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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33节（第1页）

8刘桓:《无敌鼎、般鼾与晚殷征人方之役》，《甲骨集史》，中华书局，2008年，

第95页。

91948年，学者曾对当时安阳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其中水牛骨数量

极多，在千头以上。参见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1949年。

10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有关该遗址的基本信息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

11这里的“薛伯”，学界一般释读成“潍伯”。但本书认为，根据拓本字形，应是水字旁加“薛”字。关于此铭文已有的释读成果，参见冯时《前掌大墓地出土铜器铭文汇释》，载《滕州前掌大墓地》（上册）。

12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图218。

13南京博物院：《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考古》1973年第2期。有关该遗址的基本信息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文，不再详注。

14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考古》1973年第5期。

第二十三章姜太公与周方伯

美里囚禁结束之后，文王周昌一度靠易卦预测技能受到纣王的赏识，他在殷都的儿子们应该也颇为显赫。甚至，他可能就是在这里结识他的事业合伙人吕尚，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姜太公”的。

但是，随后发生的伯邑考被杀祭事件，成为商周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周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灭商之路。

“姜太公”为何有很多名称

“姜太公”是商周之际的历史名人，辅佐文王和武王灭商，开创齐国，声名赫赫。但在史书的记载中，他的身份却很混乱，称呼也有很多，如吕尚和太公望，等等。这可能和当时的称谓习俗以及他本身过于复杂的经历都有关系。

先说知名度最高的“姜太公”，也就是姜尚。这是战国以后的人给他的称呼。姜是族姓，代表广义的族群，说明他是羌人。不过，按当时西土的习惯，族姓只能用于称呼女子，不能用于男子，所以“六经”里不会有姜尚、姬昌、姬发和姬旦等称呼。但在战国后，这些礼俗就被忘掉了。

姜尚，又叫吕尚，属于羌人中的一个吕氏部族。同一个族姓之内，会有许多个氏（氏族、部族），氏才是称呼男人用的，比如周文王家族，周就是他们的氏。

《史记o齐太公世家》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东海上人”和西土方向正相反。这很可能是因为西周建立之后，为了镇抚东部地区，吕尚被封到了山东地区的齐国，从而让司马迁产生了误解，以为吕尚的故乡在东方。

但另一方面，吕尚确实没有一直生活在西部，他的人生满是漂泊，这也让司马迁难以辨别真伪，于是记录下了好几种说法。

一说吕尚曾为商纣王服务，但看到纣王的种种不良行径后，很是失望，转而去西土。有一天，他在渭水之滨垂钓，因遇到周文王而受重用。文王说，“我家先君太公（文王祖父亶父）在世的时候，一直盼望可以有你这样的人振兴周邦”，所以，称吕尚为“太公望”，所谓“吾太公望子久矣”。这里的“太公”并非指吕尚，而是文王的祖父，只是后世将错就错，衍生出“姜太公”以及知名度较低的“吕望”这样的称呼。又据说，文王和武王都尊吕尚为师，所以他又被称为“师尚父”。在没有户籍制度的时代，经历复杂且身份切换多的人，通常名字也多，吕尚就是如此。

还有一种说法：吕尚本来在东海之滨隐居，文王周昌被纣王囚禁美里之后，散宜生和闵天久闻吕尚之名而召请其加盟周邦，一起营救周昌。吕尚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

但上述内容都属于战国说客故事的翻版，和商周之际的真实历史完全不同。在身份世袭的商周时代，不会有民间隐士而一举成为帝王师的，至少也要出自小酋长家族方有外出活动的资本。

但作为西部羌人，吕尚的身上却又有明显的商朝烙印。他的好几代子孙（齐国国君）采用的都是商人的命名方式一一“日名”，也就是以生日的天干命名：“盖太公之卒百有馀年，子丁公吕仅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史记o齐太公世家》）近年出土的一件春秋时期的“丰启作毕祖甲齐公尊彝”，乃齐侯“丰”纪念先祖“祖甲齐公”的青铜器。“祖甲齐公”就是吕尚，看来他自己的日名是甲，祖甲则是后人对他的尊称。

为周邦效力之后，吕尚提供了很多军事谋略，所谓：“太公佐周，实秉阴谋。”他显然是个“知商派”，不是西土部落环境能培养出来的人物。

从战国到秦汉，有不止一种文献提及，吕尚曾经在殷都当屠夫，有人说是屠牛，也有人说他只是“屠佐”，也就是屠夫的助手，地位更低。

不过，秦汉时人已不知殷都在何处，结果就写成了“朝歌”：“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2

吕尚和文王周昌的初次见面，似乎发生在殷都的屠宰场。战国诗人屈原罗列各种古史传说，写成长诗《天问》，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质问：“师望在肆，（周）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翻译成白话是，吕尚在屠肆里挥刀宰杀，周昌是怎么认识他的？听到他的声音又为何欢喜？3

在人类的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往往和贱民身份相联系。结合吕尚的羌人出身，他可能本是羌人吕氏部落的首领之子，年轻时被俘获而作为人牲献给商朝（或许是青年周昌的战果）。但被送到殷都后，又由于某些偶然原因，吕尚侥幸逃脱了被献祭的命运，并被某个从事屠宰业的贱民族群接纳，然后娶妻生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后人的名字有明显的商人特征。

在《天问》里，吕尚是在一家个体经营的肉铺（肆）工作，但这是屈原根据战国社会情境的想象，商代殷都的屠宰场还不是这样。

殷都屠宰场的贱民

1986年，考古队在殷墟花园庄南地发掘出一个巨大的废弃骨料坑（h27），由此可一窥殷都屠夫们的生活。4h27在宫殿区西南方500米处，椭圆形，长约40米，最深处4米，由于部分被现代民房压住，故而无法发掘，估计总面积为550平方米。

坑内堆积的骨头约有30万块，绝大多数是牛骨，其余是猪骨、狗骨、鹿骨及人骨。骨头都是零碎的，没有利用价值的头骨、脊椎骨和盆骨较多，适合加工成骨器的肢骨和肋骨很少。

骨坑很大，表层有十几条车辙印，宽度在10—15厘米之间，有一对平行的双轮车辙，轮距15米，可能是一辆双辕牛车留下的，其余车辙都不平行，说明是独轮车。看来，当时的人应该是用手推车和畜力撤倾倒废骨的。

发掘者推测，大骨坑附近应当有一座屠宰场，剔出的骨头被分拣后，有用的送到骨器作坊，没用的则填埋到大坑里。

从坑内的陶片形制推断，倾倒骨头的时间跨殷墟三期和四期，大约从武乙到文丁、帝乙（纣王的父亲）的数十年时间。当然，这不代表到纣王时屠宰场就停工了，而只是说这座骨坑已被填满。但因骨坑紧挨着今花园庄村，目前还无法继续探测屠宰场的位置。

在殷墟曾发掘多座骨器作坊遗址和废骨坑，但花园庄南的h27是规模最大的，而且，它距离商王宫殿区很近，很可能是商代后期祭祀牛牲的屠宰地点。

在甲骨卜辞的记载中，用于献祭的牛和人的数量级大体相当，此外，还有猪、狗和羊。商王陵墓区东侧发掘出两千多座密密麻麻的祭祀坑，埋葬人牲超过万人，但埋葬整牛或其他家畜的坑却远没有这么多，这和甲骨卜辞完全对不上。

那么，这些被献祭的牲畜都去了哪里？

一种可能是，祭祀仪式后，多数献祭用的牛、羊和猪等家畜会被参加者吃掉，而用于献祭的人牲则多数不会被吃掉，所以会形成王陵区的大量人祭坑。

另一种可能是，献祭人牲和家畜的场所不一样。人牲会被押送到王陵区祭祀场处死、填埋，而多数以牛为代表的家畜则是在王宫区附近杀死献祭，然后是盛大的宴会。

当然，这不代表没有人牲被吃掉，比如，不仅王陵区祭祀坑中有少数被肢解的人骨，h27废骨坑中也有些零星散碎的人骨，但总体而言，其数量还是要远远低于牛碎骨。

祭品是献给鬼神的食品，活人也可以参与分享，这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习惯，直到周代依旧通行。《仪礼》记载了周代的几种祭礼程序，都是先用食物祭祖（供奉给扮演祖先的人），然后由仪式参与者分食。也就是说，分享祭肉是当时公认的礼仪。春秋中后期，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时，就曾因“（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且“郊，又不致腾俎（祭肉）于大夫”愤而辞职。

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商王为何要频繁地举行杀牲祭祀了，这不仅是向诸神和列祖列宗贡献餐食，也是满足王族成员酒肉之欲的盛大宴会。从武丁朝的甲骨卜辞可见，商王动辄举行数十甚至上百头牛的大祭祀。而《史记》记载的商纣王的荒淫无度和酒池肉林（“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其实正是典型的商王祭祀场面，并不专属于纣王。

花园庄的这个王室大屠宰场周边，应该生活着一个贱民村落，村民可能世代要为屠场提供劳役。一方面，大骨坑中有丢弃的生活垃圾，如石斧、收割用石刀、打鱼的陶网坠和纺线的陶纺轮等，说明他们还有农业和渔业劳作。另一方面，坑里出土的农具数量不多，可能居民的部分食物来自屠宰场的下脚料，或用粗加工的骨头与外面交换。

大骨坑旁边有十余座墓葬，都是小型墓，随葬品较少，五座有腰坑殉狗。其中，5是一名男子的墓，随葬一件铜戈和八枚海贝。他可能是这个贱民小族群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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