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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8章 社会问题待解决（第1页）

李悦的终端提示音还在耳边响着，一声接一声，像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我站在原地，动都不敢动，脑袋嗡嗡的，好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里面飞来飞去。外面天还没完全亮，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整座城市还睡着，可我的心早就沉到了冰窟窿里。

徐文芳——这个名字一冒出来，就像一块冰冷的大石头砸进心里，激起的不是水花，是层层叠叠的疼。她不是什么编号，也不是档案上冷冰冰的一行字。她是活生生的人啊！是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给孩子做早饭的妈妈，是在社区做志愿活动从不缺席的邻居，是电话一直没注销、家里还有人等着她回家的女儿。

可是这三年，谁在找她？

没人报警，没人报案，连一张寻人启事都没有。她的消失悄无声息，就像一滴水掉进沙漠，连个印子都没留下。我们还是破案时，在周雄那个可怕的实验记录里现了她的名字，旁边写着“z-”，一个代号，背后却是一个被全世界遗忘的女人。

我慢慢转过身，脚步沉重地走到白板前。墙上贴满了照片、时间线、地图标记，红蓝箭头交错成网，像一张密不透风的蛛网。我在“z-”旁边，用黑色记号笔写下三个字：“徐文芳”。笔尖划过白板，出刺啦一声，像是撕开了陈年旧伤。

赵勇站在我身后，一句话也没说，但呼吸变得很重，胸口一起一伏。他平时就话少，可这次的沉默不一样，里面藏着火，一股憋了太久终于要爆的怒火。李悦摘下耳机，手指停在键盘上，微微抖，好像再按一下就会惊醒什么不该醒的东西——也许是良心，也许是愧疚。

“我们抓了周雄，毁了实验室。”我开口，声音不大，却像块铁扔进了死水，“可只要还有人在黑暗里爬行，这种事就不会结束。”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赵勇走过来，站到我身边，盯着白板上那条从“失业”开始一路滑向“失踪”的斜线。那是徐文芳的人生轨迹，也是其他六个受害者的共同命运。每一步都看起来平平常常：丢了工作、断了医保、搬出租屋、睡桥洞、渐渐失联……可就是这些没人注意的小事，一步步把他们推进深渊。

“你说得对。”赵勇低声说，“他们不是自己走进去的，是被人推下去的。推他们的人，也许不是一个坏蛋，而是那些装作看不见的眼睛，是那些本该伸手拉一把却转身走开的制度漏洞。”

“问题是，”李悦轻声问，“我们能救下一个吗？”

我没说话。这个问题太沉了，沉得不是我们三个人在会议室就能回答的。它不该只属于警察系统，不该只写在结案报告里。它应该出现在政策文件里，贴在街道办的公告栏上，挂在每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墙上，成为救助站表格的第一行问题：“您最近三个月有没有领补助？有没有地方住？有没有人能联系到您？”

我放下笔，看着白板上那些名字和时间连成的线，突然明白了：这些人不是突然消失的。他们的坠落是有预兆的，是一场缓慢又无声的死亡。失业、断保、流浪、失联……每一步都踩在社会系统的缝隙上。没人现他们不见了，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在别人的视线里。他们是“看不见的人”。

“我们不能只破案。”我说，语气比刚才坚定多了，“我们要让这个系统重新看见他们。”

赵勇皱眉：“怎么见？我们又不是民政局的，也不是社保局的。调数据要审批，建机制要协调十几个部门，光一个接口就能卡你半年。”

“那就搭个桥。”我转过身面对他们，认真地看着两人，“做一个预警机制。不是等他们失踪了再去查，而是在他们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有人能及时伸出手。”

李悦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像黑夜里闪出一颗火星。“我可以做个模型！”她说完立刻坐回电脑前，动作利索得不像熬了一夜的人。她调出六名受害者的资料，屏幕分成几块：低保放记录、医院急诊流浪病人台账、救助站近三年进出登记……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嘴里念叨着参数：“连续三个月没领补助、没固定住所、露宿公园或车站过五次、有精神类疾病就诊史但没继续治疗……这些算一级风险指标。”

“再加上脑波异常值？”赵勇试探着问。

“不行。”李悦摇头，“普通人哪来的脑波数据？我们只能靠行为判断。如果一个人同时满足三项以上高危特征，就标记为潜在目标。”

“然后呢？”赵勇看向我。

“系统自动推送信息给辖区派出所。”我接过话，“片警上门核实情况，确认后帮忙申请临时安置，必要时联系心理干预。哪怕只是送一床被子，也能让他知道，还有人在乎他。”

赵勇沉默了几秒，突然抓起外套：“我现在就去民政局。”

“干嘛去？”我问。

“调近三年所有救助站的登记名单。”他拉开门，语气坚决，“光有想法没用，得有人去对接。不然再好的计划也落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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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关上了。我走到窗边。天已经亮了，楼下的警车来回穿梭，同事们陆续上班，有的打着哈欠，有的拎着早餐匆匆走过。生活照常运转，像一台不停歇的机器。可我知道，有些裂痕正在被修补，有些曾经被忽略的声音，正一点点浮出水面。

李悦还在调试程序。她把五个指标整合成一个评分系统，取名叫“脆弱指数”。当某个人的风险值标时，系统会生成一条预警通知，包含最后出现地点、外貌特征和相关记录。她做了模拟测试，输入历史数据跑了一遍。

“第一批数据跑通了。”她抬头看我，声音带着疲惫里的兴奋，“模拟结果显示，全市目前有四十七人符合高危标准，分布在八个城区。”

我盯着那个数字，心揪紧了。四十七个可能正在崩溃边缘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在城市的角落，在监控看不到的地方，在凌晨三点的桥洞下瑟瑟抖。他们不是坏人，不是危险分子，只是被生活压垮的普通人。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他们中的某一个，很快就会变成下一个“z-”，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半小时后，赵勇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旧旧的牛皮纸袋，边角都磨破了，纸面黄，折痕快裂开。

“拿到了。”他把袋子放在桌上，喘了口气，“老城区三个救助站的完整登记表，还有部分巡查记录。一开始他们不肯给，说这不是警方职责。”

“你怎么说的？”我问。

“我把z-的生存轨迹图摊在他们桌上。”赵勇冷笑，“我说，这个人三个月前还在领救助餐，两个月后就被绑进实验室切开脑子。你们觉得，他当初来登记的时候，算不算‘我们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后来他们没再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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