大钱，当时的北九龙是出了名的穷人居住区，罗冠雄不屑于将业务发展到穷人区。

后来罗振华接手，请来的管理人员做了详细规划，认为可以朝北九龙一些不太富裕的地方扩张业务。

大方向没错，偏偏遇到政治事件影响，亏了一场。

这场大亏也不仅仅只在于政治，从70年代开始，地产商们拼命在港城建楼，已经为这场地产海啸埋下伏笔。

70年代后期，港城的经济过热，因着中东石油危机的影响，通货膨胀率达到15%以上，失业人数大幅增加。

加上当时港城的地产已经脱离正常发展轨道，尖沙咀东部的地价在3年内上升了六七倍，楼价也升了3倍。

楼价像坐了火箭一样攀升，引来了一大波热钱涌入。

简单点讲，开始出现炒楼者。

港城卖楼花制度流行开来，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在港城大行其道，炒楼炒得火热时，甚至一整栋大厦炒卖，非常疯狂。

这种泡沫迟早要破灭。

75年港城小型住宅楼的价格是每方尺230元左右，400方尺的房屋售价9万元左右，当时港城家庭平均月工资是1300元，一家人拼搏6年左右的工资可以买得起港城一套房。

但是到了80年，住宅区的房价已经蹿升到每方尺1502元，工资也在增长，然而工资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增长的速度，一家人拼搏一辈子都不一定买得起一套房。

这样的市场迟早要坍塌。

下半年港城各处地价其实隐隐有下降的趋势，不过政治事件的出现加速了坍塌的过程。

“放心，这场政治事件不会这么快就结束。”

罗宝珠回应李文旭的担忧。

李文旭担心风波很快过去，留给她的时间并不多，但其实中英谈判会历时两年，直到84年的九月份，这场谈判才会落下序幕。

中英谈判有了结果之后，港城的房地产行业会慢慢复苏。

不过，两年时间已经足够了。

——

罗振华要卖掉北九龙住宅项目的消息传到了吕曼云耳中。

吕曼云气不打一处来，横眉竖目地指责罗振华不思进取，没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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