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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穆祺才不能不本能对这种虚无的做派感到厌恶。因为他很清楚这一套做派的终点是什么——虚空大赢，一赢永赢；因为我赢，所以我赢；我过去赢，现在赢，未来也必然会赢；抛开事实不谈，难道我没有赢？

如今的汉儒搞这种虚空辩论，可能只是怕皇帝打脸后强力翻盘；但虚空辩论搞得越多，儒生们的胆子越大；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那些高门士族就绝对是在尝试着用他们的那套“玄学”构建中华版本的种姓制——即所谓“士庶之隔”、“清浊之分；只不过五胡十六国的蛮夷实在是听不懂高妙玄论，本土的陈胜吴广又实在太多；内外交攻毫不留情，杀得士族血流成河，一败涂地，根本没有办法建立基于赢学的妙妙种姓制度。

只不过，中华种姓制度的尝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蔓延滋生，制造的祸患也已经不可胜计；秋风起于草末，这样的做派必须严厉打击，打早打小，露头就打，不能允许丝毫假借；穆祺将纸塞进了衣袖。

“无论如何，这样的东西不能姑息。我会想办法驳斥这群疯子。”他道：“既然他们谈三代，那就从三代入手，好好驳斥一番——我会逐步释出一些古籍的残本，指正出这些文章的胡说八道，削弱他们的效力。”

只是“削弱”，而非“摧毁”。老登自然立刻听出了不对：

“然后呢？”

穆祺看向老登：“然后就只能看陛下的决断了。”

看什么决断？显然，刘先生愣了一愣，立即就反应了过来。他神色数变，迅速回忆了往日那场匆匆而止，并不算愉快的对谈；时过境迁，他倒是不好再强硬拒绝，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太激进了！”

“也不至于说太激进吧。”穆祺道：“陛下先前不也多次下诏，要为边境的士卒提供识字教育么？如今不过是将教育的规模大大扩张而已，似乎也谈不上什么激进……”

是的，当初穆氏与刘先生纵论古今，提到的唯一可行的、能够从根本上控制住儒家的办法，就是推广教育——或者更准确一点，推广最基础的、启蒙的教育。

如果抛开所谓温情脉脉的面纱，那么意识形态争夺最激烈、最残酷的领域，还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舆论霸权，而是最简单、最基础的蒙学。舆论场要影响的毕竟是千万形形色色的人——聪明人、蠢货、杠精，效果很难把握；而蒙学面对的，就是纯粹懵懂、三观都还没有建立的幼童，那灌输的效率，当然就高之又高，绝不会有什么反噬。

如果将汉儒的儒学视为一个宗教，那遍布天下的私塾就是它的教堂，私塾的塾师就是它义务的传教士；这些仅仅启蒙的读书人未必懂什么高妙的儒学理论，但他们教授常识之时，同样也在潜移默化的教授儒家那一套价值观。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儒生那套重归三代的复古主义？因为在识字启蒙的《仓颉篇》里，就公开宣扬尧舜禹汤的仁德——换句话说，“三代盛治”的概念，已经成了汉朝人的出场设定，刻入dna中的本能；所以儒家宣扬回到三代，回到上古，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有问题。从小不都是这么学着长大的么？

没有一个人觉得有问题，那就是社会的共识；当社会上下达成共识，那就是强势如汉武帝，亦不可违拗——人毕竟不能抓着头发把自己拎起来；想要对抗共识的只有另一个共识，如果想要与儒家吉列豆蒸，那就绝不能放弃私塾的战场；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干脆废除私塾，以国家强制的启蒙教育替代；当然，如果真到了这一步，那它就会有一个令人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名字了。

为了击败掌控意识领域的宗教力量，世俗政府不得不强力介入基础教育；为了介入基础教育，就必须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是相当合理，且合乎逻辑的推论；但也正因为推论完全合乎逻辑，丝毫没有任何可以扭曲的链条，所以不能不引起刘先生莫大的警惕。在现代呆久了见识也多了，见多识广的他本能地意识到，这一套玩意儿长久发展下去，结局未必是自己想看到的。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儒生们的态度当然已经是昭然若揭，但总不能为了驱逐儒生不顾一切，盲目引入；否则前门驱狼，后门入虎，搞不好又会整出什么花活——如此左思右想，前后顾虑，才是刘先生一反常态，迟疑不能决断的缘故。

当然，只是迟疑不能决断，而非公开拒绝，或者视若无睹，说明老登心中未必没有动摇。穆祺敏锐觉察到了这个微妙的间隙，于是稍一思索，准备再加上一把火：

“如果陛下心存忧虑。那么也不是不可以稍作订正。”他和颜悦色道：“教育的内容是可以限制的，要是陛下觉得引入太多后世的内容，食马肝的风险实在太大，那么可以收缩范围，只传播一些客观、安全、不会引起动荡的数理知识，如何呢？”

虽然皇帝要脸说不出来，但大家懂的其实都懂；孝景帝时儒生和黄老争论商汤革命，争急眼了直接拖高祖下水共沉沦，吓得孝景帝亲自下场阻止，说吃肉不吃马肝也没啥大不了，讨论学术也不一定要讨论高皇帝——算是人为定性，强行圈出了一堆碰都不能碰的滑梯；显而易见，如果后世的某些观点随着教育扩张而流布进来，那搞不好一本书都是碰都不能碰的滑梯，这还玩个什么？

不过还好，抛却那些主观的、煽动性极强的观点之外，现代世界总还有一些客观的、冷冰冰的知识——大家埋头苦读勾股定理与方程，总不至于搞出什么碰都不能碰的滑梯吧？

这个方案倒是切中要害，老登的脸微微有些动容了。他本人对数理内容不甚了了，但从卫霍的反应来看，穆某人的保证似乎却有其可行性，不过……

“加入一些数理内容，就能限制儒生了？”

数理化是冷冰冰的，是客观的，是不以意识而动摇的。但既然不以意识而动摇，那它对于儒生的攻击效果就颇为可疑了——这玩意儿与儒学也不沾边吧？

“当然是有作用的。”穆祺彬彬有礼：“数理知识学多了常识也就多了，看事情往往要注意一点逻辑性。而儒生们为了神化自己的学说嘛，有时候难免就会忽略逻辑……”

经过汉儒的同人再创作之后，创始人孔子已经高度神圣化，成为了“素王”、“天之木铎”；在汉儒如今的宣扬中，孔子是承接了天命有资格做天子的，只不过他实在是太善太慈悲了，因为忧虑改朝换代生灵涂炭，所以放弃了自己的天命；而为了论证这种天命，汉儒毫不吝惜笔墨，给孔子上了所有能想到的buff——孔子斗唇，舌里七重、胸口有文字、瞳孔会变色，怎么看怎么不像凡人。

显然，这种玩意儿平日里骗一骗普通人也就罢了。恐怕稍微掌握了一点逻辑常识的人，都绝不能相信孔子是这么个奇形怪状眼睛会变色的魔法少女——神化宣传太过离谱，反而会在正常思维前显得滑稽，于是千辛万苦塑造的神圣性金身，当然也就在戏谑中崩盘了。

相比起天竺婆罗门的究极赢学来说，现在的汉儒还是太天真、太幼稚、太无能了；他们打造的哪一套体系脆弱而又尴尬，其实很容易破防，远不如种姓制度的精致完美。所谓击其半渡，趁儒家的理论还没有完全沦为虚无缥缈、不可辩驳的玄学之时，抓紧时间当头来个沉痛一击，效果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皇帝完全听明白了穆某人的意思，神色却有了微妙的变化。显然，他已经捕捉到了关窍：

“瓦解神化……”

瓦解神圣性就能重击儒家——说得对吗？简直太对啦。但问题在于，搞神化的难道只有儒生一个？

没错，在掌握了基础逻辑之后，那些孔子奇形怪状眼睛会变色的神话一看就非常搞笑；但当年高皇帝乃“赤帝子”，是祖上被一条龙服务过后生下的混血种神话，难道不是同样离谱、同样搞笑么？

逻辑解构对神圣性的损伤是aoe，不会开什么友军免伤；一拳暴击后儒生当然扑街，难道老刘家自己就会好到哪里去？大家都是一条藤上的蚂蚱，你搞什么特殊呢？

显然，这个疑惑是确实的。损伤儒学的神圣性同样会损伤皇帝的神圣性，这一点无可辩解。但穆祺只是笑了一笑：

“陛下的担忧，确实无可反驳。不过，我倒是想起了一个笑话。”

“——笑话？”

“很老的笑话了。”穆祺道：“这个笑话说，有一回两个猎人在森林里打猎，忽的远远听到了老虎的吼叫，显然是有猛兽在迅速接近。其中一个猎人立刻蹲下身来系鞋带。另一个猎人大惊失色，说你现在系鞋带有什么用？你又跑不过老虎！蹲下的那位说，我当然跑不过老虎，但这也不要紧，我只要跑过你就行了呀！”

数理逻辑一旦铺开，就会不加区分地吞噬掉一切拙劣的、可笑的神圣性；这是必定会发生的现实，皇权与儒生都无法逃避的猛虎。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仔细想想，皇权也不一定需要保证神圣性的完美无缺；它只要保证自己残存下来的神圣性比儒生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不就完全足够了吗？

第110章

“陛下应该要搞清楚，神圣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穆祺曼声道：“皇位的神圣性并不需要太高，只要比儒生的那一套学说更可靠、更有效，能够维持权力的运转即可。事实上，有的时候神圣性太高，也未必是什么好事呢。”

儒学帮助皇帝建立了神圣性，但这种“帮助”很难说是出于忠诚爱戴，还是出于某些微妙难言的算计。神圣性好吗？神圣性当然是好的，但凡事过犹不及，塑造出一点皇权崇拜巩固地位也就罢了，如果真的把皇帝严格打造成一个高高在上、不食烟火的现人神，那他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一切接触现实的机会，将会沦为一个光鲜、精致、华美的偶像，除了获取敬拜以外，其余将一无所有。

“在这个教训上，东边的小日——我是说东边的倭国就很有经验。”穆祺道：“倭国的外戚与阴阳师合作，将他们的什么‘天皇’打造为了天神的后裔，神圣性抬到无与伦比、完全超脱凡俗的地步——天皇是神的后裔，所以他不能说凡人的语言；天皇是神的后裔，所以他不能与凡人对视；天皇是神的后裔，所以他不能随意履足凡间的土地；这么一套操作搞下来嘛……”

一个不能说凡人语言、不能与凡人见面、不能随意外出的“皇室”，和权臣手中乖乖从命的傀儡泥娃娃有什么区别？喔不对，这种情况比之傀儡娃娃还不如——中华历史上不是没有过主弱臣强，皇室沦为傀儡的时候，但这种状态终究是危险的、脆弱的，不能长久持续；无论是心怀不甘的弱主，抑或惶恐忧虑的强臣，双方终究会有一个忍耐不住，强行打破这个危险的局面。但在倭国，因为神圣性的洗脑实在太强太成功，成功到连天皇自己都深信了自己的“神性”，于是一切以神为名的架空操作也就顺理成章，再没有半点阻力。

权臣可以永远架空皇权，那当然没有任何必要篡位；倭国延续千年的天皇制度，大致就是这么来的。在这种体系下，皇位更类似于传国玉玺一样的珍品宝物——谁会和传国玉玺为难呢？

刘先生嘴角一抽，神色变得有些微妙了。

显然，东瀛的外戚和阴阳师没有什么独步天下的创意，他们能想到的东西，中华的儒者也能想到。实际上，从儒学诞生的那一刻起，儒生们恐怕就一直在暗戳戳的做着试探。儒生们一向推崇的是上古，上古中最推崇圣君的是尧舜——一般没有大禹；为什么没有大禹？因为尧舜时“垂衣裳而天下治”，淡泊自守，不理俗务，很愿意将政务交给大贤之士处理；而相反，大禹的风格就很让人不快了：胼手胝足，身自躬亲；为了治水处处巡视，与底层打成一片，把权力抓得牢得不能再牢；天下的皇帝要都是这么个做派，那大儒们还吃什么？

尧舜是好的，皇帝们都要学尧舜；大家老老实实做圣君，一切政事委托贤臣，岂不美哉？

说白了，在汉-魏这个节骨眼里，儒生可绝对不是后来那种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模样；他们一边配合着皇权，一边也未尝没有自己的小算盘；从魏晋南北朝的教训来看，这个小算盘还打得相当成功——可惜，中原的地形毕竟与倭国不同；岛国四面临海，绝无外敌，将内部洗脑完毕，一切就算万事大吉；可就算大儒奋起拼搏，真能完成洗脑中原的宏伟壮举，一旦北方的野蛮人南下，那又该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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