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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前盟上（第2页）

他不知道，这份自以为是的信任，已经变成了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给他当头一击。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他对我们的无条件信任与自己的职务之便，为我们招揽朋党，笼络那些对现状失望的同僚，联结那些被压迫的有识之士，让他的权力在不知不觉中被架空。

而领袖还会天真地认为我们还在依照着他的规划行事，基本上不会産生任何怀疑。”

说到“个人崇拜”四字时，她的声音里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厌恶，却又迅速被理智压下：“至于那套个人崇拜的把戏，也不是一点效仿意义都没有。但我们效仿他，并不是要把自己树立成新的‘神’，而是要拆穿那个已经存在的‘神’的假象，揭露和批判他的罪行，让民衆对我们的信仰敬重脱离净化主义而单独存在，从而获取只属于我们的崇拜与支持。

当这种信仰已经彻底从远山绪那边转移到我们身上之後，我们要做的，是将崇拜转化为认同——认同一种真正先进科学的思想，而非某个人的权威，信仰一种和谐共生的秩序，而非某套僵化的教条。

记住，人民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否则，结果只会是我们推翻了总理，而人民又会推翻我们，最後总会弄得一团糟。

到了时机成熟之後，我们才可以发动政变，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急躁贸进是不会有什麽好结果的。”

听了对方条理清晰的分辩，这位身经百战的高级将官也不由得对其肃然起敬。

同时，他也承认自己先前的想法实在过于武断和浅薄了--单纯的蛮干的确不会取得什麽好的效果，甚至还会破坏大局的正常发展，从而导致不进反退的消极後果。

于是，两人就这一方面的事情，在思想上正式地达成了一致，在那之後，他们就成为了同甘共苦的好同志了。

这份“同志”的名分，比任何誓言都更沉重，因为它背负着的，是对旧秩序的清算，更是对新未来的赌注。

1939年4月，总理远山绪下达了一个最高命令，将洛川凛调剂到国防部任最高长官，负责管理国内的十九个战区，而陆军副司令陈松竹则成功升成为对外作战的总司令。

就像洛川凛曾说过的那样，回国之後的他仍旧兵权在握，甚至比原来的官职还大，然而，现在的他，可不敢再言出不逊了，他学会了隐忍，也学会了谨言慎行。

静嘉玉瑾与洛川凛的行动，从那时起便如春雨般无声潜入民间，滋润着那些正处于苦难之中的百姓。

他们打开了自己的私人储藏室，在那里面，堆积着他们多年以来收集的金银珠宝和田契地券，有些是他们早年间利用职务之便搜刮来的，有些是他们用正常的薪资购买来的，更多还是当时被他们称作唯一信仰的领袖“赏赐”给他们的。

那堆积成山的珠宝，曾经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如今却要全部化作了济世救人的暖流。

在城东的贫民窟，洛川凛亲自带着士兵拆除摇摇欲坠的棚屋，用捐出的钱款盖起一排排整齐坚固的青砖房。

当一个衣衫褴褛的孩童摸着砖房外整洁的大门，怯生生地问“这真是给我们住的吗”时，他粗糙的手掌轻轻落在孩子头顶，声音是从未有过的柔和：“当然了，从此以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下冰雹，你们都不用害怕了。”

静嘉玉瑾则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灾民。

她在城郊设下粥棚，亲自监督粮食的分发，看着面黄肌瘦的妇人捧着热粥落泪，听着老人念叨“活了一辈子，从没见过官老爷这样待我们”，心中却无半分自得，只感受到一种沉重的讽刺——这些有关民生的，本该由国家承担的责任，竟要靠他们这些“叛乱者”的私産来弥补。

她还在城西创办了“□□学堂”，专门收留那些因战乱或贫困而失学的孩童，让他们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

只是，在这些孩子们的课本里印着的不是远山绪的语录，而是“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朴素道理。

他们在捐助仪式上的姿态，始终带着一种刻意的克制，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去捐赠各种财物，几乎从来没有提及永绪帝国的政府与总理，似乎他们并没有那麽重要。

久而久之，他们虽然耗费了大量的财资，但至少取得了来自于永绪人民的大量支持与感激。

这样一来，百姓心中崇拜着的对象，就已经潜移默化地从先前的远山绪，不由自主地转移到了他们二人身上。

同时，在远山绪的批准之下，身为副总理的静嘉玉瑾有了独立进行公共演讲的权力，但前提是要先向总理汇报和审批。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远山绪对这份审理的固定流程也有了些许的懈怠，毕竟，他认为和自己相辅相成多年的静嘉玉瑾是一个值得自己毫无保留地去信任的人。

于是，他简化了这个审批流程，面对着静嘉玉瑾送来的文稿和提案，远山绪通常是几乎看都不看就直接盖章通过。

一切似乎就这样一直顺理成章地进行下去，直到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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