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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1882）春，谭嗣同辞别老师涂启先和仲兄嗣襄，前往甘肃。他由浏阳坐船到长沙，又由水路至襄阳，再坐船到荆子关，至陕西境内改走旱路。在夏天，到达秦州。漫长的旅途使年少的谭嗣同尝尽了苦头，也让他的身心得到了加倍历练，沿途的风土人情更是让他大开眼界。此后十年间，谭嗣同曾多次往返于甘肃和湖南浏阳之间。

见到父亲后，谭嗣同将两年来跟随涂启先读书的情况，向谭继洵作了禀告。少年人，只要正直端方，就能让长者心安。谭继洵告诫他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时文制艺上，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与科考无关的学问上。在父亲的安排下，谭嗣同折往兰州，跟随当地擅长八股文的儒士学习，初冬时才返回秦州。虽在父亲和老师的监督下勉强用功，却时时跳出科举考试相关的科目，研读各种与科举考试无关的杂书。更会时时逃出学堂，去干一些嬉戏玩耍不务正业的勾当。兰州之地，天高地迥，如孤身一人闯入广阔世界，不管来路归途，只图自家痛快。

谭嗣同在漫游的过程中，他的父亲谭继洵不断地催促他参加各省的科举考试。谭嗣同虽极不情愿，但一来不能违拗父亲的命令，二来当时的读书人能走的道路也只有科举入仕一途，故而谭嗣同虽不热心，还是于光绪十一年（1885）至光绪十九年（1893）间，先后在甘肃、湖南、湖北、北京等地参加过六次省试，均名落孙山。再次落第后，谭嗣同在朋友面前发出慨叹：“应试之经义，引绳批根，实足以困一世之通才，使即于陋。近见乡试闱艺，牛鬼蛇神，无奇不有，异学争鸣，足为世道之忧。”他认为，学问本是天下公器，师承不同，也不至于以考取功名为目的而故步自封，不再相互切磋、辨学，唯恐被他人猎取，使自己在科举考试中丧失竞争机会。

这是一番绝对虚构不了的话，谭嗣同甚至将此视为杀人的逻辑。清醒如谭嗣同，虽好读，只能不求甚解，但心中有一股浩浩之气冲荡。据谭延闿说：甲午（1894）年湖南乡试，谭嗣同寓居其家。揭榜之日，谭嗣同急切如热锅蚂蚁，绕室回环，一直到天亮。由此可见，谭嗣同虽然排斥科考，但他也渴望功名傍身。就算他不是为了自己，这世上有多少双他者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和谭家的门楣，令人动弹不得。

生命在喋喋不休的追问中慢慢发酵，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聪明还是愚笨，美貌还是丑陋，面对现实世界的芜杂、精神世界的困顿，仰望星空问得最多的还是那一句——去往何处？谭嗣同心中也有如此追问，他的困惑，源于他对大多数人的选择充满疑惑。

晚近仕途分为正途和异途。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学衔进入官场，谓之正途；由捐纳获得功名而进入官场，谓之异途。由异途入仕者中，官宦子弟居多，因为异途入仕需要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门槛，平民子弟有心无力。谭嗣同兄弟屡试不中，正途受阻，谭继洵开始设法让他们走异途。谭继洵在为嗣同兄弟报捐监生后，又于稍后分别为嗣襄报捐盐运使司提举衔，为嗣同报捐同知，指分浙江试用。

寒来暑往，没完没了的考试，牵扯了谭嗣同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又加上父亲谭继洵不愿放他远游，使他的行走未能如其所愿那般“尽四方之志”，这多少让他有些遗憾。尽管如此，在那不多不少的漫游中，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段长路，皆给肉身灵魂以补养。天地引而不发，有君子性。野地野物，能触摸到君子性。夏日烈风，冬日寒雨，让谭嗣同从中大受裨益。

一个人的才华或异能，一定和他走过的道路是相通的。一个人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无论精神还是身体。此后数年，谭嗣同往来于西北、湖南之间，南北赶考，疲于奔命。他的一身英雄胆气，是风和沙的较量，是山和水的较量，是书与剑的较量。与京城里那些出入楼堂馆所的贵公子相比，谭嗣同更像是一个布衣书生，或是一介侠士。谭嗣同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孤绝不群、深思求异，颇有别于朝野时流。诚如梁启超所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

谭嗣同身上颇有侠义之风，十二岁在京城读书时，便结交了“大刀王五”。大刀王五，乃京师颇有名望的江湖侠士。儿时看连环画，见那画中的王五满面虬髯，虎目豹眼，手持一把大环刀。男孩子从小都有侠客梦，为此，我还专门去研究了王五手中的那把刀。大环刀，根据铁环的数量分为三环刀、四环刀、五环刀等，其中数量最高的就是九环刀，一共有九个环。武功高深之人，刀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出刀的时候，铁环不会震荡出声。铁环越多，武术境界越高。于是，认定大刀王五使的便是九环刀。王五，本名王正谊，字子斌，祖籍河北沧州，回族人。如同当时大多数习武之人，王五出身贫寒之家，三岁丧父。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饱经世情冷暖，后拜武术名家肖和成为师，打下了武术根基。沧州当时最有名的武师当数双刀李凤岗。为了修习更高的武艺，王五便想拜他为师，却多次吃了闭门羹，他就长跪门前以示诚心，李凤岗为其精神打动，便收其为徒。因其在李凤岗门下排行第五，人称“小五子”；又因他刀法纯熟，德义高尚，故世人皆称其为“大刀王五”。

为了将王五锻炼成更加全面的人才，李凤岗又将他推荐给师兄刘仕龙，一起押镖，行走江湖。经过数年的锻炼，王五出师，他先到天津，后又到北京，经人介绍到一家镖局当了镖师。后来，他利用自己的积蓄，加上朋友的帮忙，在北京半壁街（崇文区）开了一间名为顺源的镖局（后迁往广安大街）。顺源镖局活动范围广大，北自山海关，南到江苏淮安市清江浦。大刀王五的镖局，虽然只是北京城里八大镖局之一，但是由于王五的名气大，走镖的时候，只要亮出他的堂号，四方绿林，无不拜服。江湖中传言，王五的刀喂过人血，血气滚滚，安定四方。

王五不仅深受江湖人士推崇，其爱国义举更是广为传扬。甲午战争失败后，御史安维峻因上疏要求严惩误国者，而被革职戍边。王五出于义愤，毅然担负起护送安维峻的责任。回京后，王五便创办了一所名为“父武义学”的武馆，帮助贫家子弟修文学武。

记不起曾在何处读到过，谭嗣同酒量惊人。又或许是我一厢情愿的臆想。豪杰以酒交友，酒旗在京城的风中飘着。因为酒旗，让人觉得那风是坚硬的，也是暖暖的。王五侠义心肠，与谭嗣同虽是师徒，竟成忘年之交，王比谭大十多岁，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谭嗣同从大刀王五那里不仅学到了技击之术，还听来诸多锄强扶弱的掌故和历险之事。那些快意恩仇的江湖事，让少年的谭嗣同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庭院锁着一弯夜色，夜色裹住人，地上的影子明明灭灭如烛火照壁。浏阳会馆的用人说谭嗣同在京时，王五每日破晓便来会馆教授其剑法。谭嗣同学得刻苦，不敢稍加怠慢，他向来反对中国传统武术“持静”的态度，说“唯静故惰，惰则愚”，“主静者，惰归之暮气，鬼道也”，认为应该“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谭嗣同虽然有着文人的善感，但因这纵马江湖的豪情，让他心底的那份忧愁生出了勃勃的力量，所以在他的笔下，忧愁也是烈性的。

北京城当时还有一位江湖侠士，人称“通臂猿胡七”，本名胡致廷，谭嗣同跟他学了太极拳、双刀等武艺。胡致廷还创办了一个秘密团体，叫“十八兄弟”，他们在江湖上扶弱惩强，想要“打尽天下之不平”。谭嗣同和这两位民间侠士可以说是生死之交。谭嗣同作为官宦子弟，又是个读书人，却乐于结交江湖好汉，一身侠气，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谭嗣同喜欢读《墨子》，更强化了他从王五、胡七等江湖人士那里接受的任侠思想。十九岁时开始研读《墨子》，任侠思想和他浪漫豪爽的性格极为相契。谭嗣同在《仁学·自叙》中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儒家提倡和塑造的是谦谦君子，而墨子眼中的君子则是英勇尚武的威武君子。墨子在他的《经上》中对“勇”和“任”都给出了解释，认为“勇”是人奋勇而为的意志，而“任”是宁愿牺牲也要成全自己应该完成的事业。墨子和他的门下都是敢作敢为，能够为自己认为正义的事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人。

鲁迅说过，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墨家的思想、学说，显然更符合谭嗣同的胃口，墨家门徒的行为让他钦佩至极。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中国文人向来有自设藩篱以拈花独笑的自恋癖好，得益于这个团体在现实中掌握着高亮的话语权。他们手握毛笔，用自己格致所得来的三观，指点这个世界迷茫的人们。他们习惯于将端坐如仪的姿态视为一种世人皆需仰之的境界，其实充当的不过是世界警察的角色，有着四处插一脚的坏习惯。木有文人器物，瓷有文人瓷，画有文人画，这都可以理解，武之一道实在是无谓在能、妙、神之上再着一逸字。谭嗣同所好甚广，却能跳出文人的局限来捧出他的一腔诚意，这也的确难得。

谭嗣同追随父亲远赴秦陇后，西北地区为其任侠尚武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秦陇之地山川浩渺，民风彪悍粗犷，尚武之风由来已久。在谭嗣同看来，秦陇岁月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壮怀激烈与豪迈气概。用他的话说：“目营浩罕所屯，志驰伊吾以北。穹天泱漭，矢音敕勒之川；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谭嗣同在当时曾有一小照，因年代久远，技术粗糙，画面模糊，但仍可辨识“旌旗行行，百余健儿罗立，公立其中”。一个特殊的条件使得谭嗣同兄弟有机会深入体验军旅生活，他们的父亲谭继洵身为“巩秦阶道”，有权节制所辖境内之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武官，是地方的文武长官。

他父亲的幕府里有个叫刘云田的幕僚，也是湖南老乡，曾教谭嗣同骑射之术。当时的幕僚很多，谭嗣同不愿意多与他们接谈，却与敢于任事、秉性纯朴，在安定（今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防军参赞军务的刘云田往来。谭嗣同每次来到安定防军驻地时，官兵们见道台的公子来了，都恭敬地出来迎接，然后热情地款待，摆下酒宴，奏响军乐，还表演戏剧，以求博得道台公子的欢心。谭嗣同对于如此排场，好像并不感兴趣，只是敷衍一番，便与刘云田骑马往山谷驰骋而去。谭嗣同有一首《马上作》，曰：“少有驰驱志，愁看髀肉生。一鞭冲暮霭，积雪乱微晴。冻雀迎风堕，馋狼尾客行。休论羁泊苦，马亦困长征。”想必当年那驰骋是畅快的，绝尘而去，马踏冷风，不由令今时之我心驰神往。

那是怎样一番景象，谭嗣同在诗里唱道：凛冽的北风裹挟着沙石，扑面而来。辽远无际的旷野深处，传来骆驼的嘶鸣，与天空的雁鸣、与豺狼的嗥叫杂糅并起，组成了令人惊怖的时空交响曲。他们让猎鹰立于肩头，腰上挎着弓矢，和上百个健壮的士兵及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迎着风前进，在旷野里追逐仓皇奔逃的野兽。到了夜晚，大家在沙漠上撑起篷幕，席地而坐，纵情高论，舀黄羊血拌雪吞咽。少数民族的居民们弹着琵琶，唱着歌谣，谭嗣同沉醉在这自由的世界里，忘却了那个混沌的社会附着己身的悲苦。谭嗣同后来回忆他与红娘子躺在沙漠里数星星，直到流沙将他们一层层地覆盖。那些快乐无忧的时光，让人怎能不怀想。

当人在现实世界里遇到堵塞的时候，会自然向精神世界妥协，而精神世界的圆满并不比现实的圆满来得容易。除了现实逼迫的功名理想，谭嗣同还有一个英雄的梦想。英雄是这个世界最为独特的物种，有关于热血、生命与忠诚。而在这些标签符号的背后，还有一套强大的信仰系统支撑着。

少年人的英雄梦与这个世界有着对抗的一面，很多时候来自热血和勇气。人类社会从野蛮的丛林走向文明的平原，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在劳作之余仰望星空，也正是仰望，让我们看见了天地神明，看见了人间英杰。更重要的是，仰望让我们的内心升起了图腾，建立了名誉。地上的圣贤既是仰望者，也是被仰望的星辰。一百多年后，人们习惯问对方一句，你幸福吗？如果有人问彼时的谭嗣同，他会决绝地告诉你，他是幸福的。无论是仰望也好，被仰望也好，至少他的内心总是向着光明处去的。人的幸福，从来不是手里攥的，不是嘴里含的，而是心底里的那份坚定。

一个隆冬朔雪的日子，谭嗣同逼着刘云田和自己并马驱驰于河西走廊杳无人烟的深山之中。他们骑行了整整七个昼夜，行程有一千六百里之远。峭壁悬崖，冰川雪岭，到最后以至于双腿都被磨得血肉淋漓，旁人皆惊骇不已，而谭嗣同却殊然不觉，怡然自乐。刘云田事后回忆：“嗣同兄弟少年盛气，凌厉无前……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拨琵琶，引吭作秦声。或据服匿，群相饮博，欢呼达旦。”在刀与笔、血与墨的选择里，谭嗣同是一个近乎异类的综合体。按说这种勇猛精进的态度本不该出现在一个世家公子身上，可偏偏谭嗣同做了那个清刚亢勇之人。这种发乎天然，不拘泥于丝毫社会习气的男儿天性，像一颗发亮的宝石镶嵌在青年谭嗣同的身上，实在是难能可贵。

谭嗣同想象着自己是边塞英雄，是豪杰之士，来往于天地间。父亲说他太过于浪漫，让他及早想清楚自己这辈子到底要做什么，不能混混沌沌。彼时的谭嗣同正在读《墨子》，“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并作自题小照词一首，词牌为《望海潮》：“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十八岁的少年，问自己“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自是让人会心而笑。而结句更妙：“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既像是自问自答者的喃喃自语，又像是自狂自傲者的卖萌自夸。眼前这独坐独吟、任性任侠的人不是谭嗣同，还有谁？

壮游期间，谭嗣同意外地从湖北江夏两个极其偏远的地方，得到了他钟爱一生的两件旧物：“蕉雨琴”与“凤矩剑”。两件旧物的原主人是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平生最崇敬之人。在谭嗣同看来，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英雄，英雄的结局太过于悲情，如同一个高级物件的标配。历史铺陈了那么大一个舞台，就是为了成全他的一世英名。

谭嗣同弹得一手好琴，曾亲自监制“残雷”和“崩霆”两架七弦琴。据史料记载，1890年的那个盛夏，谭府宅院里的两棵梧桐树被雷霆劈倒一棵，谭嗣同便以梧桐树的残干请人制成两架七弦琴，分别命名为“残雷”与“崩霆”，并亲自撰写了琴铭。

夜气晴朗，月光覆在色沉质坚的琴身上，仿佛融入澄澈的水里，隐隐显出残雷琴背面上的那一行琴铭：“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柯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听那一声惊雷破空而来，好似一把大斧将梧桐树的枝干斩断劈折。历经苦难的它终于要化腐朽为神奇，木为良材，化身为琴。即便如此，又怎能消解它在时间深处所经历的苦难？琴声如泣如诉，呜咽哀鸣的声音响彻千古。再看那崩霆琴的琴铭：“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琴的历史从那一声霹雳声中来，直到有人将它做成了琴结束，这一切无益于桐而有益于琴。梧桐树历经劫难而终成良琴，琴在时间深处发出响亮的警世之音。

这两首琴铭恰是谭嗣同一生的写照，如同谶语般预示着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的人生结局。崩霆和残雷两架琴伴随谭嗣同的一生。谭嗣同少年时爱好习武，常常在清晨闻鸡起舞击剑；同时又弹得一手好琴，常常以琴抒发内心的情感，所以世人送他一个“剑胆琴心”的雅号。

谭嗣同最钟爱的身外之物，莫过于琴与剑。尤其是他经常随身佩带的“凤矩剑”，更是寸步不离。我曾经走进一座假山环绕的庭院，由于主人的缘故，庭院散发出一股神秘的气场。水与墨，黑与白，琴与剑，虚与实，世间万物相生相克，人的一生也不过一轴风月画卷。行文至此，我从电脑里找一段古琴的音频，将音量压低。琴音流淌出来的时候，时间飞快地往后退。21世纪是个不美的时代，或者说是不崇尚美的时代，活着的有用压倒一切美的无用。旧世界创造的美，琴剑茗阁，堂前燕子，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无处落脚。美成了一种炫耀，一种表演，一种急功近利。

追随父亲谭继洵来到甘肃后，谭嗣同经常与衙署的兵弁们一起舞枪弄棒，操练武术。他瘦弱的体质渐渐健壮起来，英姿勃发，意气昂扬。其实，上古时代，人们好武，儒士并不柔弱。孔子时代，读书人要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射是射箭等武事。孔子的学生中就有不少勇武刚直之人，比如子路、子张。只是到了近古，科举制度越来越强化，越来越偏重辞章，读书人的尚武精神才逐渐蜕化，文武难以兼容。谭嗣同的知识结构，迥异于当时的读书人，其实是很值得今人研究的。

欧阳中鹄的嫡孙，已故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回忆：“我小时候常见他（谭嗣同），当时浏阳士子以他走过的地方最多，是邑中最能通达中外形势的人，他可说是无书不读。经史词赋之外，于基督教义、神学、佛学，无不精研，而于政治、哲学，致力尤多。他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我曾见他蹲在地上，叫两个人紧握他的辫根，他一翻身站起来，那两个人都跌一跤。他写起字来，喜欢用食指压住笔头。人家觉得他无论什么都有点与众不同。我虽是小孩子，也觉得每见他时，就不由得引起一种好奇心。总之，他是无处不表露才气纵横不可一世之概。”

行走于河西走廊的苍茫山河间，那个宣南城外曾经的忧伤少年，已然蜕变为一个傲俗绝尘的热血青年，顾盼自雄之气已昂然勃发于天地间。谭嗣同在十年的漫游生涯中，领略了壮美如云的山河，领略了风霜铺路的艰辛。所过之处，他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篇。他十五岁学诗，初学留有一组七绝，并无过人之处。青年时诗力乃成，一本《莽苍苍集》中，五古规整高旷，五律能时见奇句，但总是七言更能见其性情。谭嗣同的七言看似入于李贺，出于太白，字句求奇，而气足神沛，自有种绵延吐纳的浩气。内行之人一眼便可看出，谭嗣同的诗虽然神肖太白，但内在气韵似李贺，他曾有句“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既是自号通眉生，也有向李贺致敬之意。面相学上说眉间贯通之人往往倔强自高，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李贺如斯，谭嗣同亦如斯。

彼时，一个诗人最大的敌人或许就是时下流行的同光体，即同治年和光绪年流行的一种诗歌体例。若说同光有体，晚清各名家也各有所本，但若说同光无体，跳出那个时代回头看，却也很容易就把握其流脉所向。千笔万花，不循盛唐体例，却以宋为纲。今人学古体诗，同光体不失为一条捷径，稍有才力者，磋磨一年当有小成。今日文坛不乏古体诗爱好者，我也经常收到文友发来的律诗，每日一首或数首。不敢评论，不懂也不敢装懂。若能让我读出诗书礼乐的韵致，便会送上一个赞；若能再让我读出暮雨青衫、西风流年，我便会送上两个赞；若能再三读出法相庄严、如见祥云，便会送上好几个赞。只觉得那写诗的文友，不再是那平日里所见的酒蒙子、话篓子，肉身俗胎化为一团精光性灵。

在这十年间，谭嗣同迎来了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我们今日能够读到一些谭嗣同早年的诗歌，那些句子是他思考人性、星月、河流时的感受。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见识此处的山川，又见识彼处的河流。他在时空的漂移中发现了自己，而且把这种发现带到每一种感情、每一种生活、每一种想法中去。他在崆峒山，看到崆峒山上的奇石怪松和漫山的桃花，写下“四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途经陕甘大地，他忍不住写下“蛙声鸟语随鞭影，水态山容足性灵”。在经过雄伟壮观的秦岭时，他又写下“绿雨笼烟山四围，水田千顷画僧衣”。谭嗣同在游洞庭、过平津、回湖南、逛武汉、经陇山等地方的时候，也都写下了或气势磅礴或清新委婉的诗句。

十年的漫游生涯，谭嗣同领略了大好河山，也让他在现实的晦暗中看到一抹天光。一路上，入眼的除了河山，还有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底层民众的现实惨状。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彼时中国正处于西方列强的碾压之下。军事上，英国对云南和西藏进行侵略，法国因为侵犯越南进而挑起中法战争，沙皇俄国则对西北边疆进行侵扰；经济上，西方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中攫取的各种特权，不断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加紧对中国广大地区的掠夺，从而进一步瓦解中国的自然经济，导致广大农村陷入衰退破败。此时的大清国早已是贪腐之国，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举国皆贪，腐败已成为官员们的日常工作。这是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广大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就难以维持生计，要么落难逃荒，要么揭竿起义。

此后在一次同自己的老师欧阳中鹄的通信中，谭嗣同讲述了他在天津附近看到的流民的状况。讲到一批遭遇水灾的难民在河堤上支起芦席为屋。那屋极为狭小，看上去柜子一般大小。成千上万的难民个个面带菜色，骨瘦如柴。他还说，能够逃到那里的民众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因为顺天直隶的水灾，十余年来未曾中断，而夏天永定河又决堤，河道壅塞，出海口被阻塞，有的只是水害而绝无水利。此时清政府的高官大吏，不顾民众的生死，决计不去疏浚河道海口，还幸灾乐祸地讲：“这是天生奇险以卫京师，让外国人的兵舰无法驶入内河。”但广大的灾民却即将变为鱼鳖了。

庙堂与江湖之间，从来就是人心摇摆的悬针。高处临风，低处接地气，两处皆得者寥寥。通过对底层社会的了解，谭嗣同体味到民间的疾苦，更了解到这个老朽帝国的昏庸腐败，从而加深了他对朝廷现状的不满。谭嗣同此时沉迷于“永嘉之学”。所谓“永嘉之学”，是指南宋陈亮（同甫）、叶适（水心）等人的浙东经世之学，宋明以来，它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儒学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谭嗣同爱读陈亮的《龙川文集》，认为他的评论散发着雄迈超脱之气，务实而不务虚。陈亮以布衣身份批评议论天下大事，切中时弊，无所顾忌，“虽阅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电，犹挥霍震烁于霄壤”。

谭嗣同将陈亮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接近陈亮为乐，以接近陈亮为荣。这一时期，谭的一些政论文章挟风雨雷电之势，话语之间有龙蛇虎豹出没。他最为得意的是，有师友说他行事作文隐然有“龙川遗风”。每个人在他早年的时候，都会带着自己的寓言行走世间，与其说他们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坐标，不如说他们在寻找自己。人，活在这个世上，寻找自己是最难的。

谭嗣同要找的那个自己，是豪迈洒脱，重诺轻死，具有任侠之风的自己。永嘉学派，于此时寻找人生方向的谭嗣同看来，是最为接近“任侠”一派的。据《谭嗣同年谱》记载，谭嗣同开始读《墨子》是在十九岁时，即1883年。他说，墨学分作两派，一曰“任侠”，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仁”。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也就是所谓学问，在秦朝有《吕氏春秋》，在汉朝有《淮南子》，各识其偏端。永嘉学派以天下为己任，主张经世致用，注意求考国家成败兴亡之理，提倡实用之学。这是谭嗣同兄弟早期所推崇的经世之学。甚至友人断言，嗣同夙慕陈同甫，故自名嗣同。这虽是无稽之谈，亦可见永嘉之学对谭嗣同的影响。

本雅明说：“诗人们在他们的街道上找到了社会的渣滓，并从这种渣滓中繁衍出他们的英雄主人公。”而此时的谭嗣同带着自己像山河一样辽阔的诗意，遇见陈同甫。传统社会对礼乐崩坏的应对很简单——“礼失而求诸野”。连孔子都认为，当我们置身于天崩地解的大时代，变革的力量不是来自上层，而是来自下层。我们要学会从下层获取变革的勇气，学会从下层获取创作礼乐的灵感。

人的成长，是从怀疑自己开始的。谭嗣同开始怀疑自己曾经许之为经世之学的学问，进而思考什么样的学问才是真正的经世学问。他和仲兄谭嗣襄在父亲的安排下，忙着迎合这个世界衡量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通过十年的漫游，他跟从许多老师，学到了渊博的知识，接触到深刻的思想，与此同时结识了许多朋友。他跟随那些有名望、有思想的老师研读各类书籍，探讨各种学问，同他的那些朋友一起共同从事自己认为可以经世救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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