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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章 170建中元年五月及以後的事（第3页）

全文完

黑龙江人青溪客

2019春构思于哈德逊河边

2022夏初稿于锦江边

後记：角色历史，及其他

前些天买了侯旭东教授《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2022年增订版。翻到後记，第一句就是：“终于轮到要写後记了。”立刻笑出声。

“终于”二字，懂的人都懂。

这两年我的心态与从前很不一样。原本不想再写後记了，因为作者在书外的一切解释都是蛇足。但一时之间，我恐怕仍然无法摆脱所谓“不辞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的心境，那麽，就还是写一些废话吧。

这部小说，上下部一共59万字。开头部分是临时起意而作，中间我因为各种情况，断更了一年半，直到去年5月才开始写下半部。去年6月我去了河北，在正定看到了李宝臣纪功碑，也在良乡找到了史思明墓所在的那块地——当时我其实还没有後来的很多感受——于是下半部写着写着，终于彻底成了对盛唐河北武人集团的致敬之作。

但，先从杨炎说起吧。

对于史传里的杨炎其人，我谈不上多麽喜欢。他看起来心胸狭隘。但这两年我的史观和史识都有很大进步，今年重新细读了相关材料之後，我对杨炎有了改观。他只是一个格局不算特别大的普通人。正史中所谓器量褊狭，听听也就算了。

史官们都是带着强烈的价值倾向，去剪裁选择丶使用材料的。比如，开元四年，李隆基酒醉後误杀了身边的人，第二天酒醒後幡然悔悟，自此四十年不饮一滴酒。入蜀後，左右劝他饮酒以解湿瘴，李隆基仍然拒绝。但司马光在《通鉴》中砍去了这段材料，理由是：“玄宗荒于声色，几丧天下，断酒小善，夫何足言!今不取。”

——李隆基连天下都差点丢了，戒酒不过是小的优点，有什麽好提的这是司马光的逻辑。

可是，平心而论，戒酒四十年，真的只是“小善”吗我们身边有几个喝过酒的人，戒酒後能够做到四十年一滴不沾

如果只看史传中描述杨炎的那些话，很难不觉得他是一个大恶人，而刘晏则是被他害死的无辜可怜人。可是再去看一看两《唐书》中的《刘晏传》（哪怕也是正史），就能窥得一些玄机。刘晏死时家里没什麽财産，看似非常清廉，对的，那是因为他的钱都用来交结外人了（“晏理家以俭约称，而重交敦旧，颇以财货遗天下名士，故人多称之”）。杨炎专权，挟仇报复，对的，但刘晏在那个位置上也是（“多任数，挟权贵，固恩泽，有口者必利啖之”）。杨炎被贬道州，刘晏很高兴，在朝堂上开心地讲这件事（“炎坐元载贬，晏快之，昌言于朝”）。

请别误会。我对杨炎没有偏爱，对刘晏也没有反感。他们都是愿意为帝国理财的干臣，尤其是刘晏，他显然是个理财好手——我是工科出身，天然就对实干家有好感。因此，我上面的那段话，固有为杨炎平反之意，但那并不是主要的。我更希望的是，以寻常人的视角丶寻常人的心境，稍微还原一点点他们的处境，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刘晏想要美名，于是把家财全用来结交名士，这很正常（如果我是他的家人，可能我的心情会不一样）。刘晏看到自己讨厌的杨炎被贬了，很高兴，这虽然不体面，但也正常。杨炎一个北方人在当时的湖南苦苦熬了两年（道州靠近广西），可能过敏，可能得病，回来却听说刘晏那麽幸灾乐祸，忍不住要报复，这也正常。

另外，我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杀了元载的人，是代宗皇帝，不是刘晏。杀了刘晏的人，是德宗皇帝，不是杨炎。杀了杨炎的人，仍然是德宗皇帝，不是卢杞。在各种谴责的声音里，皇帝们似乎经常能够像出轨的丈夫们一样隐身。

杨炎和岑参丶钱起丶贾至都有交集，入蜀为杜鸿渐判官时，和杜甫似乎也有交集。史传里说，汧水陇山之间，传遍了小杨山人的名号。想来，杨炎是一个社交能力很强的人。他和王维同样都是“混圈子”的，但实质不大相同。王维少年时代和弟弟王缙游走于两京权贵的圈子里，是百分之百的外来人。但杨炎似乎主要以自己的家乡凤翔到长安这个区域为基础，以一种本地名士的姿态混圈子，也许会有“地主”的优越感。被贬道州以前，杨炎完全没有做过外州的官，一路都在中央（入蜀做判官那种不能算）。大部分唐朝文士更想做京官，像杜牧那种自求外任的，是少数情况。杨炎的仕宦经历——如果不看他最後的下场——是唐朝人会很羡慕的那种。用今天高校青年教师们的谐音笑话来说，他这就叫飞升疾走。

说完了杨炎，再来说张将军。从史传和一些别的材料来看，他够机警，能力够强，运气也够好。没有像安庆宗一样死在长安，没有像崔乾佑一样死在史思明的清算中，也没有像很多很多藩帅一样，死在手下人的倒戈和暗算之下。但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一辈子聪明。他後期做了不少蠢事，我很难理解，甚至不忍心细想，只能无奈地解释为“大约人老了都会变蠢”。

我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对张将军的生涯有了较深的思考和心得，于是起了写一部非虚构的念头。我今年1月写了样章和概要，拿去投了世纪文景的非虚构写作营，有幸入选。这部非虚构暂定名《河朔风尘：一名叛军骁将经历的安史之乱》，以张将军的一生为主线，来呈现当时的长安河北和这场战乱本身。因为张将军是奚人，我也会讨论活跃于帝国东北边疆的各个民族，也会提到这部小说里的几个角色，比如安禄山丶王武俊。我在《山青卷白云》中对安禄山的处理过于简单粗暴，後来一直以为憾事。幸好，在《胡女》里，我终于交出了一份自己目前能够满意的答案。

婚姻家庭方面，杨炎没什麽特别的（他母亲倒确实姓元，如我文中所说）。至于张，除了史书里提到的惟诚丶惟岳丶惟简，他还有至少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母亲是本书中提过的前汲县令王谦的孙女。王氏的墓志出土于正定县三里屯村。由墓志可知，她死于大历八年（773）年末，比张本人还要早去世七丶八年，死时只有三十四岁。她大约是在张到常山郡之後不久，做了张的妾室，并且生有一个儿子。张将军的本传里没有提到这个儿子，也许是因为张死的时候他还很小。书中惟贞的名字，是我拟的。史书里，谷从政在张死後劝李惟岳的用词是你“生长富贵”，则惟岳必定生于张将军到常山郡之後。可见，张将军果然晚婚，或者至少晚育。长子惟诚是他的妾室所生，但不确定是婚前还是婚後生的。

很有趣的是，在“如果你来代替何六做决定，你会选谁”这一问题上，我的男性亲友们几乎都倾向张将军。有些朋友和读者认为我偏爱张，其实也不是。我有不忍人之心，因此希望让读者感受到历史语境中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苦处和难处，仅此而已。张将军的丑恶一面来自他作为武人的天性，而他的男性“魅力”，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他的武力和兵权。在书中的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杨炎这个人物，唯一的“错误”，也只是没能做一个无所不能的男主角。但这并不是一篇男主角必须无所不能的典型“言情”小说。这本书里，除了何六，我不偏爱任何人，或者，最多还有一个封五郎吧。在我心中，封五郎是全书唯一一个真正得到自由的人。他的想法是超越他的时代的，甚至也能超越这个时代的相当一部分人。按照历史时间线来说，封五郎在河西定居後，河西很快就会被吐蕃占领。但我想，他是那种绝不介意过吐蕃式生活的人。

然後是何六。我不需要过多解释她的事情。她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唯一的起因（最多再加上安禄山——杨相公和张将军都得靠边站），和最主要的动力。有一位读者在回复里说，何六和谁在一起，都会消减她的美好。诚哉斯言!但是，她有她自己的追求和选择，我只能祝福她。本书避免使用“胡乱”之类词语，这是我作为作者对她的一点心意。

至于薛嵩……我前几天，准确来说是7月13日，去了夏县的司马光墓和薛嵩墓。薛嵩的神道碑在庄稼地里，四面都栽满了苗。禾苗从四面逼近碑亭的台阶。碑亭是新砌的水泥结构，里面是小鸟的快乐老家，鸟叫声嘹亮无比，神道碑的座上全是鸟粪。碑亭的後侧门洞里，有一只死鸟的尸体。我在碑亭周围待了许久。薛嵩的封土堆，我是快要离开时才找到的，封土前没有任何标识，附近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坟头，都是当地村民的，可见那边的风水应该很好。除此之外，到处是庄稼。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路上我摸出手机搜索，发现薛嵩神道碑的拓片在网上卖1700块左右。怎麽说呢这就是黍离之悲吧。

夏县的村民们，也不知道这里葬着的人是谁。我说，您知道薛仁贵吧他说知道。我说，薛嵩是薛仁贵的孙子，也是《薛刚反唐》中薛刚的原型。他说，这我就明白了!所以，我在文中写到的薛嵩对祖父的崇敬，和他自觉埋没在祖父光辉里的隐痛，委实不为无理啊。）

如我借何六之口表达过的那样，武人集团是一体的。但薛嵩这种“唐室功臣之後”，和安禄山丶张忠志这种寒微出身的武士，必定有一些微妙的区别。薛嵩在我心中，代表着武人集团的一致性和“家族传承”之间的某种撕扯。这种撕扯，和何六所感受到的撕扯，自然也不是一回事。

此外，还有很多史料取舍裁剪方面的细节，我就不在这里说出来了，也不会回复相应的评论。写历史小说，如同变一个大家都能猜到其原理的魔术。但身为作者，毕竟不好直接把幕布掀了。请大家谅解。

下面来说说我在本文的创作上的一些想法吧。在语言方面，我花了较大的心力。有些词汇丶典故和成语在文中的年代以後形成，而且有明确的特点或来历，比如“推敲”“强度”，比如“醉翁之意不在酒”“胸有成竹”，我会尽量避免使用。仅仅避免现代词汇是不够的——我也会避免使用明清色彩太重的词汇。“古代”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范围。语言是在演变的，时代风貌也是在改变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不能接受在中古（大致汉末到唐宋）背景的作品里，看到明清气质浓厚的语言或场景。在写对话时，我有时会打开“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站或者台湾“中研院”的汉籍数据库，把原典检索的年代范围限定为“隋唐五代”，检索一下我要使用的词，看看它的使用频率究竟如何。如果这个词在这段时间的文献里从未出现过，或只出现一两回，且语境与我所以为的不大一致，我就会考虑换一个更稳妥的词。

这种标准注定不可能贯彻全篇，落实到每一处字句。举个例子，唐朝人不用“们”字，但我不能为了追求中古汉语的氛围，就不用“我们”“你们”，那会把文章的可读性降低到一个让我自己也很难接受的地步。在对话以外的描写部分，我偶尔也会使用近现代才出现的词汇。

我会留意彼时彼地的语境。譬如，安禄山起事後，李隆基下令改掉河北的一些地名。作为厌胜（他继承了他外祖母的喜好，常干这种事），如房山县改平山县，鹿泉县改获鹿县。那麽，在大燕的势力范围内，也就是河北的大部分州郡，大家肯定不会说“平山县”或“获鹿县”，而只会说房山丶鹿泉。

严耕望先生是我的学术偶像之一。他在《唐代交通图考》的开头提到，他撰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欲寻其径途与夫国疆之盈亏者，莫不可取证斯编，此馀之职志也”。严先生想做一些大家可以安心利用的成果，不论其馀。我自然终生不敢望严先生之项背，但我在小说之外下史学功夫，也只是因为我希望尽量做到让大家在看我的小说时，可以相对安心地装作当时真的发生过这些事。往後馀生，我但凡写小说一日，就会秉持这个原则一日。

这部书里可以称为bug的，主要是薛嵩的年龄。以他的资历来说，他不太可能只比何六大几岁。不过，少年得意的人也不少，这大概也不算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很多论文的开头，作者都会标注“本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得到了某某基金某某机构的经费支持”（Thisworkwassupportedby……）。我也不妨依照这个格式说明一下：本书下半部的写作，是由我的爱人@凉风（他在豆瓣的ID是@李法柰）全资支持的。

在我专职写作本书期间，他不仅在经济上给了我百分之百的支持，并且在智识上情感上也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他通常是我每一章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我对史料有新的心得时的第一个听者和讨论对象。他和我一同参详史料，和我一同对照着史料看卫星地图上的地形，确认安禄山的雄武城在哪里（它在今日张家口宣化区，距离张家口冬奥会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不到90公里），研究封五郎的寨子设在行唐县山里的哪一块最合适，讨论何六和杨炎从凤翔到河北时应该怎样走（他提醒我，他们必须多走“唐占区”，少走“敌占区”）。他给我讲邺城在三国到北朝那段历史中的作用，和我一起想象盛唐河北武人集团的风貌，在各种涉及中古音丶音韵学的地方给我帮助（他是程序员，对音韵学感兴趣的程序员似乎不少）——譬如“韭”和“久”在唐代是否同音——帮我给书中的配角起符合其民族语言特点的名字。如果没有@凉风，这部小说应当不会问世。我也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和他登记结婚了。登记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更新。这部作品见证了我生命中的许多瞬间，这件事也算其中一个。

除了@凉风，世间没有第二个人清楚，我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付出了什麽。我投入了难以形容的心血和精力，但它目前没有给我带来什麽现实利益。也许有一天它忽然被万千人读到，给我带来名气和金钱。我会坦然受之，但不会以此为荣。也许它就此湮没在网络的海洋中，不为世人所知。但我也不会以此为荣，自谓曲高和寡。因为，说到底，认真与否，只是我自己的事情。

欢迎关注我的微博和小红书：@青溪客-右丞门下走喵。我不爱发动态，微博和小红书粉丝很少，但我一直都登录着。我有一个读者QQ群，92021583，也有一个写日记的公衆号，但我基本不宣传，只是写写日记。

《奶酪与蛆虫》的作者CarloGinzburg说：“我们对死人有义务。”我认同这句话。不论是历史学者，还是历史写作者，都对死人有义务。死人们不是小说作者用来娱乐读者的消耗品和资源，他们曾经是和我们一样挣扎着丶前进着的生人。在我眼中，这部作品对得起我自己的良知和审美，对得起十三个世纪以前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那些人们，那些来过丶活过丶愚蠢过也尽力过的人们，也就够了。

是为後记。

对了，我得重复一遍：我确实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深深迷上了中古时代的河北，并且为它写了许多许多字，走访了河北的很多地方，未来还会去更多的地方，但我不是河北人。我是黑龙江人：）

2022年7月17日于晋西南旅途中

本书创作後期及定稿阶段，我时常与徐晨耀丶杨晓彤丶尚春峰丶王志群等几位朋友深入讨论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在此，我诚挚感谢他们给出的各种宝贵建议。感谢李巧玲丶李成金丶张舒丶王繄玮丶康雅婷丶EricLee等友人始终如一的鼓励和支持。感谢周游兄慷慨允诺，为本书题写封面。感谢杜晓纯女士（成都HokTiannPuCoffee）经常在我陷入卡顿状态时，投喂我点心和咖啡。第34章中关于湿陷性黄土结构的分析，完全由广东省建科所的何胜华兄提供技术支持，我在此一并致谢。

我的盛唐河北之旅尚未结束。接下来，我会专注写作以张忠志（李宝臣）为主人公的非虚构作品《河朔风尘：一名叛军骁将经历的安史之乱》。该书将由世纪文景出版，大约会在2024年面世。《山青卷白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6月）的後续作品《大唐名人穿越实录》，仍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感谢浙文社柳明晔女士和张可编辑的欣赏，同时感谢豆瓣阅读黄秋展编辑的帮助。

2019年初春我开始动笔创作《大唐胡女浮沉录》，2022年7月完成全书初稿，最终定稿时已是2023年2月。四年间整个世界沧桑变幻，而仅仅在我修订本书稿件的这几个月内，学界和我个人的小世界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2022年夏，蒙古-哈萨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宣布，他们在蒙古国杭爱山发掘了颉跌利施可汗陵墓的遗址及残缺墓碑。颉跌利施可汗是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父亲，後突厥汗国的建立者。至此，在第67章中提到的“突厥三大碑”以外，又有了新的突厥文字碑刻。秋初时节我和爱人去了邯郸，实地探访响堂山石窟，亦即文中的鼓山丶滏山石窟，并看到了铜雀台的遗迹。由此，我们更加理解了第2号粟特文古信札（

写完前边的网络连载版後记，我很快结束了晋西南之游，赴京参加一个会议，住在堂姐家里。7月23日中午，我与二伯父见了一面，聊了聊我祖父和亡父的几件旧事。随即出门去开会，不意那次见面竟成永诀。12月19日，二伯父殁于时疫，归葬燕山之下。我病卧在床，未能前往送别，悲憾不已。中夜辗转，每由伯父思及祖父母，不免涕下。倘无祖父母昔年鞠养啓蒙之恩，世间固无今日之我，亦断无此书矣。

谨将本书献给我的祖父于田夫先生（1922-2008）丶祖母孙玉清女士（1920-2007）丶母亲赵德芹女士丶继父宗朝君先生。

2023上元夜于成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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