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感旧录(温儒敏)_北大初期的桐城派与章门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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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初期的桐城派与章门学派（第1页）

北大初期的桐城派与章门学派

说起北大中文系的学术渊源，不能不提到桐城派与章门学派。

清末遗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改名北京大学，而原先作为课程设置的中国文学门，也早在1910年3月成为实体教学单位——“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北大中文系的建制就此诞生。在“中国文学门”建立前后数年，北大文科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逐步走向规范，而学术流派之争也直接影响到学科与学风的建设，这里有一个动荡的转型期。

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文科包括中国文学虽然列为主课，一些新式教育的观念与方式开始影响这门学科的建设，但很多方面仍然袭用传统书院式的教学。而当时整个大学对传统学术并不重视，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学校“百事务新，大有完全旧弃之概”，主掌校政的几乎全是留学西洋的“海归”，事实上中学的研究已经逐渐退为“装饰品的地位”。1912年严复担任校长之后，有意保存中学，就设想文科之外各科全由西洋留学回来者担纲，可尽讲西学，而文科则纯粹研究传统学术，“尽从吾旧，而勿杂于新”。那些年轻的“海归”派与文科中的旧式文人“老先生”经常有矛盾，严复担心中学坠落，也希望中学西学两不相干，各自发展。他决定起用桐城派文人姚永概担任文科学长。本来，京师大学堂期间，文科的教席就多为桐城派文人，包括吴汝纶、姚永朴、马其昶、张筱甫，以及被看作桐城派“护法”的古文家林纾，等等，虽然仍多执滞于辞章之学，格局褊狭，却也曾一支独盛。公正评说，当时北大的桐城派文人，亦有其文化推进，特别是在国文现代教育的试验方面，并非一味泥古。

姚永概（1866—1923）在当时桐城一派中，学问未见得是最好的，吴汝纶的学术地位就比他高。但姚永概有更求新求变的思想与实践。1906年吴汝纶创办安庆一中，就曾专门去日本考察新式学堂，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封建的、封闭的旧文化思想体系对于人才培养的束缚，希望探寻一种新的国文教育路子。这大概也是严复看重他的原因。一般人的印象中，当时占据北大文科的桐城派很守旧。这只是一部分事实。可是这一派在北大任教时，他们对于新式学堂的教育，特别是国文教育，有过很大的影响。人们应当注意到一个现象：一百多年来，国文或者语文教科书所收的很多文言文，其基本的选篇范围始终没有很大变化。当然这是经典的沉淀，而桐城派吴汝纶、姚永概等在选篇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姚永概就曾致力于为新学堂编写多种古文讲义，诸如《孟子讲义》《左传选读》《初学古文读本》等，都力图选择清真雅正、辞句精练，又比较切近白话文的作品，适合学生阅读模仿。这实际上也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研究现代语文教科书编撰的历史，不能忘记当时在北大的桐城派文人。

林纾（1852—1924）也是当时北大的“风云人物”，这位福建籍的桐城派文人，写一手绝妙的古文，受到过吴汝纶的赞赏。进入北大之前，林纾已经是文坛巨擘。他首推用典雅的古文翻译外国作品。他并不懂外文，是和几位留洋回国的才子合作，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是“意译”，居然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因为故事新奇，译笔好，能满足当时大多数读者需求，大受欢迎，对晚清的文坛影响巨大，被公认为中国近代的译界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严”指翻译《天演论》的严复）的佳话。只因为后来林纾反对白话文运动，与蔡元培、胡适等发生争论，又曾写小说影射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等，引起新潮派激烈反弹，后来的文学史叙事就把林纾归之于守旧与反动的阵营。其实，林纾对于近代文化改革的贡献也是不能抹杀的。

不过，桐城派文人在政治上仍然守旧，清亡之后，这批效忠清室的文人陆续从北大流散，北大文科的地位更趋下降。这除了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更因为民初学界的风气大变，原来笼罩北大文科主流位置的桐城派，逐渐被章门学派所取代。

严复1912年离职之后，先后继任校长的何燏时、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日本留学背景，他们对文科中旧功名出身的“老先生”不满意，希望北大引进一些留日的年轻学者，来排挤桐城派势力，而章门弟子理所当然就成为首选。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继承清代乾嘉朴学正轨，由小学而治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佛学等，眼界阔大，作风扎实，加上革命党的身份，在民初学界声誉隆盛，影响自非桐城文人所能比。章太炎因鼓吹革命而避地日本，除了办报传播革命，又设坛讲学，多讲音韵训诂，以及说文、尔雅、庄子等。听讲者多是浙江籍的学生，包括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等，后来各自都卓有建树。这些人多是同门同乡，互相援手推举，大都在1913—1917年间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的新兴力量。

在与桐城派的角逐中，章门学派最显示学术实力的是黄侃与刘师培。黄侃1914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文心雕龙》与《文选》。刘师培1917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中古文学史”。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又被称为“文选派”。他们学术上非常自信，自视甚高，力图通过北大讲台打一场“骈散之争”，驱除桐城派的影响。这除了学术理路的差异，更因为黄、刘认为古文家“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其实是浅陋寡学。除黄、刘氏外，在国文系主讲文学史的朱希祖和其他一些教员也加入对桐城派的批评。桐城派文人终于一蹶不振，失去在北大的学术位置。

在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进学人进入北大，在国文门与整个北大文科提倡文学革命与白话文，鼓吹新文化。他们干脆“一锅端”，将桐城、文选两派都视为守旧加以攻击，斥之“桐城谬种，文选妖孽”，大有“举古先伦纪道德典籍文字尽摧灭而变易之”的气势。所谓文章结构体式的“骈散之争”，就被更热烈的“文白之争”（或者“新旧之争”）所掩盖和终结，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北大责无旁贷成为全国文科研究和思想启蒙的中心了。

关于北大建校之初国学研究之学风流转，借用沈兼士的话来说，大致有三变：“其始承清季余习，崇尚古文辞；三四年之后，则倡朴学；十年之际，渐渍于科学，骎骎乎进而用实证方法矣。”这大致梳理清楚文脉的流变。

后人容易非此即彼，站在“前进”的特别是新文化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代际更迭”，其实问题比结论式的思考复杂。文化学术是需要层层积累的，每一层“彼此”都可能有其在特定历史环节的贡献与局限，又有互相的交融重叠。加上文人相轻和文派抵牾等因素，就更加搅成一团。比如黄侃在其名著《文心雕龙札记》中批评桐城派，同时也有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观点的深层的有益思考，尽管他很瞧不起胡适，甚至写诗讽刺新潮人物为“苍蝇螟虻”，给胡适取外号为“黄蝴蝶”（胡适的《尝试集》中有《蝴蝶》一诗）。历史就是如此复杂，道德评价也取代不了学术史评价。对于前人的学术得失，须慎用绝对化的分类褒贬，要分清流变中的不同层面。从桐城派、章门弟子，到“五四”先驱人物，他们对于北大文科的建立与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对于这些学术前辈，我们都持有敬仰之心。

2023年10月1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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