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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明珠坐着拖拉机回了罐头厂，正招呼杨冬梅带人来卸货时，一个年轻的女工好奇地凑上前。

“这个罐头厂是你开的吗？”

贺明珠擦了一把头上的汗，笑眯眯地说：“对，是我，有什么问题吗？”

年轻女工和同伴你推我挤，胆子大的上前问道：“听说你还在上学，学生可以当总经理吗？”

贺明珠反问：“为什么不可以？头衔只是虚名，能力才是关键。既然我能办厂开公司，别人干不成的事儿我干成了，当这个总经理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可、可是你年纪还这么小……”

贺明珠扬眉：“能力和年纪没关系吧？有少年天才，也有白头庸人。甘罗十二岁当宰相，相比之下，我十七岁才开了家罐头厂，论起年少有为，我这还排不上行，还得继续努力呢。”

见这位小厂长说话风趣又亲切，女工们听后都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等大家笑够了，贺明珠拍拍手，站到台阶上，将众人注意力都吸引过来。

“今天是和大伙儿第一次见面，虽然不算正式，但大家现在应该都认识我了。对于起步阶段的罐头厂来说，一切以务实为要，我们不来国企机关那套的繁文缛节。现在不讲究，以后也不讲究。”

听到贺明珠的话，其他人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专心地听她发言。

“关于我这个人怎么样，说再多也没意义，以后大家有的是时间了解。相比于对我的好奇，目前你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开始罐头厂的正常生产活动。目前厂里已经备好了所有生产需要的原材料，接下来就要看你们的了。无论是罐头的生产效率和质量，都直接关系到各位未来的工资和奖金，希望大家以更加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这份工作。”

女工们见贺明珠言辞锋利，反应敏捷，严肃起来很有派头，不由得收起之前的轻视之心，以一种更加谨慎的态度来对待这位年轻的新厂长。

“贺、贺厂长。”

有女工不习惯地喊了一声“贺厂长”，捋顺舌头后问道：“你说的奖金是什么？是每个工人每个月都有，还是只给一部分人发？发奖金有什么条件吗？”

一说到钱，大伙儿都竖起耳朵，生怕漏掉哪一句话。

贺明珠答道：“既然你问到了，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奖金的事吧。罐头厂每个月盈利的百分之一会用来给工人发奖金，不是大锅饭式分配，而是根据各生产组的工作表现来分配，有高有低，有多有少，全看大家的表现。”

百分之一的盈利用来发奖金？！

此言一出，女工们躁动起来，明显有些吃惊。

有人低声问身边的人：“百分之一的盈利有多少钱啊？”

被问的人说：“这我哪知道啊……不过以前咱们饼干厂每个月多的时候能赚几千块，少的时候就只有几百块，算下来，百分之一的盈利大概是几十块到几百块……”

问话的人有些不满地说：“这点钱要分给咱们厂这么多人，平均下来每个人也分不到多少钱啊。”

旁边的人纠正道：“人家老板说了，不是平均，有多有少呢。”

有女工又问贺明珠：“贺厂长，奖金是按什么标准分配的？要是我们已经努力工作，但厂子这个月卖不出去罐头、盈利不好，那奖金还发吗？”

听到她的话，旁边的人急忙拉了一下她的袖子。

现在罐头厂才开门，连第一个罐头还没造出来呢，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这不是成心给人找不痛快嘛。

贺明珠倒没不介意，只是笑着反问：“你对我们罐头厂的前景就这么不看好吗？”

女工没回应，小声嘀咕道：“那以前饼干厂的厂长也说厂子效益好，那不最后还是关门了吗……”

其他人没说话，但从表情来看，她们在心里是赞同这个女工的话。

杨冬梅急忙打圆场：“饼干厂是饼干厂，罐头厂是罐头厂，虽然用着同一个厂房，但是两家不同的厂子，不能拿饼干厂来类比我们罐头厂啊。”

女工们捧场地敷衍笑了笑，但显然，她们并没能听得进去杨冬梅的话。

贺明珠说：“关于罐头厂会不会是下一个饼干厂的问题，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也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对比一下两家厂子的不同之处。我只想说，罐头能不能做出来、做得好不好，需要大家共同协作；至于罐头能不能卖出去，就要看我的本事了。”

贺明珠将罐头销售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也就是说，如果罐头卖不出去、没有盈利的话，责任全部由她来承担。

听到这话，女工们不由得惊讶起来。

要知道当初饼干厂还开着时，负责人成天跑乌城大大小小的单位化缘，半卖半送，求着人家买一点他们厂的饼干，甚至还在街上摆摊，只是最后收效甚微，卖不出去的饼干在仓库堆成了小山，最后没办法，以饼干代替工资，给每个工人发了五斤饼干。

饼干厂的倒闭一方面是因为销售渠道堵塞，大量的饼干原材料和成品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现金流，却又无法变现，直接将生产→销售→再生产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给堵死了。

另一方便则是由于饼干做法老套，口味一成不变，而且由于在制作过程中缺少品控，导致出炉的饼干又硬又难吃，老头咬一口，连假牙都能崩飞。

因此，在没有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前提下，饼干厂负责人和女工们越努力越失败，朝着错误的方向一路狂奔，直到厂子彻底散摊子。

女工们隐约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作为普通工人，她们并没有改变的动力和权力。当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厂里还能发工资，饼干卖不卖得出去就和她们无关。

因为此前在统购统销体制下，饼干厂的生产任务是由街道下达的，原材料也是通过体制内途径而获得，他们无须考虑后续的销售，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完成生产任务即可。

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套还行得通，毕竟体制内天然具有开厂特权，能够近乎无成本地与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采购商建立排他性链接。

即使有厂子可以将饼干做得更好吃，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无法取得原材料，且无法将成品售卖出去的情况下，这些体制外的厂子也只能抱憾关门。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向全国，原本严丝合缝的体制被冲开了一道口子，将外界的空气送了进来，同时，也将“市场竞争”这个新鲜事物带到了所有人面前。

不出意料，习惯了张口等人喂饭的饼干厂缺乏竞争力，没过几年就倒闭关门了。

而女工们在失去稳定的工作后，在抱怨之余，也不禁开始思考和讨论饼干厂倒闭的原因。

如今，她们再次回到熟悉的厂房，所面对的却是陌生的厂名，和更加陌生的管理模式，饶是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但依旧会忍不住一惊一乍。

“我已经洗手了，为什么还要再洗一遍？”

“你刚刚洗的姿势不对，手臂和手腕没有清洗到，必须重新消毒。”

“那我已经按照要求洗了胳膊，为什么还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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