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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大明天下田赋定下的基准税率，是“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

这个税率，若与元朝包税制下那深不见底、名目繁多的盘剥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堪称“仁政”。

后世也常将其理想化地概括为“三十税一”，用以形容洪武朝轻徭薄赋的总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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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年间

朱元璋看着天幕。

“元末苛政，民力已竭。今取税，当如久病初愈之人，需以温药徐徐进补，不可骤用虎狼之剂。”他道，“此税额，虽非处处皆合三十之一，然其意在休养，与汉初文景之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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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三十税一”更像是一个指导思想和全国性的平均概数，而非一刀切的实际执行标准。】

【其中有土地性质的差异导致税率不同。

官田、民田、重租田等等税率都是分等级的。】

【还记得之前划的’苏松重赋‘重点吗。

对于这个议题一直以来学者们都有不同观点。

有人认为是老朱政治清算，报复他们曾经支持张士诚；有人认为这块地南宋以来就是粮食和纺织中心，自古赋税就重老朱只是沿袭；还有人觉得是因为建都南京朝廷和军队需要粮饷……】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其田税标准远超全国基准，某些官田甚至达到亩税数斗，部分土地实际税率甚至接近“十税一”乃至更高！】

【而在其他一些地区，或因贫瘠，或因战略需要，税率则可能低于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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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沈括看着天幕上江南与西北地区悬殊的税负对比，下意识地捻着胡须，摇了摇头。

“名义轻而实则重，此乃赋税大忌。苏松虽富，然重赋之下，民力亦有穷时。且一地独负重担，必然驱使资本、人口流向轻税之地，长远看，于国家整体均衡发展不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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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朱元璋的农业税：

他确实试图建立一个相对轻简的税收体系，其全国平均税负水平，或许接近于“三十税一”的精神，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土地等级、政治考量等因素，税率是差异化的，尤其在苏松等特定地区，存在着极其沉重的“惩罚性赋税”，使得“三十税一”在那里成为一句空谈。】

【这种“名实不符”与区域间的严重不公，从制度诞生之初，就为其未来的运行埋下了深刻的隐患。】

【当然，这个税率，若与元朝包税制下那深不见底、名目繁多的盘剥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已经堪称“仁政”。】

***

明洪武年间

朱元璋默然。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直到当了皇帝，他方才知，人力有尽时！

转瞬，他眼中又燃起火焰：日后的税法必然比今日完善许多，不知天幕可会透露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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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策的种子一旦播下，它最终会长成一个什么样，就连种下它的那个人也无法预料了。】

【朱元璋希望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税收环境，所以按照他的计划，明朝税收是建立在黄册和鱼鳞图册之上的。

根据鱼鳞图册上登记的各户土地面积、等级，按固定的税率计算田税；

根据黄册上登记的各户人丁、资产多少，将户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九则，按不同等级派发不同的徭役。】

【理论上来说，

全国的税收总额=（全国耕地面积×平均税率）＋（全国应役丁口×代役金）

这意味着，如果土地开垦增多或人口增长，国家的税收总额也应该相应增加。

它不是预先设定的一个固定数字，而是基于清查到的实际资产和人口计算出来的。

这个制度在他这位精力超群、能事无巨细掌控全局的开国皇帝手中，或许能良好运转。

他将税率定死，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防止后世子孙和官吏随意加派，用心良苦。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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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

“可惜编制黄册和鱼鳞图册的工程太浩大、牵扯的利益纠纷也太多了！”刘彻接过话茬。

***

【工程太大啦！

地方官吏为了行政方便，征税时不再每次重新丈量核算，而是倾向于遵循一个历史上形成的、朝廷认可的“定额”，这个定额通常基于明朝初年确定的数字，之后称为“原额”。

册籍的更新开始变得迟缓甚至停滞，到最后数据严重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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