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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季亭舟（第2页）

秦至夏在高一末转学到国际学校，高中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出国读书。

她大一时从商学院转到政治系，然后就在政治系里安然念完大学跟硕士。

从我手上的资料来看，秦至夏根本就不是南泽的学生，对各类营队、讲座、社会运动这种陈怀驥可能会出现的场合也兴致缺缺，让她跟陈怀驥形同两条平行线，唯一有可能的交集是陈怀驥开车直接撞进秦至夏房间里。

陈怀驥的资料就更少了，少到我都觉得应该去警局报失踪人口，可能是被有意清理过，连社交媒体上都找不到他的资料，只剩维基百科。

不过我还是调出了陈怀驥在南泽教书时教过的所有学生。

那学生名单很长，但我看了一晚上也没看到秦至夏的名字。

就算我把跟陈怀驥交好的骆皓也纳入调查范围，还是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跡。

秦至夏这个人，绝对没有看上去这么普通。

我关掉研究室的灯，去开车。

时间很晚了，天空跟被墨泼过一般黑。

但时间也不算太晚，至少没晚到酒吧跟夜店都熄灯，但我还是不知道要去哪。

我坐在宾士里看着googleap，在目的地那一栏不知道要输入什么。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哪。

所以我只是把手机放好，开出南泽的停车场后就一路笔直地开。

一直开、一直开，完全没有目的地，就这么一直开。

最后乾脆调转回头，往南泽的方向开，反正我也不在乎自己往哪个方向开。

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也不需要知道，只需要面向前方，继续走着别人安排好的前途、嚮往已经被决定好的前景，继续用挥霍的方式去活。

社科院的办公大楼一片黑，没有任何灯，大家应该都走了。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摸黑走进我的研究室。

关上门、打开灯，我觉得整栋楼里大概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站起身，从满墙的书柜上随便抽了本书来看，书名是《被徵收的土地正义》。

翻开书来看，里面控诉的每一桩丧尽天良，我家的建设公司都干过类似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那本书写的几乎就是云鼎建设的发家史。

我看过我哥一边砸着大把钞票聘律师团一边跟旁边的人说「没事，直接拆就好」，也真的在后来看到我哥放任各种大型机具直接辗过荷甫村即将收成的稻田，完全不顾当地农民的眼泪和请求。

这就是我哥，看起来没血没泪、没心没肺、没有任何身为人类应该有的情感，就连被那些抗议农民泼脏水、丢臭鸡蛋、高声辱骂的时候，都能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指挥局面。

我哥绝对算不上什么好人，但我就是无法专心致志地恨他，因为当我被抗议群眾辱骂甚至被泼漆的时候，挡在我面前的人就是我哥。

当家里的建设公司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要垮了的时候，承担下所有压力放手一搏去荷甫村徵地盖房让公司起死回生的还是我哥。

我哥很冷酷、很残忍，但也是他承担起了所有换作是我肯定承担不起的责任。

所以如果我哥想要什么，我就应该给什么，就算他想要的是买断我整个人生，我也应该给出去，因为他做到了，所有我做不到的事。

他比我更好。

我对云鼎没兴趣，对于我自己的人生也持观望态度，所以如果我哥想要，那他两个都可以拿走，儘管我也不知道如果他把这些都拿走了，我还剩什么？

剩学术吗？我操这世界的。

我曾经真心热爱过哲学，也因为热爱所以做得很好，但我越念越有一种双脚悬空的感觉，虽然每个理论都源远流长、严谨精巧，可真实感却非常飘忽。

学院里教的当代哲学几乎都是那些已经老早就过世的哲学家，那些哲学家没有社群网站也对所谓的「当代」毫无概念，而我的论文却还是不断引用他们，非常悬浮地讨论道德与正义。

在做学术的这些年，我感觉自己变成了空洞且悬浮的人，很无趣也很无所谓，擅长表演，但也就只是表演，在不知不觉间，没跟人好好讲话的日子从一个周末变成好几个周末，单位逐渐从星期、月份、过渡到年份，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只有拿着钞票走进夜生活，才会有人出于工作上的专业素养跟我讲话。

此时，我的手机震动，竟然是秦至夏打来的电话。

我抱着好奇心接起电话，却发现对面没有秦至夏的声音，而是纯器乐的音乐声交杂着赤脚踩在地板上的脚步声。

过了几秒鐘，我还听到非常细微的书页翻动声和钢笔画过纸张的声音，至此我就知道秦至夏应该是误按了通话键却没发现。

但我也没有提醒她，就只是把手机连结上音响，让那些生活中细琐小事的声响环绕着我，就像有一个人真的在我身边平静地看书、写字、听音乐、轻轻哼着歌，平静而美好。

「噠啦啦、噠噠啦啦，人们不厌的沉溺世界的疯狂，噠啦啦、噠噠啦啦，共同成就着彼此善变的坚强。」秦至夏唱歌时音准很糟糕，声音却跟被雪水洗过一样乾净。

清澈的生活感。

没有钞票、没有酒精、没有表演和偽装的那种，清澈的生活感。

那样清澈的生活感大概也曾狠狠打动过谁吧？

我忽然觉得，我可能找到了我在之前的调查里一直找不到的那块拼图。

歌词出自轻晨电-我们背对着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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