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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从前岁月（第1页）

说起从前岁月

老人身份证的名字为邓氏，出生时间为1920年。因为当时办身份证时，儿媳妇说不上她的名字，光知道生日时间，却也记不清具体哪年出生，那时没有电话，没办法及时询问。工作人员也不想细究，可能是觉得这么老的人了，叫邓这这和邓那那又有什么区别呢？于是就随便录入了。

老人真名叫邓桂玲，1919年生于北乡袁庄。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小时缠过脚。从老人姐妹俩的气质风度，以及讲述的情况推断，她们的娘家应该是当时乡村的中上等人家。邓氏家族女性有长寿基因，在物质生活条件极差的年代，老人的母亲和姨都活到了九十多岁。

邓氏娘家兄妹五人，邓氏母亲的娘家先前有钱，邓氏的姥爷吸大烟把家败光，娘曾告诉她，自己的爹先将妻子卖掉，再把大些的女儿卖掉，家里卖得小孩子没有衣服穿，娘小的时候冬天披个麻袋片蹲在灶前取暖。等娘长大一点，也被爹卖给一户人家做媳妇，后来那个男人死了，娘又改嫁到袁庄，跟了姓邓的，生下了他们一男四女姊妹五人。邓氏的父亲是一个银匠。可以想象，当时物质条件有限，生活水准低下，人们的普遍要求是吃饱穿暖，银器需求还有点遥远，所以父亲的生意没有多好。家道艰难，经常是吃不上，穿不上，大人小孩一起劳作，勉强维持一个家庭的最低生活。

邓氏老人的双手伸出来，没有一根指头是直的，每个指关节都扭曲变形，这是一辈子劳动造成的。

小桂玲从四五岁起，就开始做活儿，撕棉花，络线子，捻经子，打穗子。十一二岁，就学会了织布，起早贪黑几乎被钉在织布机上。别看整天织布，家里人却穿不起衣服，布要拿去卖钱换吃食，她记得身上盖的被子总是有着大大小小的窟窿。

她第一次出嫁，嫁给马庄一个军人，一起生活几年，有了两个闺女，第三个闺女刚怀上，男人出去当兵，再也没有回来，从此音讯全无。男人二月里走，她十月生下一个闺女。一个女人拉扯三个孩子，艰难可想而知，孩子后来夭折一个。1949年之后，她知道丈夫再也不会回来，便经由嫁到大周孙拐的大姐介绍，带着两个闺女嫁给大周村的陈全法。

陈全法是个苦命人，独根一条，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他的母亲早先带着两个姐姐不知从哪里逃荒来到大周，跟大周的陈建森一起生活，生下了他。他六岁死了爹，家里很快没饭吃，娘把两个姐姐嫁了出去，不几年娘又亡故，剩下他一个，吃百家饭，天地间自己生长。长大后在邓氏大姐的帮助下成亲。陈全法小邓氏好几岁。

我追问：他小您几岁？

老人羞涩一笑，说：不论大小了，怪丢人的。当时只想着，只要对俺闺女好就中。

她说那时的大周，人口并不多，街两边的房屋都没有盖严，哪里像现在，过道挨着过道，层层叠叠几排几道几横几纵。当时房子也不讲究，土坯房，草顶子，一间两间，栖身就中，大都是破旧院落，院墙和大门基本没有。她家附近路北连人家也没，站在街里就能看到后地的田野。陈全法没有自己的房子，结婚也是借住在别人家里。婚后夫妻二人打坯烧砖，盖了两间小屋。

穷人的最大支撑就是情感与善意。好在夫妻二人很是恩爱，陈全法对她前面两个女儿也很好，大女儿个性强脾气坏，陈全法相处得小心谨慎，极力维护家庭和睦。

后来邓氏的妹妹，也是经由大姐介绍，嫁进孙拐，三姐妹的家离得很近，相互之间有个照应。

邓桂玲来大周后，又生下四个小孩，两男两女，大儿子陈天佑出生于1954年，二儿子名叫陈天奇。加上前面三个女儿，老人一辈子共生了七个孩子，成人三个。二儿子前些年浇地时被发电机电死，只有四十七岁。天奇死后，他的妻子照看邓氏，直到陈天佑夫妻从西安回来。邓氏目前只有两个子女在世，女儿八十岁远在青海，儿子陈天佑守在身边。

说起从前的岁月，老人和儿子唏嘘有声，记忆最深的就是饥饿。

1958年“大跃进”，为了造成粮食高产的假象，几个生产队的红薯拉来聚到一起，组成一个队里的产量，然后再拉到另一个队，充数他们的产量。每个队不甘落后，争相往上报数字。如此折腾来去，受罪的是老百姓。浮夸的结果，是人命的代价。邓氏三天里死了两个闺女。陈天佑饿得全身浮肿，眼睛都睁不开，看不清道儿，扶着墙摸索走路。在那几年里，夫妻俩拼尽全力就是为孩子们吃饱肚子。

1960年前后吃食堂，不许私人家里冒烟。大周和贾井两村合开一个大灶，每村派出几个妇女来灶上做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稀饭稀得照见人影。陈天佑曾记得打回来的饭只有一点点，根本不够全家人吃，每次先尽着他吃，就这也还是不饱，小孩子不懂事，经常喊着：你们都把饭吃完了，为啥不给我剩点？

吃完了“饭”，还是饿，人们炒蚂蚱吃，挖野菜吃。广阔天地，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红薯叶、七七芽、羊屎蛋、酸木浆、糠皮……只要能弄来吃的就是好事，粗陋苦涩难以下咽，但不得不吃，不吃就只能饿死。

生产队的岁月，成天死的活的苦干，每家分一丁点东西，常年不够吃，每一天都是饥饿，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怎样弄来一点吃的。有一个冬天，邓氏带着儿子陈天佑外出拾红薯，因起得太早，天还没明，出村后迷路，十冬腊月，穿得又少，又冷又饿，在黑暗中咬牙挨到天亮，才从犁过的地里拾了几块冻坏的红薯，宝贝一样拿回家。红薯长期以来是中原农民的重要口粮，在艰难的岁月，为了得到几块红薯，人们拼尽了力气，演绎出几多悲剧。从冬天吃到春天，长达四五个月，每天吃红薯。我的一位亲戚看到城市街上卖烤红薯，说：倒找我钱都不吃，当年吃怕了，看见红薯胃里流酸水。

吃大食堂，队里派几个妇女推磨，邓氏和其他几个妇女每天的工作就是抱住那根棍子奋力推动巨大的石磨。吃不饱没有力气推，不推就没有饭吃。多少麦出多少面，有人验秤。之前有人顺手抓一些回家，说是正常折（shé）秤，于是磨出的面粉斤数总是不够。队里发现，邓氏推磨的时候，没有出现过折秤现象，便固定由她每天带着另三名妇女负责磨面。而她本来身形瘦小，又饿得枯干，总感觉再也推不动了，可那石磨神奇地每天转动。那时她和丈夫四十岁左右，正当壮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有精力都用在如何吃饱肚子、如何养育孩子上。后来队里有了牲口拉磨，解放了人力。

艰难的日子特别漫长和难忘，老人讲来讲去，总也走不出那几年岁月。春天里青黄不接，粮食短缺，吃菜更是奢望。邓氏看到榆树上茂密的叶子，心生一计，将一把镰刀绑到棍上，爬到树上，伸长棍子，很快捋了半篮子榆叶，着送到大食堂。人们惊叹，这女人，瘦成了一把骨头，还能爬树。榆叶、榆钱、槐花，人们仰头盼着它们生长，爬到树上够下来，用以果腹。她还在路边拣一些因为坏了被人家扔掉的红薯，拿回来切开晒干，在碓臼里捣碎了吃。

姐姐孩子多，吃的也有困难，到自己家搲粮食，她将自家仅有的粮食，分了一点给姐姐，叫她拿回家去。姐姐在家纺花织布，邓氏养的有鸡，鸡下蛋后，她煮了给姐姐和孩子送去。

再艰难的日子也得咬牙走过，再困苦的生活也要一家人团结一心。哪怕自己吃亏受苦，也要从嘴里省出来一点接济别人。后来条件稍微好了一些，家里有了一丁点芝麻，她烙了几个焦馍，自己的孩子只留下一个，其余全部拿去给大姐的孙子吃。

20世纪60年代，家里辛勤喂了一头小牛，长大后卖了三十块钱，恰逢贾井一人因为家里盖房前来借钱，邓氏将三十块钱借与了他。那时人们之间借钱，也都不打欠条，还钱全凭自觉。忽一天听说那人死了，邓氏一家想，钱不知能不能要回来，姓贾的儿子不知是否认账。找到死者的嫂子询问此事，好在姓贾的儿子还认，答应有钱了就给。一年后，给他们还了钱。邓氏笑着对我说：净干那冒险事儿。可那时候人家来借，知道俺家刚卖了牛，实在找不出不借的理由。

善良是她的生命基因，成为家庭传统，伴随她一生。早在她出嫁前，那一年已经结婚的姐姐家给柜上学徒发了半年工钱十二块，那人回家路过袁庄附近，钱掉在了柴火里。小桂玲撮柴烧锅，从柴火中捡了出来，交给父亲。学徒回到家里，晚上找不到钱，说是自家媳妇掏去给了娘家，便逼问毒打，媳妇哭着回了娘家。娘家也是没法儿，那时穷苦人家，谁也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媳妇只好又回婆家，走到颍河桥上，遇见小桂玲，流泪倾诉委屈。小桂玲赶忙跑回家向父亲报告。

父亲拿着十二块钱赶到那个学徒家中，见他又在打骂妻子，及时送钱解救了这个可怜的女人，也将这个家庭从赤贫苦难之中拯救出来。多年之后，那女人见到桂玲的父亲，还称他为救命恩人。

嫁到大周，她的善良美德也带到了陈家。俗话说，一个好女人带起一个家庭。陈全法正是因为邓氏的到来，建立起一个虽苦寒却稳定的家园，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邓氏常说人要积德行善，不做恶事，谁家有难就帮助谁。她虽然日子窘迫，却专爱接济穷人。她说，宁给穷人一口，不给富人一斗。再穷再难的日子，只要有要饭的上门，从自己嘴里省出来，也要给人家一点。

1963年夏季，老天爷一连下了十几天雨，颍河泛滥开口，河水漫溢出来，流向村庄，庄稼全部淹了。大周西头一人深的水，村子中间水位在成年人胸口处，好多房子水泡坍塌，只有东头的水稍浅一些。西头一位叫周河的村民，妻子刚生完小孩，家里房子被水泡塌，周河让女人抱住小孩子坐在水缸里面，在水中推着走，一直推到村子东头，住在庙里。人们顾不得抢救粮食和财产（也无法抢救，也几无财产），携家带口，呼儿唤女，丢弃家园，纷纷向东避难。有的人去往亲戚家，有的人住进庙里，无处可去者在村东头人家暂且蹲伏。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无望地等待，祈求老天别再下雨，祈求母亲河嫑再上涨。那个年代，本来也穷，每亩地打不到百十斤粮食，吃的也都不够。受灾之后，更是没啥吃。最后上级救济了粮食，村民渡过难关。

逃难而来的陈家，一直在村里最穷，吃的吃不上，穿的穿不上，住着两间破草房，房子的根基，俗称践脚，也只用了一层砖，每逢刮风下雨天，全家人都担心害怕。记得有一年，一连下了好几天雨，墙都湿透了，怕有危险，夫妻二人就找来些砖头，下着雨挖补墙体，和大雨比赛抢时间，把砖头一点点塞进去。1963年的大水，全家人更是担忧，幸亏她家地势稍高，水位刚好淹到践脚那里，房子在风雨中飘摇，总算是没有倒塌，夜里也不敢睡觉，观察水位上升情况。不用说老少一起，又挨了一阵饥荒和担忧。

老人的这段讲述，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印的《临颍县志》上得到佐证，在第52页大事纪1963年条目下，这样记载：

8月2日1时至9时，巨风暴雨，中心地区8个小时降雨量350—400毫米，其他地区200毫米以上，颍河决口3处……（列举县内11条河流决口情况），坡、河不分，一片汪洋，为百年不遇之水灾，全县积水面积457301亩，127个村庄被淹没；倒塌房屋27561间，伤亡社员58人（亡11人），伤亡牲畜35头（亡2头）；冲走、泡坏粮食1401605公斤，冲走、泡坏饲草约1000万公斤，社员损失衣被7676件，国营企业单位损失折款约计181000元。

由老人的讲述，结合详细确凿的数据，我在脑海中试图还原六十年前那场凄风苦雨，不知我的家人们当时是怎样熬过去的。我的爷爷奶奶，正值壮年，他们肯定也在奋力保护家中的老人和孩子，拼命守住一丁点粮食。我的妈妈，那时还在大周，是否坐在东屋看着大雨发愁？我家在村东头，或许没有被淹，没有遭灾？人在大自然面前渺小无力，只能随波沉浮。志书上那些被淹的村庄、倒塌的房屋、泡坏冲走的粮食与饲料，皆有我大周父老的伤痛和记忆，他们不幸地为这些定格于历史文献的数字添砖加瓦。而这些，对于百岁老人来说，只是一生中经历的诸多灾难和苦痛的一个小小片段。像对待所有突然降临的灾难一样，人们只能硬扛，在洪水中挣扎等待，忍饥挨饿，担惊受怕。事实证明，所有的灾难都会过去，所有的废墟都会长出新绿、开出花朵，这片土地上人们求生存的勇气与能力无与伦比。

老人此番讲述，如今听来令人惊异，村子最西头距离颍河也有好几百米，哪里来的那么多水，能在大地漫延，能把庄稼和村庄灌满？而如今颍河水，细细的一绺，人们只担心她会断流。时光只过去了六十年，就有如此大的变化。如今人们出于乡愁和闲愁，来到母亲河的身边，拍摄你过于苗条清瘦的身姿，站在河岸，忧伤地看着你，期待你的流量能丰沛起来，成为新的景观。

1976年，本县东部王岗、瓦店等公社遭遇罕见大水灾（这个事件县志上也能查到，证明百岁老人的记忆力精确无误），邓氏号召他们十一队各家各户妇女烙烙馍支援灾区。她说任凭咱自己少吃一点，也要支援人家。想想十几年前发大水咱受的罪，就能体会到他们现在有多难。在她的带动下，各村各队的妇女都端出和面盆，支起铁鏊子，一沓又一沓热乎乎的烙馍，由各个生产队送到大队，大队统一送往灾区。

70年代，她担任生产队的妇女队长。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很多劳动全凭人工。生产队把小麦收回来，全靠人力和牲口脱粒，摊到场里打、碾、摔、翻、扬、晒、蹚，要好多道工序，历时几天，才能将麦粒装入袋中，拉去粮站完粮，余下的分给各家一部分，然后归入队里粮仓储存。中午趁天热正是晒麦好时候，需要翻好几遍麦秆，称为翻场。正和面做饭，翻场时间到了，面没和好，也从面盆里抽出手来，去各家各户喊人，把正在家里做饭的妇女全喊出来，率领娘子军奔赴场院。身形瘦小的她，处处带头苦干，赢得大家的信任，妇女们愿意听她的。

那时，生产队的会计每年都要聚在一起搞年终决算，1973年至1975年连续三年都是在邓氏家里搞的。当时她家有地方，十三个生产队的会计都在她家做决算，邓氏为他们做饭，中午和几盆子面擀面条，给大家下捞面条吃。

即使后来年龄大了不当妇女队长，她仍然关心村里队里的公益事业，爱张罗一些事情。80年代末，有一年六月二十九（阴历）大周过会，一般情况下，每个村庄一年都有两个会，至少唱一次戏，可当时村里没有钱写不起，人们又很想看戏，早早地打听、期盼。为了让老少爷们儿看上戏，邓氏联络本队和相邻生产队几位妇女，比如新奇他妈、献民他妈，反正是那几个热心妇女，三伏天挨家挨户收粮食，粮食卖了换成钱给大伙儿写戏。人们不缺粮食只缺钱，捐一点粮食还是愿意的，于是纷纷在自家囤里搲粮食。那时乡村的人们还没有大批进城，家家人丁兴旺，村村人欢马叫，人们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戏摩拳擦掌，奔走相告，饭场里天天都是端着碗的人们说着唱戏的事。妇女们流汗出力，在所不辞，收了粮卖了钱，却还是不够。邓氏就把大儿子从西安寄回来、自己舍不得花的六百元钱捐了出来，凑够了请戏班子的钱。戏台搭起，戏班进驻，会上各种大锅支起，嘹亮的豫剧在大周村街里响起，整个村庄欢腾起来，十里八村的人们都赶来看戏。

1988年冬天，她在地里放羊，赶着自家的五只羊回家，走着走着，羊群里多了一只，不知是谁家的，四处看看，也再无人，都不知这只羊什么时候进来的，她便先带回家。队里人说：该你幸，得只羊。她说：丢羊的人多着急呀，我得出去问问。她把羊全部赶回家圈好，又来到西河坡，向过路的人打听，告诉路人，她捡到了一只羊，如果有人寻找，可到大周十一队来领。果然北乡马庄一个人，来找他的羊。问清公母大小特征，她把羊还给了对方。马庄的非常感动，第二天又买了东西来看她。

对待日子比她更艰难的人，邓氏乐于伸手相助。她说：穷没根，富无苗。谁也不能把人定死，现在穷的人，不可能永远都穷；现在有的人，也不可能一直都有。在人最难处时候，帮衬一把，胜似人家有时再去撵趁（方言，巴结）。尽管自己也不富裕，但她出手助人，总是很大方。

1992年阴历十月初七（这些日子她记得如此具体，张口就来），她卖了一只羊，得到六十块钱。队里有一个人，常年生活困难，家中有事，到处借钱，没人借给他，一是大家都没有闲钱，再一个是怕他将来无力偿还。他无奈找到邓氏的小儿子陈天奇。天奇跟妈商量。邓氏说：刚卖羊得了六十，再添添借给他吧。天奇问：他要是不还咋办？她说：不还就算了，不还咱不要。那人在危难中遇到邓氏慷慨解囊，非常感动，等有了钱，及时来归还给她。

一个老太婆，有一天为难地对她说，自己孙子学习很好，但没钱交学费，恐怕不能再上学了。邓氏问：需要多少钱？老人说：要五十块。邓氏说：你在这儿等我。她回到家里拿了五十元，出来给了老人。那时人们都知她大孩儿在西安卖服装，她手里有闲钱，遇到困难总爱来找她，她基本是能帮就帮，小到五块十块，大到上百元，有送的有借的，也有借出去不见归还的，她也从不去要，全凭对方自觉。

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她在西安跟着大儿子生活，从电视上看到震后场面，心里十分难过。得知所住地碑林区白庙村搞募捐救助活动，她从家里拿出来好多衣服（儿子正在销售的服装），并把儿子给她的三百元零花钱全部捐了出来。

她为人宽宏大量，很少生气，大事看淡看开，小事能忍则忍。队里分给她家的自留地，挨边的两家不自觉，欺负他们是外姓人，西边的往东斜着种，东边的向西斜着种，本来应该是长方形的地块，成了梯形。邓氏也能一笑而过，专心种好自己的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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