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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第1页）

&esp;&esp;汉元帝即位才两年就杀了老师、辅臣、儒者萧望之，此事影响极大。

&esp;&esp;由儒学教导并被儒家寄予厚望的汉元帝，一度承载着儒家对圣君的期望。这种期望，包括重用儒臣，打击文法吏，消除社会问题，爱民爱人，制礼作乐，推动礼制改革，等等许多具体的内容。但是，汉元帝很快以阴柔之手段杀掉师傅，仅此一件事，就足以寒了广大儒生的心。换句话说，汉元帝就此失去了圣君的资格，儒家只能另选哲人王。后来的汉成帝、汉哀帝比汉元帝更不如。人们选择王莽，也包括了对汉帝的失望。

&esp;&esp;不过，汉元帝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成为儒家的圣君。他的确笃信儒学，但毕竟也是汉宣帝的儿子，承袭的是汉宣帝留下的政治格局。以往，史家会特别强调汉宣帝“乱我家法者，太子也”的故事，但汉宣帝既然还是将帝位传给了他，那么一定会从多方面对儿子进行教导、传授、安排，尽可能消弭元帝的性格弱点。

&esp;&esp;既笃信儒学，宽容节俭，又遵循父教，信任文法宦官10，这种撕裂或许是汉元帝给后人留下“牵制文义，优游不断”11印象的原因。而儒学，也就在皇帝的这种优柔寡断中折向了新的方向。

&esp;&esp;9翟方进之死

&esp;&esp;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萧望之的死是皇权尚未衰微、“汉道”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表现。到了汉元帝的儿子汉成帝，“霸王道杂之”的格局渐渐不复存在，儒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独尊儒术”，一系列礼乐制度改革在儒家推动下徐徐展开。

&esp;&esp;长安城无恙，未央宫无恙，但汉廷内外的气氛悄然改变。

&esp;&esp;表面来看，儒学已经接近胜利，十四家经学博士法度森严，牢固把控着帝国的意识形态；中央地方的高级官员几乎没有不是儒家出身的，丞相基本都是大儒，连外戚王氏家族也好儒养士；整个社会向着礼乐制度的终极理想前进，就等着圣人出来实现天下太平。

&esp;&esp;但经学的繁荣之下，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

&esp;&esp;首先，那些官方的经学博士们日益僵化，他们一代传一代，老师传弟子，父亲传儿子，每一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儒经做出更多、更新、更复杂的解释。几个字的“经”，会有“章句、传、记、说”等不同体裁的诠释，字数越来越多，有位叫作秦延君的经师，解释《尚书·尧典》，光“尧典”这个题目，就解了十万字；其中“曰若稽古”一句，解释到三万字。

&esp;&esp;多年以后，执政的王莽下令修订删减这些章句，博士弟子郭路在删减时，因为工作量太大，不幸累死在灯下。

&esp;&esp;文本的烦琐复杂，师法和家法的门户之见，使得今文经学日益成为小圈子里的文字游戏。纵然皇帝信任他们，即使俸禄不会减少，但他们对思想与学术的贡献已经不如从前，对后学者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esp;&esp;但与此同时，今文经学作为博取名利、仕途升迁的通道却始终通畅。修习经学依然是儒生们趋之若鹜的康庄大道，于是被选拔出的儒臣，有许多儒学素质很高，道德水准却堪忧。

&esp;&esp;前文曾提到，汉成帝的丞相匡衡，父祖都是农夫，幼年“凿壁借光”勤奋读书，很是励志。他专精《诗经》，入仕之后当过经学博士、太子少傅，直至封为乐安侯，成为丞相。

&esp;&esp;匡衡不愧为《诗经》大师，流传后世的奏章处处以《诗经》为准则，告诫皇帝要遵守教化，维系道德，为民父母，不可耽溺情欲。这些道理当然是对的，但匡衡自己在面对石显等人的权势时，反而闭口不言。更奇葩的是，他所封的乐安侯国一开始边界不清，把临近郡的土地也划了进来。匡衡明知有错，但隐瞒贪占了这部分土地及其租税，直至被人告发，丢掉丞相大位，被免为庶人。

&esp;&esp;尽管如此，匡衡的许多子孙依然凭借经学家法，继续充任博士职位，逍遥于仕途。

&esp;&esp;匡衡之败是不够“谨慎”，安昌侯张禹就精明得多。张禹也是博士出身，专治《论语》，位至丞相。在张禹的时代，《论语》的地位虽然不如“五经”，但也渐渐重要起来，当时的《论语》有多个版本，张禹凭借自己出色的经学素养，对《论语》进行比勘修订，搞出一个定本，人称“张侯论”，风靡后世12，也就是今天《论语》的通行版本，而其他版本渐渐亡佚，张禹的水平可见一斑。

&esp;&esp;政治上，张禹却缺乏丞相的担当，不敢与外戚王凤争锋；私下里做生意、买田产，凭丞相之尊搞了不少泾河与渭河岸边的肥沃土地。他深居简出，庭院深深，喜欢一个人在院子深处鼓弄丝竹，尽享音乐之美。如此这般，比起匡衡的“晚节不保”，同样“腐朽堕落”的张禹反而得以善终。

&esp;&esp;匡衡、张禹都是当世大儒、学术领袖、一代经师，他们尚且如此，那些遍布朝廷和郡县的儒生官员就可想而知，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好，今文经学的声誉和品质也就受到了损害。

&esp;&esp;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esp;&esp;高陵侯翟方进也担任汉成帝的丞相，就颇能做到廉洁克己、赏罚分明。翟方进自幼失去父亲，少年时在汝南郡当小吏，备受太守摧折，一气之下来到长安学习儒学谋求上进，他的后母很疼爱他，跟着在长安“陪读”，给别人织鞋子挣钱供他读书。

&esp;&esp;多年以后，翟方进成了治《春秋》的大儒，当了博士，尤其精通《穀梁传》，还爱好《左传》，刘歆就在他门下学《左传》。

&esp;&esp;翟方进为人和盖宽饶相似，史书称他“持法刻深，举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诋，中伤者尤多”。13越是对高官，他越苛刻，深文周纳打击他们，奏免京兆尹、右扶风等二千石以上高官二十多位，政敌陈咸被他打击到忧愤而死。显然，这种做派得罪了不少官员，但赢得了舆论的赞赏和皇帝的信任，最终一路当上丞相。

&esp;&esp;这一当就是九年，也是汉成帝越发奢侈荒淫、宠爱飞燕合德的九年。绥和二年（约公元前7年）的春天，发生了一次震惊内外的灾异。翟方进接到下属报告，说是天上出现了可怕的“荧惑守心”。荧惑，就是火星，是灾难之星；“心宿”则是天上的明堂，天子布政之所。荧惑守心，就是火星停留在“心宿”之内，意味着天子将有大灾难。

&esp;&esp;在《汉书》的记录里，秦始皇和汉高帝崩殂之前，都出现过荧惑守心的天象。

&esp;&esp;翟方进精通天文星历，知道“荧惑守心”的含义，不禁惊慌失措。消息传来，有人上书认为，要想消弭皇帝的灾祸，得选择大臣来厌胜。大臣的位置越高，效力就越强。翟方进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esp;&esp;皇帝果然召见了他，所谈何事，后人不得而知。但他回来之后已经打算自杀，人还没死，皇帝的策书火速送到，措辞极为严厉，斥责他为相九年、灾异频出、未能称职。翟方进见策后自杀。

&esp;&esp;有汉以来，灾异影响政治并不鲜见，但像这样直接迫使丞相自杀还是第一次，足以说明此时的汉家天下，官民对灾异的信仰何等之深。但此事亦有颇多蹊跷之处：

&esp;&esp;一来，后世的天文学者推断出，这个月并没有发生“荧惑守心”！14实际发生的是“荧惑入太微”，这也是对天子不利的凶相。二来，翟方进精通星历，“荧惑守心”并不是流星那类刹那间消失的天象，能延续一两个月，他为什么没有辩白，而是很快自杀？三来，这一时期，王莽已经除掉淳于长，当上了大司马，而翟方进与淳于长关系密切，又是丞相，和担任大司马的王莽分庭抗礼。此事和王莽有无干系？四来，翟方进死后，皇帝却“祕之”，就是秘密、低调处理这件事，没有公开，但给了翟方进超规格的葬礼，多次亲自凭吊，这种待遇之高，以至于多年后翟方进的儿子翟义起兵反抗王莽时还念念不忘。

&esp;&esp;因此，这次所谓“荧惑守心”的灾异，很可能出于一次未经记录的宫廷政变。翟方进担任丞相时间太久，树敌又多，与王氏家族关系不佳，王莽新晋，两人成为政坛上的对手15。因此，翟方进的反对派们利用这次灾异，将其夸张或解读为最凶险的“荧惑守心”，推动汉成帝有了令丞相自杀以代自己的想法。汉成帝召见翟方进，可能是要求甚至恳求翟方进自杀，那封措辞严厉的策书，只不过是程序，并非真的斥责。所以汉成帝才会赐予高规格的葬礼，以表示由衷的谢意甚至歉意。这也可以解释，何以是翟方进的儿子翟义举起了反对王莽的大旗，以及王莽为何对翟氏家族斩草除根，连儿童也不放过。

&esp;&esp;但这更说明了，经学最为重要的武器——言说灾异，已经失去了驯服君主的初心和威力。汉朝人信鬼神、信天命，对灾异祥瑞很敏感，董仲舒才会在这基础上发明“天人感应”的说辞，试图用灾异祥瑞来规诫帝王。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说辞是有作用的。汉宣帝满世界去找祥瑞，本身就是他敬畏天命的表现。

&esp;&esp;但经学的文本是敞开的，任何懂得经学的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目的解说，“灵活”借助灾异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翟方进之死，说明灾异成了惩治大臣而非规诫帝王的利器。其实，早在翟方进之前已经不乏先例——儒者谷永依附王氏家族，当别人以灾异批评王氏家族时，他却说灾异来自汉成帝无辜的许皇后，致使许皇后被废。总之，到了元、成之际，灾异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经学的公信力颇为降低。

&esp;&esp;尽管丞相以生命“厌胜”天象，但几个月后，汉成帝还是晏驾了。

&esp;&esp;10今古之争

&esp;&esp;刘歆，恰恰是翟方进的学生，他自幼跟随父亲刘向修习今文经学，对诸子、术数、诗赋、方技都很有兴趣，又是宗室，少年之时就有了些许名气。汉成帝召见他，原本要任他为中常侍留在身旁，但被大司马王凤否了，只好让他先去当黄门郎。

&esp;&esp;巧合的是，大概不到两年，二十四岁的王莽也被拜为黄门郎。

&esp;&esp;两个人年龄相仿16，一个是刘氏宗室，一个是王氏外戚，他们长达一生的友谊虽然隙末凶终，但此时都还年轻，一起共事当有志同道合之感，他们会谈论天下大事，诸如儒学怎么发展，汉家怎么改制，经学有何种弊端，怎么以儒学来说灾异17，国家有哪些问题，等等，和后世的“有志青年”应该没有什么两样。

&esp;&esp;他俩也会去找黄门待诏扬雄聊天，扬雄比他们大十多岁，从蜀郡来到长安，被时任大司马王音召在门下，又推荐在黄门待诏，从此入仕；所谓待诏，就是等待皇帝下诏给个正式的官做，一般情况下，短则数月，长不过几年，都能得到机会。可惜王音很快去世，扬雄又是一个毫无官瘾、不求上进的人，所以他一直待诏，已近十载18。

&esp;&esp;好在扬雄志不在此，他口吃，内向，不爱说话，对今文章句之学也没有兴趣，喜好博览群书，有机会就去天禄阁读书。刘歆也曾跟随父亲在天禄阁校书，彼此就熟悉了。

&esp;&esp;小兄弟桓谭也加入了。他是太乐令之子，若以今天比照，是个喜欢“玩音乐”的“官二代”，尤其热爱被儒家所诋毁的“淫乐”。他对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也不感冒，倒是愿意学习古文学。

&esp;&esp;扬雄和桓谭可能不太会深度参与刘歆和王莽关于“天下往何处去”之类的论辩，但在对经学的态度上，他们应该意见一致：

&esp;&esp;那就是关于今文经学和古文学的看法。

&esp;&esp;所谓今文经学，简单来说，因为儒经最初主要是口口相传，再加上战国的战乱、秦朝的《挟书令》，很多经书的简帛文本没有流传下来。直到汉朝，学者们才通过记忆默写下这些经书，他们使用的文字就是当时通用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犹如今天人们使用简体字来抄写古代的书。

&esp;&esp;但是，那些先秦的旧书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有的被人保护着藏了起来，有的侥幸没有被销毁，例如汉景帝分封在曲阜的儿子鲁恭王在扩建宫殿的时候，偶然从孔子故居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些儒经，都是用先秦的文字所写，于是大家称之为“古文”，犹如今天人们得到一本古书，上面印着繁体字。

&esp;&esp;因此，今文学、古文学最初只是文字或文献上的区别。当然，在人们默写、传播、抄录的过程中，儒经在文字、篇目、字数上会有不同，有些差别甚至还很关键，以至于后来“今文”和“古文”的内涵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学派”19。当然，此类问题到了后世才变得重要，在汉朝，刘歆和王莽的时代，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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