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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杀人一定偿命（第1页）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在影视作品网文小说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有些作者确实需要好好去了解一下，哪怕在今天，杀人也有过失杀人和故意杀人之分，还有正当防卫等特殊情形。古代也是一样的。

除却一些赎罪的情形，古代也是分犯罪情节的，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没错误，有些无心之举造成的人命之罪，都是有尺度的判罚，和今天类似。记住，古人只是古，并不是傻。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在古代只是一个道德口号，真到了官府审理阶段，是否判死刑，还得看一堆因素。《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都有对“杀人”进行极为详细的分类，比如故意杀人、误杀、防卫杀人、正当惩戒、斗殴致死、教唆杀人、代人行凶、越权施刑致死等等。

以《唐律疏议》为例，杀人分为“谋杀”“误杀”“过失”“防卫”等数十种条款，只有“谋杀亲属”“杀君”“杀主”“杀父母”等才一定死刑，其它都可能酌情减罪。明代《大明律》则进一步加上“打斗中失手”“劝架时误杀”“保卫财产中杀贼”等“可议免死”的情形。

所以，古代真正能“一刀斩立决”的，往往是谋反、杀官、谋害尊亲的极端恶性案件。普通的民间杀人，远没有那么简单粗暴。

“杀人就是死”这种说法，在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比如两人斗殴，一人死了，如果证人证明是对方先动手，反击方甚至可以被判无罪。

《大明律》明文规定：“因守财杀贼者，不问。”意思是，如果你为了保卫财物杀了人，甚至不入罪；又如“奸夫被杀，不坐杀人罪”，也就是说你现妻子通奸，一怒之下杀了奸夫，是可以不判死罪的。

再比如“误伤致死”，如推人致其摔倒撞伤死了，或打架时不小心打中了要害，这种情况多判徒刑、流放。更极端的情况——你睡觉翻身把隔壁小孩压死了，这属于“非意误杀”，顶多杖责。

法律承认人的情绪与偶然，也承认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所以很多杀人案件，经过认真审理之后，是不会简单判死的。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人的命不是“等价”的。尤其在《唐律》和《清律》中明确写道：官员、贵族、军功世家有“避死”的权利。例如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若非谋反谋杀等重罪，往往可“以身抵法”，或缴纳赎金赎罪。

宋代设有“赎论之制”，就是说你不是重犯，就可以用钱来减刑。像误杀、越权施刑致死、酒后误伤等，交钱就能免一死。这套赎罪标准还明确标价，比如杀人赎命十斤黄金、误伤三十两白银、过失杀伤十匹绢，类比今天的“量刑指导意见”。

而对身份尊贵者，如勋贵、郡王、宗室等，还设有“优待审讯”，须先由朝廷或宗人府审核，才能决定是否问罪。在明代，王府亲属杀仆人，只需缴纳一定罚金，很难真正问罪。这不是“法盲”，而是等级制度下的“法律现实”。

“十恶不赦”才是铁律，其余罪名多可“议减”。“十恶不赦”制度始于隋唐，成为后世各朝“判死刑”的基准线。所谓十恶，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奸淫妇女等。这些才是“无赦”的重罪。

普通的“杀人”，如果不涉及“尊亲属”“谋杀”“预谋”“施毒”等恶性情节，是可以“议赦”或“缓议”的。特别是宋、元、明三朝，对“临时激愤杀人”“防卫失手”等案件，多采用“缓决”制度，即先判死，押后三年，若无再犯或冤情浮现，则改判。

所以很多古人虽判了死刑，但几年后改流、配、戍边甚至释放的案例不少。就像今天的死缓制度，古代早就存在。说“杀人必死”，是以偏概全。

赎命制度高度商业化，缴赎金换活命不是罕见。明清时期赎命制度已经非常成熟，有明确“赎罪册”，由刑部制定价格。明代《大诰三编》记载：“杀人误也，银三百可抵死。”意思是你若杀人但属误杀，交银三百两即可免一死，通常会改为徒刑、流放甚至罚役。

富人“花钱保命”已是常态。晚明有位布政使之子杀人，家族连夜交银五千两，不仅免死，官位照旧。而普通百姓若杀富人，哪怕情节轻微也难逃死罪。这种不公正固然不合理，但却是真实历史。

清代甚至出现“赎刑养军”现象，国家财政困难，允许“死罪改徙”“赎命募兵”，即缴钱给军队或流放边疆代役。乾隆年间有一位打死小贩的富家公子，赎金三千两白银，不仅免刑，还换得一个六品武职。

如果你是持有“执法之权”的人，如地方官、衙役、兵丁，在执行公务中误杀，是可以免责的。比如衙役押送犯人途中，犯人逃跑你开枪打死了，律法会判为“职守中杀人”，一般“不入罪”，甚至还会嘉奖。

尤其军人，在战乱时期误伤平民，往往也不追责。《明律》规定：“因剿匪、破贼而误死良民者，陈奏请赦。”就是说，你打匪打得太猛误伤群众，只要不是刻意，朝廷多会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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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封建王朝“重用军功”的体现，宁可误杀，也不许战士顾虑太多。这也造成了军人特权的泛滥，但从法律上讲，杀人未必就要偿命，要看你有没有权力、有无执法依据、有无特殊背景。

古代虽强调“父为天、夫为纲”，但并非所有杀人女性都一律问斩。特别是在家暴或长期虐待背景下杀人的案件，往往得到朝廷“宽议”。

比如清代《大清律例》有明确条文：“妇因夫虐、父虐致杀，准议减等。”宋代“王氏杀夫案”，就是丈夫长年施暴，王氏忍无可忍杀之，经过乡老、知县、府尹三级转审，最终判为“缓决三年”，最后免死流放。

这种“酌情减罪”体现了古代法律中虽粗糙但存在的“人情条款”，并非一味死板。甚至有“百姓请命”类舆情案件，因民间同情心推动，朝廷不得不赦。

受害人家属态度，也会严重影响判罚。杀人案在古代的处理，很大程度上会受害人家属态度影响。如果家属愿意“息讼”，愿意接受赔偿，并有官方调解，往往可以改判。尤其在民间纠纷、械斗、邻里争执中，这类“以赎代命”情况十分普遍。

清代《刑案汇览》中，记载某村民杀人，受害人家属收了五百两白银并写了“愿不究问”的书面文书，官府于是从“故杀”改判为“过失”，仅流放三年。民间还有“官断不如和解”的俗语，反映了古代判案中的灵活与现实。

不过，如果死者是官员、士族、朝廷属吏，家属态度就没用了，必须按“杀官律”处理，极少减免。

谋杀案若无确凿证据，不轻易定罪，更不轻判死。古代司法讲究“验伤验尸”，尤其宋以后形成了非常严密的法医制度，《洗冤集录》就是这一背景下诞生的。没有验尸报告、物证、人证、供词四者一致，是不能轻判死刑的。

比如你说“他是被我推倒死的”，但验尸结果显示死于钝器重击，或者你说“酒后失手”，但尸检现有绳索勒痕，这就成了重大疑点。

因此，很多看似简单的杀人案件，在断狱时非常复杂，有的甚至拖数年，先关进死牢，再反复调查。唐宋以后更是施行“三司会审”“京审制度”，防止冤错。死刑非得“证据铁案”，才可执行。

很多中主角杀人后一走了之，没人追问、无人查证，现实中完全不可能。古代凡杀人，立刻由地方官吏报县衙备案，查尸、走访、验伤、立卷、调证、会审，一套流程至少半年以上，绝非“快意恩仇”。

主角杀了人还能继续开客栈、谈恋爱？在历史中，杀人案要连坐家族、保甲、邻户，通通牵连，甚至地方官一并问责。你要是没被“锁拿审讯”，就算有“勋贵身份”，也难摆脱朝廷查办。

换句话说，杀人案件，在古代几乎都是“司法流程绞肉机”，即便你是官员、宗室、有钱人，也要斗智斗法、层层周旋。真正做到“杀人不偿命”，需要的不是力气，而是背景、权力、钱财、时机和政治资源的全面支撑。

“杀人必死”从来不是古代法律的铁律，它更多是一种道德标语。真正的法律世界里，死刑的判罚是极为复杂的博弈：身份、动机、程序、赎金、舆情，缺一不可。杀人案件并不是“快刀斩乱麻”的行为，而是司法系统牵动整个社会层级的政治风暴。在古代，杀了人若真“安然无事”，说明的不是法律轻，而是你权势重。那些主角“一怒斩恶人，从此当英雄”的戏码，放到历史里，不是死刑就是全族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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