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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1865）二月十三日，一个平淡的、既无奇灾亦无异象的日子。当日前后为雨水节气，象征着人间时日开始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春天。人如草木，又不及草木。草木没有虚妄心，人有；草木抵得过一个王朝的坚固长久，人却抵不过一世枯荣。所以说，人比草木脆弱。那段日子里，北京城里的官员士大夫和老百姓最大的谈资，无非是奕被免去议政王及一切职务。奕不是旁人，是那个在辛酉年（1861）里，凭一己之力将慈禧送上青云之巅的男人。奕下台了！没有比这更值得让人嚼舌头根的事，各种版本的传言飞来飞去。天子脚下说起宫闱秘辛，就像是在说胡同里的那点事，过的是嘴瘾。

那一天，谭府上下也忙得不可开交，又添男丁，此男丁便是谭嗣同。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外烂缦胡同。烂缦胡同，曾被称为“烂面胡同”。谭嗣同自述搬到库堆胡同（浏阳会馆）之前，他出生于“孏眠胡同”，也即“懒眠胡同”。菜市口地区是彼时京城的交通要道，蛛网交错，南纵北横，而烂缦胡同便是其中一条。这里地方会馆林立，像一颗颗棋子散落于胡同。行走于此，经常会有南腔北调的官话不知从何处传来。清人赵吉士描述：“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寄园寄所寄》）今天从烂缦胡同西拐仍可通往法源寺，即唐代悯忠寺所在地。清代这里因聚集六个会馆，其间花团锦簇，煞是热闹，故改此名。

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名人故居面前，人是第一要素，而要使一处建筑焕发活力，就必须不断地及时寻找他的主人。所谓有主之物，看的是主不是物。主人的声名，要能够超越金石之坚、砖瓦之固。不然，人朽，物也随之湮没。谭嗣同的出生地距离菜市口很近，短暂几十年的人生往返和变幻无常，竟完成于咫尺之间。时运使然，人奈何之。惊鸿一瞥的人生轨迹始于一个绚烂的地名——烂缦胡同，仿佛命中注定，却又令人不胜唏嘘。在谭嗣同前已有兄姊四人，均为徐氏所生。因其于祖父谭学琴谱内行七，被称“七公子”。在谭嗣同的童年时代，母亲徐夫人对他的影响最大。徐氏深受传统礼教的熏陶，把服侍丈夫、抚养子女和管理家人作为自己的唯一责任，属于旧式贤妻良母式的中国传统妇女。

谭嗣同在他的自述中，每每触及先母，都会惊颤和痛惜。他写道：“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植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蔓操笞不少假贷。”旧戏文里的母亲好像用了同一张面孔，不知她们是因为做了母亲才这般，还是因为她们是女人，生来便如此这般。她们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可又不一样。在时代的缝隙里，她们是灰扑扑的影子，是低到尘埃里的花朵。可是在谭嗣同心里，他对于母亲、姐姐们，以及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闰，始终抱有怜惜之意。谭嗣同深情地回忆母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先夫人是慈祥的，也是严厉的。她对子女寄予厚望，如果违反家风、礼节，她会严厉训诫。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的小事，她也会恰当地给予指引。她经常当着儿女的面说起自己所经历的贫苦往事，让子女知道衣食无忧的生活来之不易。在那篇写给母亲的祭文中，谭嗣同把徐夫人描述为一个勤于吃苦、不苟言笑的严母，孩子们犯下过错，她会毫不留情地体罚。

以至于谭嗣同读书时，内心对于老师所说的父严母慈一说，存有深切的疑惑。母亲的教育极为严苛，她完全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自己，遵守祖父开创的谭氏家风。这个深受伦理法则影响的女人，又用这种伦理法则教育子女。她要求自己的儿女，既要在道德上严格自律，注重内在修养，又要不忘社会责任。徐夫人的言传身教对谭嗣同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他们虽然出身官宦之家，贵为公子，却毫无纨绔子弟的习气。中国人的性格养成，通常是扁平式的积累过程，与巍巍然的伦理相互成就。母亲灯下劳作的身影，与人为善的品行，性格上的坚毅，所有这些构成了谭嗣同的性格史。

母亲，通常是我们生命天空里恒定的北极星，她的光芒，指引着我们，也影响着我们。从谭嗣同记事起，母亲忙碌的身影便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父亲在朝为官，收入颇丰，本不需要母亲如此辛劳。可他的母亲根本就不像一个官太太，甚至还不如浏阳城里地主乡绅的大房小妾活得安逸。餐桌上从来都是粗茶淡饭，每餐不超过四个菜。身上穿的布衣虽然洁净，但补丁摞着补丁。一日，家塾先生闻得一墙之隔，纺车轧轧，彻夜不休。第二天，先生就问谭嗣同：“你家的婢女用人如此辛劳？”当谭嗣同告诉他是自己的母亲时，家塾先生大为惊叹：“你父亲在朝为官十余年，位居四品，你的母亲却没给自己放松享乐的时间。如果你们嬉戏惰学，不思进取，又怎能做到心安？”

从那以后，谭嗣同变得愈发勤奋。每当怠惰偷懒时，机杼声便会在耳边响起，让他不得安宁。他不仅白天用功，晚上也温习功课。琅琅的读书声和母亲摇动纺车的轧轧声交织在一起，如同优美的夜曲。如果有可能，谭嗣同宁愿像母亲那样，做一个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自食其力者。

谭嗣同七岁那年，他的大哥嗣贻娶浏阳黎氏之女，徐夫人挈长子返浏阳完婚。因路途遥远，旅行不便，遂将谭嗣同留在北京。临行之日，谭嗣同和家人到卢沟桥为母亲送行。这是他第一次远别母亲，谭嗣同强忍泪水，默然无言。那时的他虽然只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却比同龄人情感来得浓烈。母亲走了好远，回头看他，他仍站在那里不肯离去。母亲离开后的一年中，谭嗣同思亲难抑，生了几场大病，形容消瘦。待到第二年母亲回京，看见他瘦骨嶙峋的样子，不由心疼，问他是否想念自己所致，他却想到当初与母亲的约定而矢口否认。不苟言笑的徐五缘也被儿子乖巧惹人怜的模样逗笑了，颇为欣慰地对旁边人道：“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

徐五缘嘉许了儿子，这个倔强自立的女人将自己身上的人性之光投射于儿子。你若自立，我便死得安心，她用极度的不安全感勉励谭嗣同自立。谭嗣同后来养成的一身傲骨皆源于此，而凡事易张难弛也变成肌肉记忆存储于他的身体。无论何时，谭嗣同始终保持着一种孤身立于危地的凛冽之势。

母子间其乐融融的温情画面，永远都无法定格。随着父亲谭继洵地位的不断攀升，谭家内部原来比较简单的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时的封建官僚和商贾，都有买妾的风气。《李兴锐日记》中就有谭继洵为李找妾的记载：“敬甫知余将置妾，而择年在二十五岁上下。适有送婢求卖者，敬甫邀余一看，遣之去。”置妾不同于娶妻，带有浓厚的买卖性质，妾的出身也往往比较低下。置妾，大多时候置的不是情感，而是门面。科举的成功使谭继洵获得了入仕的资格，意味着他的儒生地位得到了朝廷的承认。而与之相匹配的享乐成本也水涨船高，纳妾算是功名之士的标配。更何况还是京官，生活上的配置更是马虎不得。马配鞍，剑配匣，辜鸿铭说的“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将女人物化，是那个时代最丑陋的部分，值得用一万吨的文字去批判。

谭继洵到京城为官后，像大多数官僚那样，开始忙着为自己置妾。他完全不用顾及家中发妻的感受，此等境况，谁也说不出什么。而那些在私人生活上无所作为的官员，反倒成为世人奚落的对象。仿佛他们纳的不是妾，而是一件披在身上的华美锦袍，如同插在功名躯体上的一面旗帜。肉身，就像是他们养起来的一件玉器，玉不离身，身不离玉。反复擦拭，日夜揣摩，养出油腻。

成年后的谭嗣同念及母亲，总是愁肠百结。一个女人苦心经营的家庭氛围，在现实世界里不堪一击。她只能像剧情陡变的家庭剧里的女主人那样，保持忍辱负重而又沉默的姿态。同治二年（1863），徐夫人带着子女辗转数千里，从浏阳乡下来到北京。而此时，谭继洵已娶直隶顺天府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女子卢氏为妾。卢氏年方二八，比谭继洵年轻二十四岁，他成了谭氏的第一房侧室。在谭继洵所娶四妾中，卢氏年龄居长，聪慧明秀，很快便为这个家庭添上一子，得到谭继洵的宠爱。同治十一年（1872），谭继洵又娶四川女子张氏为侧室，张氏也生有一子，名嗣。在谭家，卢氏与张氏分别被称为“大姨太”和“二姨太”。

古人有言：“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旧时纲常伦理，面目板正，寒气太盛。小妾在旧式家庭里的地位较低，按照旧制，“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并规定不得以妾为妻。大红灯笼高挂处，人的心思，密如浮埃，身在其中，谁又能逃脱哀愁。妻妾、嫡庶之间的倾轧，有时会异常尖锐。于是，有些家训中还将此录入其中：“素相敬爱之伉俪，因妾生嫌，渐至反目。妇已有子，自可毋庸置妾。先贫后富、先贱后贵者，尤所不宜。”谭家情形也不例外，谭继洵与徐氏算是贫贱夫妻。谭继洵功名无成时，徐氏与他患难十余载，后又随其迁来京城十余年。一个女人能够付出的，徐氏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谭家。然而经此变化，夫妻之间难免龃龉，感情日渐淡漠。

谭继洵宠爱他的小妾，徐氏自然受到冷落。浏阳会馆里经常会传出徐夫人与卢氏的怼怨声，恨屋及乌，两人间的怨怒很快便转嫁到子女身上。徐夫人在世时，卢氏尚有忌惮，不敢过分造次。谭氏夫妇及妻妾之间的不和，使年幼的谭嗣同置身于幽暗的气氛中。人虽幼稚，却心有不甘，常常生出戾气。人生最初见识到的争斗与凶险，便是屋檐下的亲情。家庭生活对于孩子来说，一饭一蔬，一敬一怒，温润人心，也摧毁人心。谭继洵在京师户部任职十七年，正值“同治中兴”时期。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轮番冲击，大清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谭继洵所在的户部是中央政府管理全国户籍和财政经济的机关，在太平光景里，当是京官们求之不得的好去处。可是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财政枯竭，又当别论。

谭继洵虽然不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但他身上背负着家族的厚望。或许是苦难的打磨，让他对世事人生有着相对清醒的认识。“谈农政于理财之日，谈榷政于兵燹之后”，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官场就是一个文人最后修炼的道场。谭继洵是个务实之人，处世谨慎，行事稳重，非常人能及。拆东墙补西墙的职务，看上去像是在收拾烂摊子。可是对谭继洵来说，却是最合适的角色。他在户部衙门担任农曹时，曾于人前慨然曰：“农曹者，度支所总，国用民生所系也。”

即使做个不入流的七品小官，谭继洵也要让自己做到熟悉掌故、通达机宜、恪守本职。为官，本来就是为人之道。官场混沌，人神鬼魔共存，但官事还是人心镜像，有一套既定的生存秩序，终途还是明心见性。事实证明，一个心细如发的人，通常要比那些粗枝大叶的莽夫更懂得因势利导地解决问题。谭继洵有着高远的政治理想，小小的农曹职位怎能匡定他的才华？他日夜用功，光是专业书籍就储备了数万卷，同时又多方搜集舆论，了解时势，很快便达到了“博综掌故，精熟食货”的程度。在今日之我看来，谭继洵用儒学理想来度量并不合乎理想的时政，是值得怀疑的。而在彼时的谭继洵看来，他所做的，乃理所当然之事，不止一个循吏和名儒曾经这样做过。大学士翁同评价他“此人拘谨，盖礼法之士”，喜欢按部就班，凡事不愿为天下先。一个中规中矩的、以君子自期的文人士大夫。自适其适，适得其所。在多数人的眼里，他们是没有棱角、谨小慎微的官员。

自古饭碗难捧，君子忧道亦忧贫。一身才华换不回三菜热汤，并不是稀罕事。谭继洵的境遇还过得去，为政既不混沌，也算不得清简。十余年间，他先后在户部下属八旗现审处、井田科、捐铜局、收铜局、捐献局、军需局等处任职，他几乎将户部机务尝试个遍。同治十一年（1872），升补户部山西司员外郎，两年后，又升补山东司郎中。

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谭继洵奉旨简放坐粮厅监督，驻北京以东通州。直隶通州向来为南北漕运的终点，每年数十万石漕粮在此交卸入仓，以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供应着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是京师之地与经济重心区域构成空间关系的重要枢纽。办理漕政事务虽然劳体伤身，但也是肥缺，其中营私舞弊、贪污中饱乃常有之事。谭继洵在坐粮厅任上，连续三年因办运出力而受到嘉奖，奉旨专以道员用、赏加二品衔。

谭继洵任职通州不久，全家随之迁往北京以外四十里的通州城。此时，次女嗣淑已于几年前嫁给广西灌阳进士、翰林院编修唐景崶，随唐家住在京城；长子嗣贻正在家中复习功课，准备考举人；而嗣襄、嗣同仍随欧阳中鹄在家塾读书。看到孩子们上进，谭继洵非常欣慰，对他们的教育也愈发上心。月色昭昭，谭家儿女读书喧哗的声音遥遥传来，大地似乎有一种朦胧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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