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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幕上，广袤的草原与整齐的农田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边是追逐水草、四季迁徙的毡帐群落，另一边是安土重迁、春耕秋收的村落田园。

【游牧经济依赖于牲畜的繁衍和草场的转移，其财富观念更倾向于“移动的资产”和“直接的掠夺”。

这种经济基础塑造的政治传统，讲究的是“分封”与“共享战利品”，对于固定在一片土地上进行长期、精细化的投入与治理，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经验。】

【治理，意味着你要了解你的土地，了解你的人民，要知道哪里受了灾需要减免赋税，哪里有了冤情需要伸张正义，哪里需要兴修水利以保丰收。

这些，需要庞大的、深入基层的官僚体系，需要皇帝和中央朝廷时刻保持着清醒与勤勉。

——太麻烦了。

而包税制，让元朝中枢完美地避开了所有这些“麻烦”。

他们不需要知道江南某个村庄去年遭了水灾，今年是否还能承受往年的税负；他们也不需要关心河南的农户是否因蝗灾被逼得卖儿鬻女。

他们只需要在固定的时间，看到包税商缴纳上来的、甚至可能比往年更多的金银就行了。】

天幕画面中，元大都的宫廷里，贵族们沉醉于歌舞宴饮，色目官员捧着账册，呈上今年又“超额完成”的税收，引来蒙古贵戚们满意的笑声。而那账册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中原、江南百姓的血泪与尸骨。

***

元

忽必烈看着天幕上对游牧文化的剖析，眉头微蹙，但并未动怒。

他回想起即位之初，也曾大力推行“农桑之业”，设立司农司，编纂《农桑辑要》。

然而，根深蒂固的传统岂是轻易能够扭转？那些从草原跟随他而来的宗王、勋贵，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或者说，愿意理解“使百姓安业力农”的长远意义？

他们更熟悉的，还是依照草原旧俗，将征服的人口和土地视为可以分润的“战利品”。

“治汉地当用汉法”，他喃喃自语，这是耶律楚材当年劝谏太宗的话，也是他努力的方向。

可惜，蒙汉之间裂隙，即便至今，他也依旧觉得深不见底呵。

***

【这并不是说游牧文明落后，而是两种文明在面对“国家治理”这一课题时，其路径依赖截然不同。

当这种“移动的”、“分享的”政治传统，被套用在一个需要“固定的”、“集中的”行政体系来维持的庞大农耕帝国之上时，错位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包税制”正是这种错位的集中体现——它将国家的税收权，这种需要长期培育税源、细致掌握民情的核心治理权力，当作可以一次性“分封”或“拍卖”出去的“战利品”。】

天幕上，象征着元朝税收的河流，在流经包税商这一环节时，被粗暴地截留、蒸发，只有一小部分细流勉强汇入代表中央财政的湖泊，而沿途的土地则因失去滋润而干裂、荒芜。

***

汉文帝时期

晁错眉头紧锁：“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农为国本，民为邦基！

这蒙元如此作为，弃本务而逐末利，犹如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

三国曹魏

曹操凝视天幕，目光锐利。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他对身边的谋士们说道，“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这元室，空有广土众民，却行此竭泽而渔之下策，岂不知民穷则变，变则生乱？其国祚焉能长久！”

昔日他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2]

他是真心实意尝到治理好处的人，又如何看得上蒙元这幅强盗作态？

撇了撇嘴道，“蛮夷贼子！”

***

【然而，’包税制‘只是元朝统治水土不服下结出来的一个果而已，而滋生这颗果的土壤，才是元朝与之前历代中原王朝显得如此’格格不入‘的根源。】

天幕上，代表元朝的巨幅画卷缓缓展开，但其底色中代表着草原苍茫的那部分稳稳占据了上风。

【这个根源，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性的断裂‘与’文化性的疏离‘。

首先，是’家产制国家‘观念与’官僚制帝国‘传统的激烈碰撞。】

***

有人眼里闪过一丝笑意，还把中原王朝当成他那大草原呢！

***

【蒙古崛起于草原，其最初的政治结构带有浓厚的部落联盟和家产制色彩。大汗视国家和百姓为自己的私产，可以随意分封给子弟功臣。】

天幕画面中，成吉思汗将征服的大片土地和人口像分蛋糕一样，划给自己的儿子们和功臣们作为“兀鲁思”（封国）和“莎余儿合勒”（份子）。

【这种观念，在入主中原后，并未完全褪去，而是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存续下来。

最典型的体现之一，就是’怯薛‘制度。】

【怯薛，本质是大汗的宫廷护卫军，主要由贵族子弟充任。他们日夜宿卫大汗，同时也承担着各种宫廷服务职能。由于与最高权力者距离极近，怯薛成员往往获得超乎寻常的信任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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