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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章（第2页）

造反派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揪，因为他年事已高，经不起折腾了，被斗死了！

有个作曲家叫通福，就是创作《敖包相会》的作曲家。

造反派抄他家的时候发现一个黄绸缎，上面签了很多人的名字，实际上那是通福老师结婚时的签名簿。

结果被造反派认作‘新内人党’的联络名单，那上面就有昭那斯图老师的名字。

昭那斯图因此被关进了学校的黑屋，受到造反派的拷打审讯。

拉素荣的父亲不久也遭遇不测。

拉素荣的父亲是喇嘛，他早年在印度丶尼泊尔丶巴基斯坦等地布经传教，精通蒙丶藏丶汉和印度四种语言，後取得佛教“格西”（学者）地位。

因为常常去庙里讲经，并接到国外僧人的来往信件，这成为其获罪的理由。

他被诬为里通国外的特务分子，被割去舌头，之後被扔入黄河。

与拉素荣当时处在内蒙古政治中心不同，周秉建远在边境牧区，但这里也不平静。

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牧民们热情地欢迎了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们。

“到达旗里的时候，我们很兴奋。旗里有组织地来迎接，武装民兵们骑着马背着枪高举着红旗，很威武。镇里大概有100多个漂亮的蒙古包排成正方形，都插着国旗，很是威严。”

後来周秉建和知青们才知道，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在旗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全旗的“挖肃”现场会，这100多个蒙古包就是为会议准备的。

这是周秉建第一次听见“挖肃”这个完全陌生的词儿。

周秉建感受到了与北京不一样的气氛。

在一次大队开会学习的时候，大队革委会主任告诉他们，大队共23户人家，只有三户是红色的好人家，其他牧民都是黑线人物。

周秉建不知道‘黑线’为何物，到了牧民家里，还在找黑色的线！

有时候大队领导会带着知青们去牧民家里进行形势教育，在坐下来等喝茶时，领导悄悄告诉他们：这户人家在外蒙有亲戚，他们要等外蒙古打进来时，就会进行内应，要对他们保持警惕。“但当时就觉得这个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团结95%以上的群衆’的思想。

有一天，北京知青正在大队部开会，突然传来消息，说民兵连长马斯愣有“内人党”嫌疑。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大家发现马斯愣不见了。

大家一致认为他叛逃了，结果找遍了边境线，连个脚印都没有。

“後来在离大队部很近的一条沟里，都是些小矮树，最多一人高，马斯愣就在那麽矮的一个树杈上，坐在地上吊死了”。

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没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向南千里赶到北京。

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则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虽然紧靠边境，但在周秉建的记忆里，下乡那麽多年，即使在“内人党”案风声最紧的时候，她所在的大队也没有一个人逃往境外。

在史无前例的浩劫年代里，人们仍然信守着对国家的忠诚！

彼时的内蒙古其实已经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

当时挖掘“内人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对嫌疑人实施车轮战，导致一个人最多可以咬出好几百个嫌疑人来。

当时有某领导建议，只要有三个人指认，就可被定为“内人党”。

“内人党”冤案不断扩大，甚至不少牧场的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畜群”，牛群丶羊群丶马群都被没收丶赶走甚至死亡。

内蒙古苏尼特旗优良白马纯种因此而断绝。

周秉建把在内蒙的所见所闻都写给总理的信中，包括一些她不明白的地方。

（多年之後，周秉建与拉素荣走到了一起，成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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