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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染点点头，她想起畜牧连那几台老旧的拖拉机。

“所以啊，”小赵感慨，“你们在边疆搞教育，也是在为这些建设打基础。没有识字的人，图纸看不懂，操作规程学不会，机器再好也是废铁。”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舒染看了小赵一眼，“是啊，这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建设的需要。”

“生存教育先行。”小赵提到了舒染报告里的核心词，语气里多了些认同，“这个提法越想越实在。”

舒染没接话茬，只是说：“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两人默默走了一段才回到包厢，老谢正戴着老花镜看一份报纸，吴代表则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窗外的景色逐渐变成了黄土高原风貌。

老谢放下报纸，望着窗外，感叹道：“这地方缺水，庄稼难长，发展起来也很难啊。”

“我们那有些类似的地区，”小赵接口道，“扫盲工作更难推动。”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要培养本地的种子教师。”舒染说，“外人很难长期驻守。”

“种子教师……”老谢念着这个词，“钱呢？报酬怎么解决？不能光靠觉悟吧？”

“一开始可能就是义务的，或者记点工分。”舒染回答得很实际，“但我们发现，当这些教师真的开始教，他们自己会获得尊重和价值感。同时，连队或公社，可以给予一些非常实际的奖励，给予一些物资补助，甚至在招工、参军等方面给予考虑。关键是要让他们看到，做这件事，对自己、对家庭是有好处的。光讲奉献，很难持久。”

吴代表停下了笔，抬起头：“对头，光喊口号不行，得有激励，让干活的人觉得有奔头。”

舒染点头，“教育说到底也是人的工作。要尊重人性里那些合理的诉求。”

小赵则听得认真，不时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上几笔。

晚饭依然是烧饼和茶叶蛋，加上小赵下车买的几根黄瓜，算是有了点蔬菜。

吃饭时，吴代表接了个话头，讲起他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学习时的见闻，其中讲到国外专家撤走时工人们凭着简陋的设备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点点摸索、仿制、改进技术。

舒染听得入神。

“都不容易。”老谢听完说了一句，“国家这么大，底子薄，要吃饭，要穿衣，要造机器，还要搞教育……哪一样不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哪一样不是靠人拼出来的？”

包厢里安静了片刻，舒染忽然觉得，这漫长的旅途，也许不仅仅是奔波，也是一种难得的了解这个时代机会。她想到了那个二十一世纪上海。那里的教室宽敞明亮，教学设备先进，孩子们有读不完的课外书，也有考不完的试和焦虑不完的未来。真是两个世界，两种教育。

第三天开始，身体逐渐适应了这种奔波劳顿。

窗外的景色继续变化。黄土高原逐渐过渡到地势相对平坦的河谷地带。田野更加规整，村庄的密度更大，偶尔能看到二三层的小楼。

包厢里的生活也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老谢和吴代表除了看文件、写东西、偶尔交谈工作，多了些休闲活动。老谢有一副象棋，吴代表会下，两人便在桌上摆开阵势杀上几盘。小赵有时观战，有时也拿出自己的书来看。舒染则大部分时间要么看窗外的景色，要么闭目养神，在脑海里反复推演发言稿的细节，设想可能被问及的各种问题，以及如何回答。

一天中午，吴代表吃着小赵买回来的肉夹馍时，忽然问舒染：“舒染同志，看你年纪轻轻，在兵团待了也有些年头了吧？家里人都支持吗？”

这问题有些私人，但吴代表的语气很随意，像是长辈闲聊。小赵停下了咀嚼，老谢也从棋盘上抬起目光。

舒染咽下口中的食物，平静地回答：“我家里……情况有些特殊。父母在上海，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当初来支边，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家庭成分的影响。”她略去了大部分细节，“支持谈不上，更多的是担心和无奈。最近一两年，沟通才多了一些。”

“上海啊，好地方。”吴代表点点头，没有追问成分的细节，这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礼貌，“大城市来的，能在那苦的地方呆下去，还干出成绩，不容易。想没想过调回去？”

老谢也看向她。小赵更是竖起了耳朵。

舒染笑了笑，“说没想过是假的。尤其是最开始，特别难熬的时候。但后来，事情一件件做起来就觉得……那儿也有那儿的意义。回去，是回到一种熟悉的生活；留下，是参与创造一种新的可能。可能我骨子里还是有点不安分吧。”她的语气带着点自嘲，也带着点坦诚。

“不安分好。”老谢突然开口，手里摩挲着一颗棋子，“年轻人，太安分了没出息。国家建设就需要这种不安分的人去闯去试，去打破一些老规矩。当然，”他话锋一转，看了舒染一眼，“要有分寸，要在组织框架里。你这个什么火种模式就很好，既有新想法，又没脱离实际，没瞎折腾。”

这是很高的评价了。

“谢谢谢主任。我一直记得有位老领导教导过我，做事要实事求是。这是根本。”

“实事求是……”吴代表重复了一遍，感慨，“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多少事情，坏就坏在不实事求是上。”

话题由此又引申开去，聊起各自工作中遇到的“不实事求是”的例子。聊着聊着，老谢和吴代表都有些激动，声音也大了些，引得隔壁包厢有人探头看。小赵有些紧张，试图把话题往回拉。舒染则只是听着，偶尔点点头，并不轻易发表看法。

火车经过大站时，停留时间较长。站台的规模更大，商品也更丰富，甚至能看到卖水果的。小赵会下车活动，有时带回来一些当地的报纸，让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动态。舒染这时就会透过车窗，观察着站台上形形色色的人。

第六天清晨，舒染早早就醒了。直到广播里传来到站的声音，车厢里瞬间骚动起来，所有人都行动起来。过道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朝车门方向张望。

舒染也迅速整理好自己的东西。那个旧帆布挎包，装着发言稿和笔记本，此刻显得沉甸甸的。

她换上一直放在铺上的熨烫平整的蓝布列宁装外套，把头发仔细梳好。镜子里的人，面容虽有倦色，但神情坚定。

老谢和吴代表已经提着行李站在包厢门口。老谢对舒染点了点头，吴代表则笑着挥了挥手。小赵紧张地检查着两人的车票和介绍信。

火车缓缓驶入站台，终于停稳，车门打开。

“舒染同志，我们下车。”小赵提起自己的行李，又伸手想帮舒染拿挎包。

“我自己来。”舒将挎包的带子在肩上紧了紧。

她跟在小赵身后，随着人流走下了火车。双脚重新踏上地面时，竟有一时恍惚。

站台上，人流方向各异。她看到了来接站的人群，有人举着牌子，有人高声呼喊。老谢和吴代表很快就被各自单位的人接走了，临走前又对她点头致意。

小赵踮着脚张望了一会儿，兴奋地指着一个方向：“看！那边！有举‘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牌子的同志！”

舒染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在出站口附近，有人手里举着块木牌。

舒染对小赵说：“赵干事，我们过去吧。”

“好！”小赵精神一振，在前头引路。

舒染跟在他身后，迈入人流之中。

六天六夜的旅途结束了，一段新的征程，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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