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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元朝草原法则碰撞中原传统民族等级高于法律条文（第1页）

元朝的治安与刑罚精神，可以概括为：“祖述变通，附会汉法。”

听起来很包容？

但实际上，这是一锅“蒙古习惯法为底，金宋旧法为料，再撒上一把民族歧视的猛料”的乱炖！

一、治安总纲：四等人制度下的“差别化”治理

元朝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法律形式将民族不平等固定下来，这深刻影响了其治安与刑罚的方方面面。

“四等人”制：全国人民被分为四个等级：

、蒙古人：统治阶层，享有最高特权。

、色目人：来自西域、中亚的各族人，是蒙古人的助手，地位次之。

、汉人：指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等。

、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民众，地位最低。

你的法律权利和人身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属于哪一等。

“同罪不同罚”是公开的、合法的原则。

“达鲁花赤”的至高权力：在各级地方政府，均设有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意为“镇守者”），作为最高监临官。

他可能不识字，但拥有最后决定权，是“地方的太上皇”。

习惯法与成文法的混合：蒙古原有的“札撒”（习惯法）与吸收金宋法律编成的《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法典并行，常常让司法实践充满“弹性”和不确定性。

【小课堂——剧情演绎】

想象你是一位生活在江南的“南人”商人。

你的货船被一个蒙古军官的随从抢劫了。

你去官府告状，主事的“达鲁花赤”是蒙古人，审理案件的可能是色目人或汉人官员。

根据法律，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因争吵或醉酒打死汉人，最多判罚出征和烧埋银（丧葬费）。

想到这一点，你递上状纸的手可能都在颤抖。

在这个时代，你的“守法”更多意味着对更高等级特权的无条件承认和避让。

二、执法天团：多元混合的“特权”队伍

元朝的执法队伍，充分体现了其民族融合（压迫）的特色。

、最高裁决者：大汗（皇帝）与蒙古贵族：他们拥有越法律的终极权力。

地方“三巨头”：

达鲁花赤（蒙古色目人）：最高监临官，掌握最终拍板权。

总管知府（可能由汉人、南人担任）：负责具体行政与司法事务。

判官推官（多为汉人）：负责刑名案件的具体审理。

这种架构下，专业法官（汉人）常常需要向非专业但有权力的上司（蒙古人）解释法律，并服从其意志。

、特殊治安力量：

“怯薛”军：皇帝宿卫，地位崇高，时常干预司法。

“探马赤”军：镇戍各地，兼有军事和治安职能。

“弓手”：基层征的治安人员，负责巡逻、捕盗。

【吐槽区——剧情演绎】

宋朝罪犯：“推官容禀，依《宋刑统》……”

元朝罪犯：“达鲁花赤大人！小人是色目商人，与那汉人纠纷，应按《札撒》……

呃，还是按《通制》？”

同样是面对审判，元朝人先得搞清楚该适用哪套法律，以及自己的等级够不够用。

三、法律依据：一部不断修补的“混合法典”

元朝始终没有制定出一部像《唐律疏议》或《宋刑统》那样系统严谨的法典。

、《至元新格》：元初颁布，内容比较简单。

、《大元通制》与《元典章》：前者是法律条文汇编，后者是圣旨、律令、判例的公文汇编。

它们共同构成了元代司法的主要依据，特点是“条格”（皇帝敕令）和“断例”（判例）占主导，体系庞杂。

、“约会”制度：遇到涉及不同民族、不同职业（如僧、道、儒、军、匠）人员的案件，需要相关方面的负责人“约会”共同审理。程序繁琐，效率低下。

四、常见犯罪行为：在等级社会里的花式触雷

在元朝，很多犯罪行为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烙印。

、政治死线：“谋反”、“大逆”。

尤其是汉人、南人的武装反抗，镇压极其残酷，常伴随大规模屠戮。

、民族冲突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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