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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 章（第2页）

我的整个竞选策略，经过“天使之翼”智囊团的精心设计，完全背离了所有常规的政治营销法则。

我拒绝了热闹喧嚣的街头集会，摒弃了煽动情绪的口号标语，甚至没有精心设计那些充满亲和力的标准宣传照，我的核心竞选活动，被设定为一系列在大学礼堂丶公共图书馆和社区中心举行的专题演讲，例如：“基于信息熵增理论的社会治理效率边际递减效应分析”丶“多维时空模型下的区域资源可持续性评估与政策啓示”丶“技术奇点临近前的伦理困境与适应性制度框架预设”。

这些演讲的讲稿，由组织内顶尖的学者和写手合力打磨，内容充斥着大量的统计数据丶复杂的曲线图丶抽象的数学模型和艰深的哲学引述，风格极其平铺直叙，逻辑链条冗长严谨到了刻板的地步，语调被要求保持一种近乎机械的平稳，没有任何抑扬顿挫的情感波动，仿佛一位老学究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一份极其枯燥的技术报告。

起初效果可想而知。

普通的选民听得昏昏欲睡，连连打哈欠；主流媒体记者也感到枯燥乏味，报道寥寥无几；我的政治对手们更是毫不留情地嘲讽我的竞选是“一场高级别的集体催眠术表演”，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絮叨的范·霍恩老教授”，讽刺我年纪轻轻却演讲起来像个七八十岁沉溺于故纸堆的迂腐学究，与时代脱节。

然而这种看似彻底失败的策略，却像一张精心编织的滤网，精准地筛选并吸引了一批特殊的“听衆”。

那些对充斥谎言和表演的传统政治感到极度厌倦，渴望听到“理性”“客观”声音的技术官僚和智库成员，那些对社会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和潜在危机感到焦虑，私下寻求“根本性解决方案”的体制内边缘人物；尤其是一些年事已高，手握重权却深受各种慢性疾病折磨，对死亡充满本能恐惧的政界元老和商业巨擘，开始悄悄地将目光投向了我这个“异类”。

他们派来心腹助手，详细记录我演讲中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推论，分析那些冰冷言辞背後可能隐藏的“不容置疑”的“深意”和“终极逻辑”。

针对这些掌握着真正权力，内心充满特定焦虑的关键人物，我开啓了另一条极其隐秘的接触渠道。

通过萨黎女士的引荐和“天使之翼”通过复杂关系网安排的私密会面，我得以在一些守卫森严的私人俱乐部，奢华而隐蔽的疗养院甚至戒备等级极高的家庭书房里，与这些重量级人物进行一对一的深度会谈。

在这些场合，我稍稍卸下了公开演讲中那副过于学术化的僵硬面具，但依旧保持着超然的冷静和令人信服的严谨。

谈话会从看似寻常的时事或健康话题开始，然後我会巧妙地地将话题引向“人类意识的本质”丶“存在的终极意义”以及“科技能否克服生命的有限性”等深层哲学命题。

面对那些被病痛和死亡阴影笼罩的老人，我会用那种带着敬意却充满不容置疑力量的语气，抛出那套经过“天使之翼”理论家精心完善和包装的“地球升维”的终极构想。

“尊敬的先生女士，”我会这样说，“我们目前理论物理学的一些最前沿假说强烈暗示，意识可能并非大脑的简单副産品，而是一种在多维时空中持续投射的信息共振模式。死亡或许并非彻底的消亡，而是一次存在‘环境参数误差’的‘投射重置’。意识会因其生前所处的‘环境质量’，即这个充满冲突丶不公和熵增的世界，而陷入痛苦的无尽轮回。”

我会仔细观察对方的表情，捕捉那些在权力顶峰却无法抵御时间侵蚀的老者眼中对永生的渴望或对轮回的深切恐惧，然後继续用平静而富有说服力的声音阐述：“我们的世界，从物理定律到社会结构，都呈现出一种难以逆转的衰败趋势，这是一个低质量，充满‘噪音’的‘投射环境’。如果我们能通过某种方式，‘促使其整体向一个更高丶更和谐的维度跃迁’，当然，您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系统性的优化，那麽所有与之关联的意识，将在下一次投射中集体进入一个更高级的‘存在层面’。我们想要为所有被困于痛苦轮回中的意识，开啓一扇通往永恒安宁与更高形态存在的大门，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远见。”

我这套将彻底的毁灭精心包装成终极救赎，将个体的死亡美化为集体跃迁的理论，结合了前沿科学中尚未证实的猜想丶哲学上的终极关怀，以及针对人类最原始的恐惧的精准心理暗示，对那些在世俗权力中登峰造极却无法摆脱生命有限性这一残酷事实的老人，産生了一种近乎催眠般的吸引力。

我提供的不是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药，而是一种能让他们从对个体消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哲学安慰”和“集体解决方案”，一种赋予他们的死亡以“崇高意义”的叙事。

我从不要求他们立刻承诺或行动，只是提供一种“思考的可能性”和“未来的选择”，但这种看似超然的讨论，却像一颗精心设计的种子，悄无声息地植入了他们内心最肥沃的恐惧土壤中，静待发芽。

与此同时，我的公开形象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微妙变化。

虽然演讲风格依旧枯燥如故，但我那副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混合着精致忧郁和神秘疏离感的面容，以及那种“不迎合民意”“只忠于数据和逻辑”的孤高姿态，反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反差和可信度。

一部分年轻选民觉得我“真实”“不造作”“像一股清流”，一部分精英阶层则认为我“有深度”“是混乱喧嚣政坛中罕见的理性之声”。

那个“絮叨的老教授”的外号，渐渐变成了带有几分亲昵和敬意的“我们的年轻智者”或“数据狂人”。

选举日，当计票结果最终揭晓时，许多依赖传统模型预测的政治评论家都大跌眼镜。

我并非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但却以稳定且超出预期的票数成功当选为州议员。

这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并非源于狂热的草根民意支持，而是得益于几个关键因素的叠加：萨黎女士及其政治机器为我稳固了基本盘，一部分对现状不满，渴望“理性”的中间派选民将选票投给了我这个“异类”，而最决定性的是，那些被我私下“啓发”过的丶掌握着大量媒体资源，竞选资金和人脉网络的关键人物及其影响力所及的圈子，在最後关头选择了默许甚至暗中推动。

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某种能够理解他们最深层次存在主义焦虑，并可能提供一种超越常规政治解决方案的微末的希望，或者说，一种终极的，关于解脱的承诺。

当我站在庄严肃穆的州议会大厅，手按着那本厚重的圣经，冰冷的誓言在穹顶下回荡，我感受到的不是政治新人通常有的激动或自豪，而是一种如同精密齿轮咬合般的确定感，仿佛一个准备了许久的演员终于登上了属于他的舞台。

我知道，我踏入了一个更广阔却也更加危险的角斗场，州议员的光环是一层近乎完美的僞装，一个合法的面具，面具之下，“黑翼”的阴影正在议会走廊的暗处悄然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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