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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染面上不动声色：“谢谢组长提醒。我会注意的。吴教授指导的主要是手册的学术规范和表述方法，核心内容始终是我们边疆基层的实践总结。”

李卫国干笑两声：“那就好，那就好。你心里有数就行。”说完，端着茶杯又踱回了自己的座位。

舒染低下头继续修改稿子。

经过数月废寝忘食的奋战，手册的修订稿终于完成。舒染仔细誊写清楚，附上一封详细的说明信，寄往首都吴教授处。

随后的日子她照常工作，但心思总不由自主地飘向远方，揣测着吴教授对修订稿的评价，担忧着出版事宜是否顺利。

一个月后，吴教授的回信终于到了。信很厚。

舒染屏着呼吸拆开信封。

吴教授在信中对她的修订工作给予了正面评价。他告知，已将书稿推荐给他相熟的一家国家级教育出版社，出版社方面初步审阅后兴趣很大，已进入进一步的阶段。

喜悦冲散了连日来的疲惫和焦虑。

舒染第一时间向上级做了汇报。领导们当即指示办公室行文，以兵团的名义向出版社发函，表示对出版工作的全力支持。

消息在局里传开。祝贺的声音更多了，但舒染也察觉到一些目光变得更加复杂。

有些同事见到她时，笑容愈发夸张，言语间透着恭维。

宣委办的主任在一次偶遇时，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小舒啊，要出版著作了？这可是大事，以后说话做事，更要谨言慎行喽。”

舒染没说什么，只是淡然一笑。所有的事情都要等到书籍面世的那一刻才能落地。

又过了两个月，出版社的正式出版合同寄到了教育局。韩局长亲自召集了干部开会，通报了这一喜讯，并将手册出版列为局里本年度的重点宣传工作之一。

也就在合同签订后不久，第一波争议出现了。

一天，舒染被叫到局长办公室。周书记也在，脸色不太好看。

“舒染同志，”周书记开门见山，将一份内部通讯稿推到她面前，“你看看这个。”

舒染拿起一看，是一份来自某个东部省份教育部门的内部交流材料，其中有一段不点名地提到了“近期某些来自边疆地区的教育经验总结，过分强调条件的特殊性，存在忽视和淡化教育普遍规律的倾向，值得警惕。”

虽然没有点名，但指向性十分明确。

“你怎么看？”周书记盯着她。

舒染放下材料，神色平静：“周书记，我认为这份材料的批评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误解。我的手册通篇强调的，正是在特殊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贯彻教育方针，如何让教育贴近群众。我们并没有否定普遍规律，而是在探索的特殊环境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如果连最基本的文化知识都无法有效传递，所谓的思想引领就可能无法推动。”

在领导看来，她的回答有理有据。

韩局长在一旁点了点头，接口道：“书记，我看小舒说得对。部分人不太了解我们边疆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被这种声音干扰。”

周书记脸色稍缓，但还是叮嘱道：“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既然出现了这种议论，说明手册出版后，肯定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声音。舒染同志，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尤其是，”他着重强调道：“如果这本书真的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到时候的议论，可能就不止于此了。”

从办公室出来，舒染的心情有些沉重。她知道上级的担忧并非多余。这根植于不同地域、不同视角、不同理念的碰撞，绝非轻易能够调和。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推进着。舒染与那边的编辑通过信件和偶尔的长途电话沟通，对书稿进行最后的打磨。编辑对书稿评价很高，认为其填补了国内在边疆及贫困地区基层教育实践指导方面的空白，但也委婉地提醒，书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提法，可能会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引发讨论。

“讨论”，这个词用得含蓄，但舒染明白其中的含义。

这期间，她收到了吴教授的另一封信。吴教授在信中透露，出版社计划在书籍出版后，组织一次小范围的研讨会，邀请部分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以期扩大影响。同时，他也提醒舒染，随着书籍出版日期的临近，一些潜在的争议可能会提前出现，让她稳住心神，坚信自己工作的价值。

果然，不久后，在一份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教育类报纸上，出现了一篇署名文章，讨论“基层教育经验总结的规范化与科学性问题”。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舒染的手册，但多处引用了类似她的观点进行商榷，认为基层探索固然可贵，但警惕陷入实用主义的窠臼。

孙梅来信提到了此事，刘惠、张雅琴等都为她担心。李卫国等人在她面前说话更加“语重心长”，仿佛早已预见此事。

单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领导认为，应该更稳妥一些，建议舒染对手册中一些敏感或可能引起争议的表述进行修改，甚至可以考虑暂缓出版，以待时机更成熟再议。

一天晚上，韩局长特意让舒染留下来。

“外面的声音，你都听到了吧？”韩局长点燃一支烟，问道。

“听到了。”舒染点头。

“怕吗？”

舒染沉默片刻，抬起头，“局长，说实话，有点压力。但我不怕。手册里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和无数基层教育工作者用走出来干出来的。它可能不符合某些人的理论，但它真实有用。如果因为怕争议就不敢发声，那我们就永远无法让更多人了解边疆教育的真实情况，也无法推动那些真正适合基层的办法被看见被应用。”

韩局长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缭绕中，他说：“你说得对，我们兵团人什么时候怕过争议？当年垦荒戍边，面对的条件比现在艰苦百倍，流言蜚语也不少，我们不也一步步走过来了。你这本书，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成绩，更是我们兵团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它代表了一种声音，一种来自基层声音，这个声音，必须发出去。”

他掐灭烟头，“出版计划不变，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你只管把最后的工作做好。”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前期不断的舆论发酵，手册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出版发行了。

淡黄色的封面，朴素的装帧，扉页上印着“兵团教育组编舒染主编著”的字样。当舒染第一次将新书捧在手里时，眼眶忍不住有些湿润。这一册书凝聚了她太多心血，也承载了太多人的期望。

书籍发行后，最初的反响是热烈而积极的。尤其是广大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基层教育工作者，对这本书颇有好评。书中所描述的困难，他们感同身受；书中所提供的土办法，他们觉得能解需求。来自这些地区的赞扬信、感谢信一封封发向出版社和教育局，许多基层教师来信诉说这本书给他们工作带来的实际帮助和巨大鼓舞。

“看了舒老师的书，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些被看不起的土办法，也是有价值的！”

“这本书给我们这些在艰苦地区摸索的人指明了方向！”

“感谢舒老师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最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紧接着，争议和批评的声音也如约而至。

一些教育理论界的学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对手册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文章颇具杀伤力。很快，一些教育类的报纸、杂志上也出现了跟进讨论的文章，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派观点激烈交锋的局面。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生存教育”与“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基层探索与普遍规律、大形势的教育方针如何协调等问题上。

舒染的名字，连同她的理念，一次次出现在这些争论文章中，被反复剖析、讨论。

她一下子被推到了全国教育舆论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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