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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九年（1883）三月，谭嗣同赴湖北完婚。时令尚春，鸟声和花叶有着恰如其分的轻灵。妻子李闰，是谭继洵友人李寿蓉的长女。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亲事，双方都是书香世家。谭嗣同的岳父李寿蓉，字篁仙，湖南长沙人。传统婚姻守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过于重门第而忽视感情，并没有为他们婚前互相了解创造条件，因此夫妻感情要靠在将来的共同生活中去培养。

戏本里有英雄配美人，而圣贤只在纸面上谈爱情，现实里也只是将三从四德的紧箍咒留给爱情。有趣的英雄，无趣的圣贤。后者喋喋不休，像是无所不能的老江湖。而对于爱情，他们甚至比不上世间任何一个情种，他们谈的不是实在具体的爱情，而是阴阳男女化合之道，是别人的爱情，别人的体验，别人的江湖。

对于这段包办婚姻，颇富自由和平等意识的谭嗣同起初并不满意。面对李闰这位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他曾一度产生过逆反的情绪。李闰并不符合谭嗣同心目中对于妻子的想象，过于普通。眼前这个看上去端庄贤淑、面目和善的女子，在人群中并不惹眼。个子不高，且有些富态，脸上还长有雀斑，更不懂得装扮自己。途经陕西蓝田的古蓝桥时，想到传说中裴航与云英自由恋爱的故事，谭嗣同还曾写诗自嘲：湘西云树接秦西，次弟名山入马蹄。自笑琼浆无分饮，蓝桥薄酒醉如泥。对于读书人来说，所谓爱情，不过是通过追求女子，将她们的德行与自己的人生目标合二为一。既要颜如玉，又要黄金屋，前者是猎色，后者是猎名利。这世上的优秀女人，可以激发男人的豪情壮志，也可以平息男人心头不切实际的狂想。她们就像是冥冥中提溜男人头发，帮助其平地飞升的神秘力量。她们把男人的灵魂提升到距离俗尘很远的地方，也可以把手松开，让他们跌落尘埃。

婚庆是人间欢喜事，大欢喜。男女情爱，阴阳之爱，乾坤之爱。就像那戏文里唱的：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这样的戏文，听上去耳熟眼热，却让人觉得不够诚恳，像少年人的心事。欢乐趣，离别苦，数十寒暑，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跨越。谭嗣同与李闰的婚姻，遵从的是父亲之命，他甚至觉得自己是这场婚姻的牺牲者。不是感情成全了他们的婚姻，而是来自两个家庭的权力叠加，是当时最流行的婚姻构建方式。在谭嗣同看来，传统男权文化哺育出来的婚姻是畸形的。它粗暴地将道德的重量，压在女人那副柔嫩的双肩上，让她们负载难以承受的厄运，借以匡扶男权秩序的脊梁。如此情态，在《聊斋志异》中俯拾皆是，那些自荐枕席、出钱置地、红袖添香、担水洒院、委曲求全的狐媚女子，她们的出现就是为了充当救世主，一边要满足那些现实世界里四处碰壁的小男人的形而下之欲，一边要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探照灯。

这是道貌岸然者的情欲做派，在他眼里，他的父亲谭继洵即如此。谭嗣同不同，他将情义看得重于情欲。或许是因为母亲早逝带来的伤痛，让他同情在婚姻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谭嗣同的岳父李寿蓉也非寻常文人，有人将他与曾国藩、王闿运等六人列为湖南六大对联大师。此人进士出身，户部任职时，颇受时任户部尚书肃顺赏识与器重。咸丰九年（1859），肃顺严治亏空，屡兴大狱，李寿蓉因库银短缺，被追究责任，入狱三年。李寿蓉生性恬淡，但命运坎坷，原配熊氏二十五岁就去世，未留下一儿半女。李寿蓉身陷冤狱时，继配夫人蒋氏正身怀六甲，听说丈夫下狱，忧急相交，两天后就血崩而亡，留下一幼女。李寿蓉出狱后，续娶王氏，接连生下三个女儿，长女即李闰。在李闰六岁那年，王氏又去世。所幸保姆高氏受王夫人临终所托，尽心抚养李闰三姐妹，视同己出，令她们学习诗文和礼节，教导其贤淑女子的种种规矩。后来姐妹皆以贤闻名，高氏离世时，李闰为其写下题照诗，云：“髫龄失母实堪怜，朝夕相依十六年。问暖嘘寒勤抚恤，追随不异在娘前。”

谭继洵很早即与李寿蓉约为婚姻，聘其长女李闰为媳。李闰于同治十年（1871）四月二十日生于北京，字韵卿。李寿蓉复官户部时，谭继洵亦任职户部。两人既为同乡，又为同僚。同僚兼同乡，这真是儿女婚姻的最好模板。李闰与谭嗣同都出生于北京，又都幼年丧母，有着相似的早年经历。当时李家寓所“距琉璃厂才数百步”，与谭家所住北半截胡同相去不远。

此后不久，李寿蓉捐资道员，分发湖北，以道员在湖北候补，携全家迁居至武昌。光绪九年（1883）三月，谭继洵从甘肃巩秦阶道升任甘肃按察使，经与李寿蓉相商，定下良辰吉日，为谭嗣同与李闰完婚。于是，谭嗣同奉父命奔赴千里外的武昌。李闰，一个知性的人间女子，就这样走进了谭嗣同的生命中。随着相处日久，谭嗣同愈发尊重妻子，在他看来李闰是上天赐予自己的最美好的礼物。他的这份感念，源于对岳父李寿蓉的感激。他称岳父家是“内外群从，率皆豪俊。登山临水，觞咏不绝。剑客奇才，献技在门。一童工书，一仆善棋，府史吏卒，傲脱不俗。所谓卖菜佣皆有六朝烟水气矣”。也就是说，不仅岳父才华出众，就连他们家的仆人也都身怀所长，或长于书法，或长于下棋，就连买菜的仆人也活得像魏晋南北朝的士人那样，很有文化气质。

妻子李闰生在这样的家庭，自然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从小知书达理，非常贤惠。所以谭嗣同觉得自己捡到了宝，婚后琴瑟和谐，也让他消解了许多人生的烦恼。谭嗣同常年奔波在外，李闰将家中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谭嗣同曾在结婚十五周年送给妻子的诗中写道：“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除了门当户对，谭嗣同和李闰的婚姻能够幸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谭嗣同与众不同的男女观和夫妻观。谭嗣同向往的爱情，和那个时代大多数没有爱情经历的婚姻者一样，都是他们心里虚构的爱情。那是一个红袖的世界、花的世界、颜如玉的世界。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谭嗣同有一个相对平等的世界观。

男人和女人都是天地间的精英，都可以成就大事业，两者是平等的。这种观点在那个时代令人震惊。谭嗣同主张“夫妻皆朋友”，夫妻双方没有尊卑高下，而是平等的朋友。彼时中国，像他父亲谭继洵那样有些财富和地位的男子娶妾，是最为平常之事，很多人一娶就好几房。谭嗣同认为在婚姻问题上，妇女的人格尊严完全被漠视。而造成这一切的，皆因三纲之苦。夫既自命为纲，女性则沦为从属，因而不以为耻。婚姻关系，应出之两情相悦，伉俪笃重，女家不要索取财力，男家不得以嫁箧不厚而生菲薄之意。时至今日，其中弊病仍风行于世，不时酿出人间悲剧。不由让人喟叹，问世间情为何物？婚姻又为何物？与其父不同，谭嗣同始终提倡一夫一妻的婚姻，一生未曾纳妾。

结婚之日，岳父李寿蓉亲笔书赠对联一副：“两卷道书三尺剑，半潭秋水一房山。”上联言养气，下联言定心，显得意味深长。李寿蓉很赏识谭嗣同这个女婿，认为他是一个有大情怀的青年，将来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岳父看姑爷，也是越看越喜欢。李寿蓉生性平和，风趣横生，这与他的亲家翁谭继洵截然不同。谭继洵是个循规蹈矩的官员、板着面孔的家长，他不怎么亲近儿女。而李寿蓉则不然，他从不在子女和下人面前摆架子。用今天的话说，他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平日里喜欢听人讲故事，自己也喜欢讲故事，他还会将那些故事记录下来。他很是欣赏自己的女婿，给予谭嗣同很多慰藉。每次谭嗣同去看望他，李寿蓉都非常开心，好吃好喝地招待，嘱咐家人为其铺上暖和的被子。谭嗣同也喜欢去岳父家，甚至觉得在岳父家比在自己家里还要舒心。后来李寿蓉调往安徽为官，谭嗣同还不顾路途遥远多次与妻子李闰一道去看望岳父。他后来回忆岳父对自己“恩礼绸至”，十分关照。两人虽为翁婿，但更是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自母亲徐五缘过世后，卢氏不待见他，加之不得不南来北往地奔波，谭嗣同时常陷于苦闷之中。光绪十年（1884），谭嗣同再次回到兰州，他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在谭继洵的安排下，谭嗣同与仲兄谭嗣襄都进入兰州的新疆甘肃总粮台谋职。人都需要身份，没有身份，人就容易被人群淹没，无从辨认。这世上沉默的大多数，都是身份模糊的人，生也好，死也罢，记住他们的是他们的亲友。活着的人，都想将自己的名和姓留下来，或跻身于史册，或镌刻于金石。于是，身份也就成了活人的通行证、死人的墓碑。这一年新疆建省，也就有了“甘肃新疆省”这个特殊的省名。“甘肃新疆省”并不是我们今日所理解的“超级行省”，涵盖甘肃和新疆两省。最初的“甘肃新疆省”不包括新疆东部地区，甘肃即甘肃，新疆即新疆。两地因为地缘关系，难以分割，需要一定的“缓冲带”。第二年，清政府在筹建台湾省时提出：“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也就是说台湾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体，可以借鉴“甘肃新疆省”的制度和办法。

清廷设立“甘肃新疆省”，由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刘锦棠任甘肃新疆巡抚，谭钟麟任陕甘总督，谭继洵升任甘肃布政使。谭继洵与刘锦棠关系密切，结为儿女亲家。儿女的婚姻，亲上加亲，共生共荣，这也是官场中人将权力升级的手段。谭氏之女嗣嘉嫁于刘氏之子、新疆疏勒县知县刘国祉。谭氏兄弟在此间谋事约一年时间，谭嗣同回忆称：“陕甘粮台有汇兑之票，可汇银往应解陕、甘协饷之各省，毫不需费，票至，各省由藩库发兑，以代运饷，立意极为灵巧。”刘锦棠考虑到新疆“汉、回杂处，语言文字隔阂不通”，认为他们不适宜久留此处，就以向朝廷“疏荐”为诺，将他们劝往他处。事后，刘锦棠奏保嗣襄以直隶州知州用，嗣同以知州补用，先换顶戴。从此，谭嗣同就有了候补知府的头衔，知府相当于汉代的太守，故朋友之间有时也称其为“复生太守”。

一个人有了地位，别人便不再将其视为独来独往的个体。置身于大时代中的每个人，谁又能完全代表自己，权贵不可以，圣贤也不可以。人与需合而为儒。可见读书人在那个时代里，很难读出境界，读出的往往是野心和欲望。于是乎，那大写的儒便是有所求、有所为。人有所为，方可立世；人有所需，则摧眉折腰，虚弱不堪。由是，所谓儒，也就成了内心懦弱之人。

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节后，谭嗣同从兰州启程返回湖南，四月中旬到达浏阳。这一年八月，谭嗣同在长沙通过“录科”（未参加科试的生员等，须经学政考试，合格的才有资格参加乡试），继而参加乡试。清朝的乡试和会试，名义上分作三场来考。头场时文（八股文），二场经文（阐述五经内容），三场策问（提出有关经义或政事等问题，要求考生对答）。实际上，考官在评阅试卷时偏重头场（即偏重以朱熹注释的《四书》命题的八股文），二、三场试卷的字句只要无大毛病，就算“中式”。谭嗣同治学务求博通，二、三场考试当然能取得好成绩，但头场所考八股文，却由于他对此种形式上极其呆板、内容上只可转述朱熹的注释而不许作者自由发挥的文体，素来厌恶，即使为了应付考试去迎合，去揣摩，也难以写得完全符合考官的要求。于是，落榜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

谭嗣同在科举考试方面没有天赋，他的功名始终停留在监生这一资格上。就连监生，也是依托在朝为官的父亲打下的经济基础。谭继洵掏腰包，捐纳使其获得监生出身，算是为他叩开了那道仕进的窄门。在科举这条路上，谭嗣同始终没有停下奔忙的脚步，他先后六次赴南北省试，合计八万余里。如果将这个距离叠加，可以说谭嗣同为了科举整整要绕上地球一周。虽然付出如此之大，但他还是无法体验成功的喜悦。一次次铩羽而归，谭继洵对儿子屡试不中的状态很不满意。

他对谭嗣同的忠告，无非是读书求进的要领。当然他说的那些话，谭嗣同还是记住了一点。身在天地牢笼内，就不要一天到晚想着做一个自由人，更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虽然读的都是《四书》，但不同的人得到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有人得到的只是考试的题目和制艺的材料；有人则热衷于故纸堆中的笺注校勘；还有人洁身自好，将其视作自身道德修养的门径；也有人从中发现了古人的微言大义和先王之志。但说一千道一万，若无科举考试，还有几人会用心读那些儒家经典？

谭嗣同厌恶科举那一套，无法像父亲谭继洵那样，做个束手束脚的人，文也循规，人也蹈矩。他们的人生一眼就能望到头，既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便利，又抱怨着枷锁缚身的煎熬，每日就在这纠结中度过。临了，墓碑上刻满这一世的头衔。他承认自己在八股文写作方面缺乏天分，不合乎规范。在这方面，他受到老师欧阳中鹄和刘人熙“有复古之思，用世之志”的影响，从内心排斥千百年来读书人所走的那条老路。当然，这样的人生选择也和他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相契合。

谭继洵对谭嗣同兄弟有着分工不同的安排，嗣同带在身边，督促学业，嗣襄则回浏阳经营家业。谭继升在世时，谭继洵在浏阳的地产由其代管，嗣襄辅佐。光绪十二年（1886年），谭继升在浏阳病卒，由其子谭嗣接替家庭地位。同时，谭嗣襄在经营田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谭嗣同记载：仲兄归乡经营家政，勤敏异常。米盐钱刀琐屑之事，读书人不屑为之，他却能将其处理得井然有序，人莫能欺。不到十年时间，增置田产百余亩。他为人慷慨好施，以义自任。他凡事亲力亲为，以己度人，就连烹饪洒扫之役，也亲自察看并记录下来。

谭嗣襄善于经营的能力，在家乡被人视为“奇士”，而嫉妒他的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在背地里讥议，说他不过是个败家子。就连他的堂兄谭嗣也不以为然，多次写信向叔父谭继洵告状。于是一封封从甘肃寄来的训诫书信，让谭嗣襄难以应对。就连他的老师欧阳中鹄也闻得风声，提出告诫：“吾弟此归专为经理家事，以尊府光景，根本不用担心家无余粮。你应该关起门来读书，涵养德性，宏阔志气，这才是一个君子应该做的事，不必纠缠于买贱卖贵，仿效那些商贩所行所为。”

谭嗣襄心绪难平，自认为在浏阳难以安身，便要抽身离去。他的性格与谭嗣同极为相近。性情中见筋骨，不移不屈，不失本色。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如此感叹：人生世间，天地必有以困之：以天下事困圣贤、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士人，以功名困仕宦，以货利困商贾，以衣食困庸夫。天要困我，我必不为所困。

这样的话听来像是谭嗣同说出口的，可见兄弟二人朝夕相处，有太多共通之处。谭嗣襄决意离开浏阳，自谋出路。他想要北上京师谒选，谋个实职，但又苦于缺乏经费。谭继洵一直没有给嗣同兄弟析分财产，只是每月给些定数的零花钱，也不多给。他们没有独立的生活来源，经济上完全依赖谭继洵，颇为窘迫。

这时，谭嗣同怀着悲喜难明的心情再次回到故乡。虽不免伤时感事，但见到仲兄谭嗣襄仍是最大的喜乐。回到浏阳，除了跟堂兄弟们把酒言欢，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仲兄身边。自从母亲和伯兄、姐姐去世，他和仲兄谭继襄本就亲近的距离拉得更近了。无须酒酣耳热，兄弟二人坐于书斋，纵情高论。他们在一起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感情在岁月中的积淀一时得以宣泄。他们是血亲兄弟，也是世间知己。彼此不讲什么礼数，自由自在。梅花巷的东面有一片竹林，绿荫蔽天，其中生长的竹笋鲜脆可口。他们经常会走到这里，望着不远处的浏阳河，感叹人生的顺境和逆境。

他们的父亲谭嗣洵总说，这个世道是公平的，有能力、有才学才可以进入体制内吃上一碗官家饭，有本事的人才能得到提拔重用。谭嗣同私下也与哥哥聊过，他们认为，吃上官饭，是一个人展示才能和本事的初始阶段。所谓的本事，不过是低级的奉迎之道，是人性卑劣的自然反应。而他们的父亲做不到，虽然有吃上官饭的才学，却没有混迹官场的本事。

谭嗣同和哥哥一次次走进考场，又一次次承受着榜上无名的屈辱。在这段时间里，兄弟二人不停地辗转于科场，就像是冲锋陷阵的战士，持心中之剑去迎接命运的各种挑战。可很多时候，这个世俗世界为他们安排下的“有物之阵”就像一件华美的袍子，掀开来看，从里面蹦出来的全是跳蚤。用一把心中之剑去对付一只只跳蚤，实在是说不过去。

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地方大员，他们自然被体制内人士高看一眼，但其中苦涩的滋味只有他们知道。父亲像一座山，将他们压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他们的路，是父亲道路的延续。他们是宗族血缘链上的其中一环，他们不属于自己，或者说自己对于宗族来说，只是一个虚词。实实在在，又若隐若现。十一月间，谭嗣同告别仲兄动身前往甘肃，在陕西度岁，到次年正月才到达兰州。到达兰州后，他就在布政使署憩园的一间简陋的房子里住了下来，潜心向学。此时，正值春雨连绵，房屋四壁长起点点青苔，雨水从破瓦缝里落下来，淋湿了屋中地板，外面廊阶也为积水所淹。尽管环境和气候不好，但他处之泰然，觉得这比跟着父亲和庶母住在一起要心情舒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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