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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3页）

晚上点名以后，他一声不响地爬回自己的铺位，倒头便睡了。

一连几天，新来的人，都是这样。除了偶尔和学生低声讲几句话，和谁都不深谈。余新江一再观察着新来的人，也沉默着，不急于和对方交谈。

这天上午，他突然被提出去审问。晚上，被架回来时，神情有些变化。

夜里，新来的人竟自久久地不能入睡，偶尔，还传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余新江被身边不断翻身的人惊醒了。过了好久，才低声问那辗转不安的人：

“老高，这里有你的熟人吗？”

对方最初没有回答，仿佛他在考虑这句问话包含着什么意思。过了一阵，他才模棱两可地说：“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余新江沉默了，没有再问。

过了一会儿，又听见高邦晋说：“我认识的人，不知道是否在这里。有的人我知道他，他未必知道我。”

“你认识谁？”

“你知道许云峰吗？”

“原来关在隔壁。早就走了。”

“我在二处牢房里听说过，他现在关在梅园——美国顾问处。”

余新江这是第一次听到了许云峰的下落。可是，新来的人怎么会听到这个消息呢？余新江暂时不想多问，只是默默地想了想。

“成岗关在什么地方？”高邦晋又轻声问了一句。“不知道。”

“他不在渣滓洞？”高邦晋长吁了一口气。“这里再没有我认识的人了。”

过了一阵，高邦晋又说：“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否在这里。不过，他就是在这里，也不好联系。我知道他，他未必知道我。”

“你知道哪个？”

“我是个新闻记者，”他缓慢地说着，声音也有些迟疑：“我常到长江兵工总厂采访，知道一个工人，他是去年被捕的……”

“这个工人叫什么名字？”

“姓余，叫余新江。”

“啊，你认识他？”余新江问。

对方似乎没有察觉余新江声音中出现了惊愕，他只在牢灯透进来的几缕微光中摇摇头。“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他被捕以后，厂里大伙儿都知道他。外边有各种流传，说他被捕当天就被害了；又说他关在集中营。工人都想念他，设法营救他，到现在还在为他活动……”

“工人知道中美合作所，知道集中营？”

“和谈以前，国民党保密。现在外面报纸都登了，谁不知道？”对方换了口气，流露出对去年被捕的人的关切和了解。“他和成岗被捕后，工人营救不成，和厂里的特工人员发生冲突，把稽查处打得稀烂。后来，特务常常夜里失踪，尸首都找不到！吓得特工人员，再也不敢进厂了。”

“这倒痛快。”余新江欣喜地笑了。

“他的母亲余大妈，天天去找稽查处，又哭又骂，稽查处的特务威胁说要抓她。……”

“抓她？”余新江禁不住愤怒地问。

“当然没有抓。几百工人帮她，把特务狠狠揍了一顿。”

提起妈妈，那个摇摇晃晃的破草棚，仿佛又在余新江眼前闪现了。他克制着自己，不愿多回想那些辛酸的往事，却想多知道她现在的处境。

“特务没有报复？”

“嘿，报复？你知道，有多少人支持她！关心余新江的人，支持她，关心成岗的人，关心老杨师傅的人，全都支持她！”“老杨师傅？”余新江的声音里带着惊诧。

“你不知道，老杨师傅就是许云峰同志呀！他在厂里作工时叫这个名字。提起老杨师傅，厂里的人，谁都想念他。他离开工厂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被捕的消息传到工厂，许多老工人都哭了。有些工人凑了许多东西，硬要去探监，跑遍了全重庆的大小监狱都没有找到。后来，秘密集中营的地址传出去以后，许多工人都想冒险劫狱救他。”“厂里稽查处没有发现？”

“想劫狱的人，也不止一个厂的人。许云峰同志在煤矿也工作过。消息传到了那里，矿上派人到厂里去联系过，把工厂里的枪支也拖走了一批。”

“有这样的事？”

“全厂都闹翻了，可是敌人有什么办法？从厂里进进出出的运煤船，每天不知道有多少！重庆附近大大小小的煤矿，也不知道有多少……”高邦晋说得高兴，轻轻地笑了起来。

余新江感到兴奋，工厂里的斗争不仅没有因他们被捕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同志们斗争得多么巧妙，敌人连一点影子也抓不到。可是，他很快又从兴奋和激动中冷静下来，忽然问道：

“老高，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记者，和工人熟悉。”

“余大妈现在的日子过得怎样？”余新江低声说：“她是我妈妈。”

“你就是余新江？”

“嗯。”

“呀！太巧了！”高邦晋兴奋地紧握着余新江的手说：“简直没有想到，会和你在牢房里见面！我在昏迷中，似乎听见有人叫你小余，但是一点也没有想到，小余就是余新江，就是你！”

牢房里静悄悄的。学生们发出了均匀的鼾声，他们早睡熟了。现在，只有他们两人，还小声地喁喁谈心……高邦晋白天里的那种戒备情绪，完全消逝了。他显得热情奔放，见着余新江，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他说，他被捕的主要原因，是在报上公布了中美合作所秘密监狱的消息。事前，他为了防避敌人的突击检查，打清样时，没有拼排这些消息。等新闻处审完稿，报纸付印时，临时抽掉几条新闻，把它登了出来。再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报纸独家刊载了“工人告全市同胞书”。这篇稿子，也是他到工厂采访时带回报社的。他被捕以后，受过几次毒刑，一是因为他事先保护一个叫陈静的女记者出走，事后又拒绝写信诱捕她；二是因为他拒绝说出那些消息的来源。

说完这些，高邦晋迟疑了一下，觉得可以大胆行事了，他机警地靠近余新江的耳边，用一种十分自信而且紧急的语气坚决地问：

“同志，我要找监狱党的负责人，必须找负责人。你能帮助我吗？”他这样做，似乎鲁莽冒险，但这是经过反复研究的；因为，用旁敲侧击等等老办法，都无从避免对方的警惕，所以特别顾问决心采取新战术，要他充分利用余新江思念母亲的情绪，在毫无思想准备的瞬间，突然地大胆突破对方的防线。只要运用得当，便可以迅速成功。

余新江想不到高邦晋会突然提出这种要求。心里一惊，立刻镇定下来，反问道：“老高，你觉得有这样的必要吗？”

“我有绝密情报，要争取赶在敌人前面，告诉地下党，否则，地下党几天之内就有遭受破坏的最大危险！但是，我的情报只能让监狱党的负责人知道，才能尽快通知出去。除了负责人，我对谁都不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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