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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说，众生是佛。众生能否成佛，不在佛光，而在于个体心性的迷悟。

多少个静穆的日与夜，谭嗣同就这样被吱扭一声关在了佛门外。那两扇红漆斑驳的山门如同圣俗两界的分界线，他曾因信奉船山之学，便自然继承了王船山否定佛教、批判佛教的传统。但这种态度在此次北游访学之后，发生了剧烈的摇晃。

谭嗣同在写给友人刘善涵的信中说：“静趋空灵，天机充盈，此为入禅学之方便法门。”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接触佛教禅宗，其态度也由最初的否定转为肯定。成就佛道必须具有优良的根器，即“品质”。他认为刘善涵是具有上等根器之人，希望他能保持灵光之气，经常自我鞭策与激励，他日救度一切众生。晚清佛教在社会上已衰敝至极，但在文士之中，佛教义学反而出现异常活跃的气象。一批先进的文人尝试把佛教义学作为挽救国家民族的精神武器。

从龚自珍到魏源，那些经世学风的倡导者，最后都是在佛光禅影中了却余生。他们从红火热闹的外部世界退守佛门净土，既有现实困惑，也有印证大千世界圆满的追求。比如，龚自珍从佛教“业报”学说引申说道：“人心者，世俗之本”，心力所至，足以“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据此而言，“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这种不依靠“圣人”，而要求“众人”以自有心力创造天地的呼喊，无疑潜藏着某种维新变革的因素。而魏源则认为“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但办一心，终登九品”，只要自己持诵“阿弥陀佛”名号的心能够专一不乱，待到生命终结时就能够往生西方，登上极乐世界九品中的某一品。人活这一世，留下太多求而不得的遗憾，但人终究要以自身来印证大千世界的圆满。有人说，他们仕途坎坷，进行社会改革的志向受挫后消极避世；也有人认为他们皈依佛门仍处于经世之念。我相信，无论是龚自珍，还是魏源，他们在吟诗时，此生未了的心事依然会汹涌澎湃起来。不然，魏源又为何替佛国世界发出浩然慷慨之声：“劝化数十百僧，辗转至千百万，皆往生西方成佛。”老病多艰的世道，士人们仍念念不忘拯救苦难众生，经世致用的理念轻易就越过虚实之境，成为他们良知世界的执念与笃信。

谭嗣同耳闻目睹体制内绝大多数上层官僚昏聩腐朽、政事败坏，感到非常愤慨。对于官场学这门最具实用价值的学问，谭嗣同并不像那些死读经书的书生那样天真迂腐，毕竟他出身仕宦之家。正因为如此，他的愤慨意识也要来得比别人更为猛烈。他觉得自己以前所掌握的知识难以在实际运用中奏效，应该另外寻找可以消弭当前祸端的途经。于是吴嘉瑞等佛学家和西方传教士向他宣扬的宗教理论便强烈地吸引着他。尤其是他从梁启超这里听说康有为吸收佛教和基督教的某些观念来丰富“孔教”，使他开始考虑从“性灵”或“灵魂”的角度去寻觅救世的良方。

深秋的黎明时分，秋风已生寒意，万物凋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青石小道上，走来三位挺拔昂然的年轻人，他们是谭嗣同、梁启超和吴樵。据梁启超回忆：“余初交铁樵，在京师，实乙未冬也，与谭浏阳三人，相视如兄弟。铁桥雅不好为诗，尝偕游西山碧云寺。”在认识梁启超的同时，谭嗣同还与寓居北京的佛学家吴嘉瑞（字雁舟），以及精通佛学的夏曾佑（字穗卿）和吴德潇来往密切。

夏曾佑乃浙江钱塘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时任礼部主事。此人好学深思，喜谈公羊学，尤精于佛典。在佛学上，影响谭嗣同最深的是吴嘉瑞。谭嗣同称呼他为“雁菩萨”，自己为菩萨身旁的侍者。吴嘉瑞，湖南长沙人，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他对康有为的学说很是欣赏。吴嘉瑞系近代佛学大师曹镜初的外甥，熟悉佛教典籍，时人称其为“阿难多闻之流（阿难是释迦牟尼的从弟和十大弟子之一，长于记忆，称“多闻第一”）。谭嗣同跟随吴嘉瑞学佛，他“昼夜精持佛咒”。如果人随心而活，就会断绝佛法的初衷；如果抛开一切诸相，又会违背灵性的生活。在京师与吴嘉瑞等人谈佛论经，谭嗣同内心的冲突一如自己与自己交战。他每日都会抽出时间坐禅，排斥杂念，使心境恬静平和下来。

北京周边，佛门寺院林立，谭嗣同有选择地去了几处。穿行于出家人修行的场所，那些投射在他身上的每一片太阳的光斑都充满着佛的启示。他修习禅定，从不间断，“渐渐能入定，能历一二点钟始出定，目中亦渐渐如有所见”，并将自己所住浏阳会馆居室称为“莽苍苍斋”。自此，佛学对谭嗣同的影响与日俱增，并将给他的思想学术的发展增添新的重要内容。佛学是一种特殊的人生思考方式，是关于生命的一种另辟蹊径的实验。一边是入世的焦虑，一边是出世的超脱，谭嗣同以为自己内心早已不存在选择的两难，但彼时他居然为之一动，而且是地动山摇。

谭嗣同幻想着运用佛教哲学去消解精神与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但是一遇到国计民生的问题，他又觉得佛教不够灵光。尤其是在吸收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以后，他对于自然科学更为着迷。风何来？雨何往？求的是一个自然，没有太多抽象的思考。

如果说生命如同河流奔涌，那么属于谭嗣同的生命之舟在渡过一个个思想险滩，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向前挺进。庞大的帝国体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像一个充满诱惑的赌场，而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像是执着的赌徒。谭嗣同此时在向京城的佛学者和基督教传教士进行访学的同时，还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动向，特别是官僚集团对变法维新所持的态度。他上年曾听说光绪帝的老师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支持康有为、文廷式等筹办强学会，觉得他们算得上开明之士。尤其翁同在光绪朝中后期，一度权倾朝野。翁同是咸丰六年（1856）殿试的状元，也做过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出入中枢数十年，官拜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此人早年并不是站在维新变革的立场上，他甚至属于典型的守旧派官僚。甲午战败对翁同的刺激是十分巨大的，其后，他参与了总理衙门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交涉，再一次看清了弱国无外交的悲剧，他萌生了变革维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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