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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高郡王三（第1页）

第二十七章高郡王（三）

师父把我救回高家後，一人去往安康郡请罪。安康郡没有罚他，反倒向上请奏，说本郡出了一个不得了的勇士。师父在衙门里受到表彰，回来却不高兴，他责怪我，说如果不是我设圈套，他绝不会上山去找那夥贼人。他认为，我利用了自己是高明清之孙的尊贵身份要挟他。你说，他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呢？

等他发完脾气，我对他说，那一天我在岩邑的野外看到一个男人在打劫女子。我上前阻拦，这才被他们捕获。他相信了我——也可能没有完全相信，总之，他向我道了歉，又说他知道我是好意帮他。几天後，他对安康郡说，是我和他一起讨平了那夥贼人。安康郡就去告诉金州府，说汉阴县出了两个行侠仗义的人，一个是高家之後，一个是大理相门子弟，应当向上举荐。金州府叫一个文书写出我俩的事迹，张贴在大街小巷的告示墙上。金州人见到我俩的荣光，也把山贼与无赖拿住交公，却没有得到府郡的赏赐，这是因为，他们不是将门之後，他们都不可靠。

凭着出身不凡和行侠仗义，我和师父从金州混出了一些名声。可是，每次有抛头露脸，或者邀功领赏的机会，都是我一个人出马。我告诉大夥，杨再兴残部据巴山北麓山为盗，足有一百多人。我扮作人票潜入匪窝，与师父里应外合斩杀了他们，为的是民间的太平。人们愿意相信我的话，就如同府郡之官愿意相信，我与他两个高氏家族，不是一般的人。如同宋人愿意相信，死在狱中的忠武公，日後将能从战场上复活。我远在大姚的家人，也信了我的话，他们以为我是凭着武艺在金州混出了头脸。绍兴二十五年，家父在姚州病逝。师父随我回国赴丧，受到了从父的召见。

那时候，我从父高量成已回楚雄，高贞寿居相之位。我和师父前往紫溪山拜见从父。从父看上了师父，要把他留在楚雄为将。师父非但拒绝了从父的邀请，还在当天夜里不告而别。我认为他不识擡举，便独自留在大姚，与弟高城光为伴。高城光才刚学武，我能够指点他的招式，因为我过去常看师父耍枪。我不能保证指点他的招式确实有用，偶尔故意捉弄他，逼他舞出难以学会的招式。城光不够聪明，直到今天，他仍然信我武艺高强，常在外人面前称我为师。我不愿意当他的师父，以往对他的指点和捉弄，也是为了让他在其他事情上信服我，对我马首是瞻罢了。我又怎会不知——师父必将得罪徒弟，徒弟也必须还债给师父，我一心笼络城光，怎会与他处成冤家？

一年後，我离开大姚，跑去了宋朝乌蒙部，途经矩州丶黔州丶夔州，回到金州。我再次见到师父的时候，他却要将我赶走。他似乎是在与我分开的时光里有了什麽觉悟，他说我个性狡诈，处心积虑，天生是一个善于弄权的官僚。我没有走，我知道如何让他无法把我赶走。我对他说，三年前，你向我父亲谎称我学有所成。你撒的谎，如今从姚州穿帮了，我是被从父赶出来的。他信不信我的话呢？即使我不说，这也是他认为的真相。他只能收回刚才的话，又让人把我的房间布置妥当。当晚，他下厨炒了牛心，焖了蹄髈。他跟我喝酒的时候，又好像从深眠中醒来一点，竟然要和我以兄弟相称。我说，这不可能。就这样，他做回了我的师父。往後的五年一如过去的六年，我在汉阴县高家，什麽事也没有发生。

现在，为了满足你的目的，我要和你说一说石公。说了石公，才能将京朝那群人的面目展现给你。不然你会以为，他一个官居高位的签枢密院事于绍兴庚辰年召请我师父入京，是因为爱才之心。

京朝内外有不少人以为他承袭忠武公遗愿，是个彻头彻尾的主战派，实则他本来是秦党人丶杨愿的跟班，更早以前，他还派密探跟林大声去鄂州赴任，策划了王俊对张宪的诬陷。我知道他自称卫国公後人，却不许别人提他的姓，他本来不姓石。他不过是与石贻孙的後人沾了亲戚罢了。凭着他与石家的关系，遑论蒙受荫恩，就是叫他去管石家人讨几缗钱，本家也不会施舍。不过，他後来毕竟做到了枢密之官，处理着天下边防兵机，说身世未免太远。你只须知道，当时的石公是枢密院签书事，计议机速房公事，绍兴和议之後，机速房已无主官，其所执掌的边防兵事也是由二府共理，但是在绍兴庚辰之年，金军即将南侵之际，缘于军事上的需要，复置三省枢密机速房——这件事不是没有石公的干预。

我後来听赵郎中说，早在忠武公蒙冤入狱之前，石公就知道朝堂上的奸徒势必促成停战。借由掌管刺探机密之事的便利，石公曾在忠武公蒙冤入狱後唆使一个北方刺客去金上京刺杀熙宗，认为只要行刺成功，再次掀起的战争必会让军权回到将军们手中。也就是说，那时他已然背叛秦党，将朝政寄托于一场更大的战争。我不知道他为什麽要阻止和议，不论其中的原因是为了救人，还是收回北方之地，或是颠覆秦党为政的局面，我都认为他的计谋并不高明。于变局之中铤而走险，目的却不明确，这倒是能显示他是个出身于市井鄙俗之家的人，因为生来没有祖业和隽誉，就总想要翻天覆地，想让朝廷上下的官宦丶贵族丶谋利者和矫僞之徒都从位子上跌下来。

最终，他的行刺之计没有成功，战事没有再起，忠武公也没有出狱。

秦桧死後，石公当上枢密院签书事，兼掌机速房计议官，在接下来的四五年里，他一面处理边防兵机，征令北民为密探，指派斥候刺探金夏，一面寻找秦党馀势的把柄，将之一一铲除。我听说，当时朝廷有个叫江彦英的官员，其际遇几乎与石公相悖。此人曾在绍兴十一年联络诸学官上疏乞请保留淮东宣抚司，阻止秦党人林大声出任湖广总领。後来，当石公操控着那些从北方投来的“归正人”和承荫补获阶职的闲人，在京城到处捕捉所谓“秦党人士”的把柄时，这个江彦英却与张士襄丶馀尧弼丶罗汝楫之辈成了同党，还编撰了一部《霜天漫录》，细数李纲等人的谋战之罪，还为那曾经强占民田百万亩的张浚歌功颂德，将其进封清河郡王後大肆兼并土地一事，改写成救济下民。探子将此作呈入石府，石公得知江彦英有篡史之心，也知道江彦英之所以写这部书，是预感到了忠武公的冤狱将令朝堂成为枯鱼之肆。可是，他还是不能放过江彦英。他曾经受制于张丶秦，曾为万俟卨僞造过忠武公“有异谋”的证词，或许这些事情已经成了他无法清洗的污点。所以，他不许任何人追悼张俊，不许江彦英一个文官用笔墨污蔑李纲和张浚。于是在绍兴二十九年，石公利用这几篇和时政毫无关系的笔记另做文章，将弹劾的上疏呈入宫中，江彦英被贬至吉阳军居住。赵郎中告诉我，那个为石公取得江氏罪证的人，正是江宅的家奴郎崎。

这家奴原本是在定羌城为金人耕地的农奴，曾在军寨作坊里为冶铁工匠。後来从那边犯下事情，便逃到襄阳——据说他嫌作军匠没前途，一路流浪南下，是要饭来的襄阳。到襄阳投军不成，倒是也没有沦为劫匪，他投到江家门下做了仆役。再後来，江彦英教他认了些字，算是收了他当学生。郎崎的襄阳腔是江彦英教的，会说《武经七书》，想必也是江彦英教的。据说他曾经做过校尉，应该也是受到了江氏的帮协。他离开江家之後，跟一个鄂州将军学了枪戢，又被石公送入武学院，中了一回武进士，被封为翊卫郎……他能有这些经历，则是凭着对江彦英的背叛。当年去京城後，我和师父竟和他成了一路人。石公似乎完全没有考虑我们三个人的出身不同，性格和脾气没有一点相投，他让我们成为他的“门客”，处置之随意，如同分配从民间抓来的壮丁。

不过，石公将我师父召入京城，倒也不是为了拔高郎崎的身份。石公与郎崎有默契，就像我和师父那样。石公赏识郎崎，要让郎崎做个义士。他想告诉那些知道他昔日罪行和底细的人郎崎是谁，如同要在郎崎身上画出一个他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不可能改变，他也不可能把对忠武公的诬陷描画成大义，他却可以把郎崎对江彦英的背叛僞装成大义灭亲。石公的偏心让郎崎和我师父成了同袍。那是在绍兴庚辰年中旬，我和师父受到刘公的推荐，各自得到一个军阶，在进京後和郎崎成了一路人。

那时的我和师父，并不知道叶义问已经把金人即将南侵的消息送回京城，汤思退被罢，官员们正日夜运筹着接下来的战争。我和师父住在梵天寺外，郎崎在机速房的衙署之内。石公偶尔召见我和师父，派郎崎前来叫我们过去。郎崎操着襄阳腔说话——凭着早来京城几年，在我们面前拿起本地户的架子，从不与我们多说一句话。那半年里，石公不曾把任何要紧的事情交给我和师父，好像我俩都是客人。我使钱托人，打听到他指使着一杆探子在城里刺探消息，郎崎是那些探子的头目，但不论这主奴二人之中的哪个，也不曾透露出他们的政见，显然没有把我们当做自己人。若论及当时石公给我们的恩惠，其中最大的一样，也无非是让师父升入使臣之阶。

当时，我想知道他征召我们的目的，便主动拜访石府，向石公询问为何不把事情交给我和师父去做。石公提到了师父的先人高庆裔。高庆裔先为辽吏，又做金将，朝廷无人不知。石公说，他是疑人不用，可要任命高家子弟，须得叫朝廷信服。要朝廷信服，不仅要立功，还要证明自身的忠诚。所以师父得先成名，再立功。石公许诺，他将会向上奏请，为我们争取新的官位。不久後，师父升入使臣之阶，我因是高家子弟而被封为阖门副使，只空有个名头罢了。若论品阶，我倒是比师父和郎崎都高。而我不明白的是，师父的阶位竟然在郎崎之下。如果石公介意师父的先人曾为金将，又何必召他入京？那郎崎只是一个从陇西犯过事情的逃犯，能有今日全凭背叛主人，一个这样的人，又怎能在师父的位子之上？或许石府和京城的人看不穿他的底细，或许连石公也不清楚他的想法，我却知道他并不如外人所说的那样憨直仗义——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郎崎的想法，就像我一直都清楚西南夷人的打算。西南夷人，就是大理的民。郎崎虽是下里巴人，却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我看得出来，他能做到其他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叛主弑父，或者说杀亲。他想以平民之身去做将军，但即使做了将军，也必定是那种扼住一道关口丶吃两头饭的奸诈之徒。

朝廷不应当把重事委任给没有出身的人，哪怕他真是一个将才。看看那些守在边地的军将吧！他们未必能堪重任，因为他杀红了眼丶算黑了心，为的是军功，军功谁家都有。所以，军将的忠，必须以身家性命丶宗族名誉为担保，出身越显赫的人，越不会倒打一耙。石公明白这一点，郎崎也明白。石公为郎崎描摹的侠名和轶事，正是为了填补他的出身。我早已看穿了他们的把戏，石公和郎崎，曾暗示我不要做出让他们难堪的事情来，其实我担心的，是他们的愚蠢迟早有一天会让我感到难堪。

那一年八月，石公把郎崎和师父请到殿前司的教场上，让他们比试武艺，请了一衆军官来看。这其实是我的主意。进京之後，我与殿前司的军将常有往来。他们知道我的从父丶祖父和爹的名字，对大理国的民俗感兴趣，也好奇我这个外国人为何会说金州话。我和他们去过戊闲楼，去过丰乐楼，我曾在郎崎前来传告石公的命令时，与他们坐在西湖边的酒楼里喝酒，叫郎崎等在外头。我对他们说郎崎的坏话，一点也不怕被他听见。郎崎发现了我对他的鄙夷，质问我为何损害他的名声，我不说话——我从不和他说话。为了让他丢人，我又去找石公，说殿司的军将们想看师父的武艺。石公知道这是我的主意，推辞过一次，但他其实也想看看师父的武艺，便在校场上布下规矩和兵器，让郎崎与师父上场比武。

那天，他们说好了只比三场：马射丶弩丶枪术，三场比过，师父都是赢家。石公要帮郎崎找回面子，便让他和师父比剑。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师父用剑。郎崎倒是比我想的厉害。他本就高大，将四尺汉剑执在手里，仿佛有九尺那麽高了。不过，他还是没有师父会用剑。师父对招式的要求，是能够刺破重甲丶砍断马蹄，所以冲势猛，守势少，在比武场上就有优势。郎崎败下阵时，倒是没有发怒。他带着那种虚僞的憨笑来到师父面前，恭维师父武艺高强，又来到我面前，说不知这弟子的武艺如何。我也笑了。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不会武。我的兄弟和朋友，无一不知我是凭着家世当了阖门副使。他们用笑声奚落郎崎的愚蠢，迈方步离开校场，上了酒桌，又把郎崎昔日的卑微和劣行讲了好几遍。

有过几次这样的作弄後，我开始认为，自己对郎崎的心意了如指掌。至今我仍然确信，在绍兴辛巳年以前，郎崎是斗不过我的。可是，一到绍兴辛巳年，天意就偏向到他那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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