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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1页）

审讯室内，姜暮陷入了挣扎和恐惧的深渊中。

她呼吸急促，浑身发抖，头晕恶心。

眼前颠倒的世界快速旋转着，她感到大脑神经被掀起，无法承受的痛感滚碾过四肢百骸，她揪着喉咙，呼吸越发急剧而困难，嗡鸣的耳膜继而拉起冗长而尖锐的警报声，她渐渐地无法听到声音，她只听见“嘭”的一声，椅子倒下。

“姜暮，姜暮？”有人奔过来，在叫她，但叫她的声音渐渐变小。

姜暮闭上眼睛前的那一刻，整个世界是一片黑暗的。

“快，叫救护车。”安茜出门喊。

谢东松开姜暮的手铐，抱起姜暮，大喊着跑出去，“叫老袁先过来急救。”

法医老袁从远处奔来，几个人围着姜暮往休息室跑。

安茜靠在门前，看着远去的人群，有些受不了，推门离开。

回到会议室，安茜看了看同事陈立荣后来的报告:

因为施暴者是被害者自己熟悉的人，所以生活中的交集会很多。施暴者往往会通过社交刻意与被害人建立信任，从而更加便于实施犯罪，比如邻里间出于热心而帮忙照顾孩子，比如利用同事朋友的身份等便利条件接触孩子，比如借助同学关系欢迎孩子来家里玩儿，等等。

这类犯罪之所以会肆无忌惮，是因为熟人作案报案率非常低，受害人往往因与罪犯存在某种身份关系，羞耻心使她们不愿报警，以至于被威胁，从而很容易形成长期的畸形关系，这就是熟人间作案的可怕之处。

安茜叹口气，“这类案例不少，被害人不但不愿意报警，有的被害人甚至不愿意向父母求助。”

陈立荣补充，“如果她的父母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爱和安全感的话。”

安茜道，“所以姜暮父母可能完全不知情，他们相信女儿只是跳舞导致撕裂。”

陈立荣道，“是姜暮有意掩盖了这件事，那时候的医生大概也没有往最坏处考虑问题。”

安茜道，“但实际上，大部分孩子都是被强迫，被威胁的。家长是孩子的依靠，是安全感的来源，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原因，孩子遇到困难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家长。如果连父母都不能求助，不能信任，那么她将会多绝望，她还那么年幼。”

陈立荣看着远处骑着自行车，背着农药，要去田地里给稻苗灌溉农药的老农，说，“这世界上所有的‘催熟’都是灭绝人性的、惨无人道的，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催熟。

“一个女孩子过早地懂得了幸爱，体会了幸爱，她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美好的幻想就都被掐死了，她是否还向往父母的爱？她曾经所向往的父母之爱，是否也被无情地掐灭过？

“那是一场性的生理的稚嫩、心理的懵懂与人性绞刑架的正面交锋，任何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都会被剐得只剩一副骨架。”

尽管安茜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但真相却越来越向这个推断靠近，安茜把报告掷到桌上，“看来我们需要重新了解一下姜暮的成长经历，以及她和父母的关系状况了。”

案发五天前骗补贴

清晨，厨房里传来的水流声叫醒了姜暮。

姜暮坐起身，顺手挠了挠腋窝和脖颈的热痱子，痛痒感传至四肢百骸，连着小腿肚也痒了起来，低头看时，才发现自己腿肚上不知什么时候鼓出了几个杏梅大的蚊子包。

门外灶声轰隆隆，只听李雪梅扯着嗓子说，“这孩子，睡得可真够死性的，昨儿晚上下夜班，我敲了半小时的门她都没听见，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最后还是隔壁张主任叫人帮忙撬开了门锁。我进屋一看，这姑娘躺在床上睡得可稳当了，连衣服都不脱。”

客厅里，姜源站在鱼缸前端着搪瓷盆给鱼缸一盆盆换水，他指着两条翻着白肚皮的金鱼惋惜，“也不知道这鱼从什么时候起竟然烂尾巴了，咱们也没及时发现。”

“一个女孩子，睡得这么死，也不知道随谁。”李雪梅抱怨。

“还没死，换水后还是能再长出尾巴来的。”姜源悠然说。

两个人各说各的，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李雪梅有气无力地把锅盖合上，放弃了烙饼的想法，还是熬药要紧。

她打从市里回来就生了病，前后足足跑了几趟医院，又跑了几趟中药房，人家说她体内“生了火毒”，于是配了些草药在家里煎，煎了两天也不见成效，心里便焦躁起来，又不知从哪搞来一副坊间配方凉茶，在家早晚各煎一次，弄得家里哪哪都是她熬制的凉茶和中草药的味道。

可是病情仍然无好转，白天倍感精神不佳，她又要强，坚持上了几天夜班，人都熬透了，脾气性子都暴躁了起来，看谁都不顺眼，对姜暮的容忍度自然而然也下降了许多。

她把砂锅腾挪出来，扔在灶上，将一大包中药倒进去，锅里冒起一团褐色的药渣沉屑。

她见姜暮房间没动静，走进客厅喊了一嗓子，“这丫头片子，还不起床，等着我去请你吗？”

发泄完，又照了照镜子，镜子里呈现出一张憔悴的黄脸，脖子上和额头上红一块紫一块，她顺手又揪了揪脖子。

这不前一阵子，听了邻居说揪痧去火，她很相信。她开始只是把嗓子揪出了沙，脖子上搞得紫红一片，后来觉得头痛，又把额头揪出了沙，从上到下，皮肤青一片、白一片、紫一片，很吓人。

不止如此，整个人的精神也被她折腾得像塌了架子一样，脊椎骨堆在一起，干起活来肩膀和脖颈往前探，胸口窝着，情绪更加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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