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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初输入（第1页）

外来之佛教，曷为而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输入以后，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于历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讨论者，第一为佛教最初输入年代之问题，第二为最初输入地之问题。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韩愈《论佛骨表》语），此二语殆成为二千年来公认之史实。吾人心目中，总以为后汉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观，乃参稽考证，而殊觉其不然（说详下）。《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据此足证两汉时人，鲜有知佛。官书地志，一无所载。学者立言，绝未称引。王充者，后汉学者中学识最赅博而最富于批判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论衡》对于当时社会流行之思想，无一不加以批判矫正，独于佛教，未尝一字论列。此即当时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证。故语佛教之初纪元，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但前此史迹，于此间消息，固亦有可窥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历代三宝记》卷一引）【原文：“又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此经录本不甚可信。此种断片且传疑的史实，似无征引之价值，但最当注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秦始皇：西纪前二四六——二一〇[1]，阿育王：西纪前二六六——二三〇[2]）。阿育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当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法人拉克伯里考据此事颇详）。然则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佛门掌故称，育王起八万四千塔[3]，其二在中国。此虽荒诞，然或是育王与中国有关系之一种暗示）。但藉曰有之，然既与当时被坑之儒同一命运，则可谓与我思想界没交涉也。

其二，鱼豢《魏略·西戎传》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裴注引，《魏书·释老志》祖述其说）此事在历史上虽为孤证，然其时大月氏王丘就却，正征服罽宾，而罽宾实当时佛教极盛之地，则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学子之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亦意中事。但既无著述，亦无传授，则影响固不及于思想界耳。

其三，《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4]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5].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6].……

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7]，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此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为光武子），而服其教，则在社会中先已有相当之根柢可知。故教义输入，不得不溯源于西汉之季也。

其四，《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九年[8]楷上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9].”此语见诸奏牍，必为事实无疑。帝王奉佛，盖自此始。此盖在永平百年后矣。

汉明之永平求法说，大略谓明帝感梦金人，遣使西域，赍还经像，创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经》，即当时所译。魏晋后之洛阳白马寺，即当时所建。甚者演为释道两教竞技剧谈，谓佛教缘此盛弘京邑。虽然，试稍用严正的史识一绳之，则兹事乃支离不可究诘。盖当时西域交通正中绝，使节往返，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兹一端，则此段史迹，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据之《四十二章经》，察其文体，案诸经录，皆可断为两晋间人作，绝非汉时所有。至于各书关于兹事所记载，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历之地，所做之事，无一从同，而矛盾罅漏，随处发现。故以吾之武断，直谓汉明求法事，全属虚构。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阋争，道家捏造谰言，欲证成佛教之晚出；释家旋采彼说，辗转附会，谋张吾军。两造皆乡曲不学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后涂附之迹，历然可寻。治佛学史者，须先将此段伪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觉思想进展之路，不致歧谬也。

附录一

汉明求法说辨伪

汉明求法说，最初见者为西晋王浮之《老子化胡经》。王浮盖一妖妄道士，造为老子出关西度流沙之说，指彼佛陀为老子弟子也。其书经六朝唐数次禁毁，稍有识者皆知其妄，独所造汉明求法说，反由佛教徒为之传播。洵一怪事也。其述此事概略云：

永平七年甲子，星昼现于西方，明帝梦神人，因傅毅之对，知为胡王太子成佛之瑞应，即遣张骞等经三十六国至舍卫，值佛已涅槃，乃写其经，以永平十八年归。

此种记载之荒谬，一望而知。莫如张骞姓名，盖以二百年前之人物，插入此剧本中，其固陋太可怜矣。但尤有极强之反证，为世人所罕注意者，则西域交通之历史也。考《后汉书·西域传》云：

王莽篡位，贬易王侯。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遂通西域……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此记西域通绝年岁，谨严详明。永平七年，正西域受胁匈奴、构乱猖獗之时，下距十六年之复通且十岁，安能有遣使经三十六国入印度之时。其不学杜撰，正与攀引张骞同一愚谬耳。即此一反证，而汉明求法说，已根本推翻，无复成立之余地。

然则王浮曷为造此说耶？彼不外欲证成其佛陀为老子后学之说。因佛经中言佛出世、成道、涅槃，皆有六种震动等瑞应，因谓恒星昼现，为佛成道之象，强派佛陀为汉明帝时人耳。故又言汉使至而佛已涅槃也。然则彼又曷为必托诸明帝耶？则永平八年赐楚王英之诏书，为其作伪取资之动机，殆可断言。盖此诏书，必为当时佛教徒所最乐称道。因此不知不觉间，将汉明帝与佛教生出关系，伪造故实者，遂因而托之，殊不思彼诏书中，“浮屠”、“伊蒲塞”、“桑门”等新名词已累累满纸，岂待闻傅毅之对而始知世间有所谓佛耶！

其次，踵述此说者，为东晋初年石虎著作郎王度奏议，有“汉明感梦，初传其道”二语（见《高僧传》卷九[10]《佛图澄传》）。又次，则袁宏《后汉纪》（卷十）云：

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而问其道，遂于中国图其形像。

其言皆极简单，不过姑沿俗说而已。又次，则《四十二章经序》[11]记此事渐铺张扩大矣。此序[12]见梁僧祐《出三藏记》卷六[13]，注云“未详作者”。然《四十二章经》，实吴晋人伪作（详下）。其序又当在经后，殆出东晋无疑。序云：

昔汉孝[14]明皇帝夜梦见神人……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15]？有通人傅毅[16]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17]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

此序当注意者，则于“使者张骞”外，添出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又所写经有《四十二章》之目。奉使之地，乃易印度为月氏，殆作此序者较博雅，知张骞仅曾到月氏，未到印度，故毅然矫正前失耶。秦景之名，盖影射受经伊存之博士弟子秦景宪而漏却一字。又误记其官，而别造一博士弟子名王遵者，实则羽林中[18]郎将，汉家并无此官名也。

复次，踵此序而增饰之者，则《牟子理惑论》也。此论见《弘明集》卷一，旧题汉牟融撰，实则东晋刘宋间人伪作。（详下）其叙此事，前半全同《四十二章经序》，唯改秦景官名羽林郎中耳。然此官亦非汉所有也。下半则内容更加扩大。其文云：

……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立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前序称“写取经在十四石函中”似是指经在彼土藏以石函，至是则忽变为兰台石室第十四间矣。前诸书只言迎取经像，至是则言立寺洛阳，且指其地点矣。复次则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19]）《四十二章经》条下云：

……使者张骞、羽株郎中将秦景……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20]。

此文与前异者，前书只言“写取佛经”，至是则写本变为译本。又于使节之外，忽添出一同来之竺摩腾，求法之成绩，益增上矣。及梁慧皎作《高僧传》时，“汉明求法”之传说，又生变化，其《摄摩腾传》云：

汉永平中……[21]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22]要还汉地。

窃思彼时佛徒历史之学乃骤进，居然知张骞与明帝并不同时，急急抽换，乃杜撰出蔡愔其人者以为代。愔为大使，不可无官也，即以副使之官官之；又觉羽林中郎将为武职，非求法使臣所宜也，则删削颠之为“郎中”；其尤淹博可佩者，居然更知历年派充副使之秦景，其职业实为博士弟子，亟为之正名定分，而将随员中冒充博士弟子之王遵革去。所惜者，秦博士向伊存受经时，上距永平已七十余岁，垂老而远行役，未免不情耳。然以较旧说，则已周密数倍，后此《魏书·释老志》、《历代三宝记》等，皆祖述之。遂成为佛门铁公案矣。《高僧传》又云：

腾所住[23]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自马寺是也。（《摄摩腾传》）

蔡愔至中天竺，时竺法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达洛阳，与腾同止……善汉言，译《十地断结》……《四十二章》等经五部。（《竺法兰传》）

使臣归国之结果，初但言赍还经像耳。第二步变为立寺，第三步则寺有所在地点，第四步则并寺名而有之矣。初则言使臣独归，第二步添出一译经之摩腾，第三步又添出一法兰，第四步则法兰译经且多种矣。凡此皆作伪进化之迹，历历可寻者也。

《汉法本内传》者，见唐道宣所撰《广弘明集》卷一，注云：“未详作者”，勘其事状及文体，盖出于元魏高齐释道交哄最烈时，其述此事，益极荒诞，略言：

蔡愔偕摩腾、法兰归，道家积不能平，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以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抗表请比对，其月十五日，明帝集诸道士于白马寺，使与腾、兰二人赛法。道经皆焚烬，腾等现各种神通。道士费叔才惭死，吕惠通等六百余人出家，宫嫔等二百三十人、士庶千余人出家。

呜呼！作此伪至此，叹观止矣。信如《法本内传》所说，则当时出家者已盈千累万，而三百年后王度奏事，乃谓汉魏之制，除西域人外不许出家，此等语安能形诸奏牍？信如《高僧传》所说，则摩腾、法兰已大兴译事，而下距安世高之来，垂百年间，无一新译，佛徒之辱其宗，不亦甚耶！

综以上所考证，吾敢[24]断言曰：汉明求法，乃一羌无故实之谈。其始起于妖道之架诬，其后成于愚秃之附会，而习非成是，二千年竟未有人敢置疑焉。吾所以不能已于辩者，以非将此迷雾廓清，则佛教发展之阶段，无由说明，而思想进化之公例破矣。其有舛失，愿来哲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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