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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组长真没架子。”王娟私下对舒染说。

舒染只是点头，廖承越表现出对基层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她越要小心——这意味着他的观察更深入，判断更精准。

第三天下午，在回程的车上，廖承忽然问：“舒染同志，你这些教学点，最远的离连队有多远？”

“最近的十几公里，最远的近百公里。”舒染回答，“牧区转场的时候，还要跟着移动。”

“老师怎么去？”

“有的骑马，有的搭顺路车，远的就在教学点附近住下。”

廖承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说：“我看了几天的材料，听了几天的汇报，也实地看了七个点。你的工作确实扎实，成效也实在。”

舒染等着“但是”。

“但是，”廖承果然开口了，“你的模式有一个根本性问题。”

“您说。”

“太依赖你个人。”廖承转过头看她，“每个教学点的老师都说‘舒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教’。每个家长都问‘舒老师还来不来’。你编的手册，你做的培训，你定的标准——你把自己变成了这个体系的唯一支点。”

舒染心里一沉。这是她自己也意识到的隐患。

“这不是可持续的模式。”廖承语气平静，却字字清晰，“你是个优秀的实践者，但如果你想把经验推广到更多边疆地区，就必须把‘舒染’这个人从体系里抽出来，让它变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

“我正在努力。”舒染说，“手册就是尝试。”

“手册是你写的。”廖承一针见血，“你的思路，你的语言，你的风格。别人学的是‘舒染的办法’，不是‘边疆教育的办法’。”

舒染无法反驳。这确实是实情。

“所以，”廖承继续说，“这次遴选边疆地区发言人，上面确实有考虑你。但最终能不能定，还要看你在接下来讨论会上的表现。”

“我明白了，谢谢廖组长指点。”

“不是指点，是提醒。”廖承看着舒染，“你有六天时间准备。六天后，工作组离开V城前，会有一场模拟汇报。我和工作组的成员会担任模拟评委，你需要在四十分钟内，说服我们你为什么是合适的发言人。”

“好。”

“另外，”廖承顿了顿，“汇报内容会全程记录，会带回去作为重要参考。”

舒染握紧了放在膝上的手。

回到教育局已经晚上七点。舒染没去食堂吃饭，直接回了办公室。

她需要重新思考整个汇报的思路。廖承说得对——之前的汇报太像个人工作总结，展示的是“舒染做了什么”，而不是“边疆教育应该怎么做”。

她打开笔记本，开始列提纲。

第一版提纲写完，已经九点了。王娟端着一碗面进来：“舒染，吃点东西。”

“哇，看起来好香，谢谢你！”舒染有些惊喜地接过碗，是清汤挂面，卧了个荷包蛋。

王娟在她对面坐下：“廖组长今天说的那些……是不是很难？”

“难，但是对的。”舒染挑起一筷子面，“我确实太陷在具体工作里了，没跳出来看全局。”

“可你的工作就是实实在在的啊。”

“是实实在在，但要让别人也能做，就不能只靠‘舒染怎么做’。”舒染吃了几口面，放下筷子，“我得想清楚，边疆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通用方法是什么，我的经验在其中的位置又是什么。”

王娟似懂非懂地点头。

“你先回去吧，我晚点走。”

“那你别太晚。”

王娟走后，办公室里只剩下舒染一个人。她重新摊开稿纸。

边疆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资源匮乏、语言文化差异、家长观念落后、流动性大。

她一个一个列出来，然后在每个问题后面写：我们尝试过什么办法？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为什么？

写到牧区流动性问题时，她停住了笔。

阿迪力的脸浮现在脑海里。那个曾经冲进教室的少年，现在能说流利的汉语，能帮兽医站做防疫宣传，能教其他牧区孩子认字。

他为什么变了？

因为上学让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因为知识让他有能力帮助家人和族人，因为他从“需要被教的人”变成了“可以去教别人的人”。

舒染忽然有了思路。她重新铺开一张纸，写下新的标题。

一直写到深夜才完成。舒染站起来活动僵硬的肩膀，走到窗边。

V城的冬夜很安静，街上没有行人。她想起畜牧连的夜晚，能听见风声，听见远处的狗吠，听见陈远疆巡逻归来的马蹄声。

她忽然想到了陈远疆。

想他说话时简短的话语，想他别扭地表达关心的样子。

如果他在，或许能给她一些建议。但她知道，他此刻一定也在某个地方，做着重要的事，就像她一样。

舒染回到桌前，把写满字的稿纸收好。明天开始，她要用六天时间，把这个思路打磨成能在四十分钟内打动评委的汇报。

第四天开始，舒染进入了闭关状态。白天照常陪同工作组走访，晚上熬夜改稿。她找了周书记和韩局长，请他们模拟提问；找了教研室刘惠，请她从专业角度提意见；甚至找了资料室张雅琴，让她从旁观者角度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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