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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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中法战争进入尾声，李鸿章被推到舞台中央。灯光骤亮，锣鼓喧天，一出好戏上演了。戏如人生，戏也如历史。每个登台的人都有各自的角色，化好了装，甚至连唱词都有人给你准备好了。舞台上的那个人，不过是借了一副皮囊而已，饮食男女，吃喝取乐，甚至签字画押。谭嗣同回到浏阳不久，就听说李鸿章与法国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清朝承认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世人因此约丧权辱国，且签订于清军作战获胜之时，故称中法战争的结果为“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

中法战争因越南问题而爆发。19世纪60年代，法国侵略越南。刘永福率领广西的一支农民起义军——黑旗军转移到中越边境。应越南政府的要求，黑旗军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在中越人民的联合打击下，法国吃了大亏，两个侵略军头子安邺和李维业在河内城边先后被击毙。与此同时，清政府应越南政府之请，也派兵援助越南。

越南战场上，双方互有胜负。为了呼应战局，法国派海军在中国沿海进行海盗式骚扰，趁机将战火延烧至中越边境。1885年年初，法国侵略军得到增援，一度占领中越边境的中国要塞镇南关（今友谊关），并在关前插立木柱，用中国字写着“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气焰嚣张。

危急关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举荐广西提督冯子材出任前敌统帅。三天血战，法军伤亡惨重，全线溃退。冯子材率军追敌出关，又在谅山大败法军。在东线大捷的同时，越南战场的西线也捷报频传，黑旗军在临洮痛击法军。尤其是越南民众的抗法起义，风起云涌，更给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清廷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以左宗棠、张之洞、曾纪泽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扩大战果。而掌握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则力图避免战争。其理由有三：中国没必要因越南卷入战争，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朝廷财政吃紧。李鸿章的态度激起“清流派”的反感，有官员直斥李鸿章有“六可杀”。当慈禧将这个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知难而退，不再轻易言和。

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一天也没闲着，真个是官身不由人。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个庞大的帝国将数千年积蓄的荣光与傲慢耗损殆尽。清廷全力对付法国的时候，新兴的日本在朝鲜制造了“甲申事变”。朝鲜亲日派乘清廷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抽出兵力的机会，发动政变，逮住国王，并杀死亲华的官员。正如英国人、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所言：“中国如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还可以好好打一阵子，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与此同时，俄国正对中国的东北和朝鲜虎视眈眈，英、德、美等列强也想借机谋取更大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国不得不与法国进行停火谈判。李鸿章并没有参加中法谈判，所有的条文都是由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中方外籍官员与法国谈判后拟就的，李鸿章只不过按照朝廷的要求进行签字画押。坐在谈判桌上的李鸿章，只是提线木偶，不管他愿不愿意，都要签订《巴黎停战协定》及《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就是这个道理。

光绪十二年（1886）春天，谭嗣同在兰州安顿下来。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谭嗣同除了光绪十四年（1888）回湖南参加过一次乡试，几乎都待在兰州读书。

他和妻子李闰在兰州期间，住在甘肃布政使署。署衙内养了许多鸽子，聪灵异常。谭嗣同在笔记中写道：“甘肃布政使署多鸽，《池上草堂笔记》记其灵异，皆不诬，岁出帑百余金，酬其守库之劳。”府库每年要拨出百余金，用来养鸽子。这些灵鸽不是养着玩的，而是为守备藩司库往来送信的。上世纪60年代，甘肃布政使署旧地的二堂前曾摆放过两个石碗。石碗大有来头，据说是当年某任甘肃布政使派人放置的，供鸽子饮水用。对于署内二堂的修建，谭嗣同记载：“大堂左右为外库，二堂则内库也。故无二堂。大人（谭继洵）重修内库，因辟其中为二堂，而气象一新。亦可见储藏不及曩年，而库可减也。”最让谭嗣同难以忘记的，是布政使的后花园——憩园。此园为康熙年间甘肃提督靖逆侯张勇驻节兰州，邀请李渔设计建造的。李渔，17世纪最著名的剧作家、出版家和建筑家，还要加上生活家，他的那部《闲情偶寄》可谓享乐主义者的圣经。这位生在江苏如皋，祖籍地在浙江婺州府兰溪县的中国南方人，在经历了家国离乱之后，开始向享乐主义者转型。不到四十岁年纪，李渔给自己取了个号——笠翁。若是允许关公战秦琼，我真想让谭嗣同和李渔相会在这憩园之中。如此，他们见面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李渔说：复生贤弟，既然天不与尔，则何不享受生活。跟着我一起，喝酒，唱戏文，吹着西风吃蟹，对着一张施工图纸布置园中的石头和水流，岂不欢喜？

谭嗣同摇头道：笠翁兄，我羡慕你啊！你的那句“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我可是铭记于心。你我都处于多事之秋，天公不语对枯棋，我不如你洒脱。我若是身在你的时代，只怕早就投身湖海，或是戮于刀兵，殉了那夭亡之国。

两人虽无法完成时空对话，但憩园却在无意间成就他们之间的虚空对话。虚者，也空，也不完全空。虽然时空迭代，关公战不得秦琼，但好汉气息相通，聊胜于无。在这期间，陪伴在谭嗣同身边的是夫人李闰。入夜窗边闲读，空气清凉，其情也真，其境也实。李闰也能作诗吟咏，琴瑟相和，这让谭嗣同体验到难得的人间温暖，夫妻感情日笃。

憩园，处处可见苏州园林的影子。园内有亭、台、楼、阁、假山、池榭，极具江南风格，初建成取名为“艺香圃”，后又更名“鸣鹤园”。道光年间，甘肃布政使程德润修葺一新，取名“若已有园”。当年林则徐被谪新疆途经兰州时，程德润曾在“若已有园”为他设宴洗尘，并以诗为赠。林则徐以其韵回赠七律二首以示答谢，其中一首中有“短辕西去笑羁臣，将出阳关有故人。坐我名园觞咏乐，倾来佳酿色香陈”。诗中所称“名园”，即“若已有园”。光绪初年，杨昌浚任甘肃布政使时，又将此园更名为“憩园”。彼时的兰州，牡丹遍及城区各处，布政使署后园牡丹为兰州之冠。清末编纂的《甘肃新通志》曾有牡丹在甘肃“各州府都有，惟兰州较盛，五色俱备”的记载。春事烂漫，一朵朵牡丹又简静又欢喜。谭继洵出任甘肃布政使之后，全家迁居憩园。在那片牡丹园中，谭嗣同才思奔涌，创作了很多联语和诗词。

憩园，园如其名：人影镜中，被一片花光围住；霜华秋后，看四山岚翠飞来。在谭嗣同的眼睛里，憩园，不只是休憩之园，更是园中之园。人在其间，只想大梦一场，梦他个时空颠倒。对于谭嗣同来说，这是他人生中难得的安宁时光，每每闻鸟而醒，耳畔清越短促，叽叽喳喳全是鸟声。推窗临风，空气中弥漫着醇厚的花香。窗外花影在风中颤起韵致，无酒亦起酒意，再起倦意，索性又睡他个天翻地覆。谭嗣同在这北国的江南园林里，产生了诗意，他以清新明快的笔调，意深景新、生动自然地描画出了憩园美丽的景色。如《憩园雨》（三首选二）：

淅沥彻今夕，哀弦谁独弹。响泉当石咽，暗雨逼镫寒。

秋风悬孤树，河声下万滩。拂窗惊客语，话竹两三竿。

憩园三月雨，四壁长苔衣。积水循阶上，低云入户飞。

钟鸣龙欲吼，尾漏鼠常饥。一发青山外，层阴送夕晖。

另外他还写有一首《憩园秋日》：

小楼人影倚高空，目尽疏林夕照中。

为问西风竞何著？轻轻吹上雁来红。

憩园最热闹当数春夏时节，但谭嗣同诗里写的却是憩园的秋日。秋天，总是让人有些伤怀，一帘风月，满庭闲花，小楼人影，疏林夕照，窗外有雨，也有西风。想到谭嗣同在这样的季节里拨弹箜篌，不禁为之神往。十年前，谭继洵补授甘肃巩秦阶道，于次年秋，抵达秦州任上。那也是谭嗣同第一次来到兰州，流光易碎，十年一梦。而在这一梦十年里，谭嗣同已经五度往返兰州。

谭嗣同喜欢憩园，也喜欢那座位于旧城鼓楼西侧的庄严寺。一日，谭嗣同访僧归来，提笔写下：“访僧入古寺，一径苍苔深。寒罄秋花落，承尘破纸吟。潭光澄夕照，松翠下庭荫。不尽古时意，萧萧雅满林。”庄严寺相传隋代为金城校尉薛举宅，唐初改作寺庙，取名庄严寺。寺院在元、明、清都重修过。谭嗣同来到这里，见台阶上布满青苔，禅室空寂无人，灰尘落满窗棂。不经意遇见僧人，一席袈裟随风而动，一派徐然，有古意，也有秋意。这时候，谭嗣同对佛教虽有好感，但并未精修，只觉在这种环境里休养生息，想必会让人气息脱俗。

谭嗣同除了诗文，又开始考虑他关心的时事。他这时候考虑最多的是中法战争的战和问题，以及治理国家的方策。一想到时事，谭嗣同的胸中就会激荡起闷雷般的潮声，后浪赶着前浪，前浪叠着后浪，大有排山倒海之势。此次，他愤而作《治言》一文，字字铿锵，听上去比春天的惊雷还要响亮。他发出的愤慨之音，音调虽孤高，但大多集中于“正心诚意”的论调，还没将“圣人之道”和天人性命之学运用于政治社会之用，即所谓的致用之道。虽然远离京师，但人在署衙，时代风潮依然环绕于身，缭绕于心。他在中法战争爆发后，愤而作《治言》，煌煌四千言，有“嗣同最少作”之称。谭嗣同在《治言》中全力宣扬“正人心”而“败夷狄”的儒家学说。他认为“船坚炮利”和西方制度的优越并不是他们获胜的主要原因，而是朝廷出了问题，士大夫心术已坏，学问求知偏离方向。

暮色苍茫，一只倦鸟越过灰色的云层，飞向就要沉下地平线的落日。这是1886年的兰州。彼时，传统中国的空间世界迎来它的晦暗时刻。但是，文明继续着，人们依然遵循先知启示的真理在解释这个世界。谭嗣同用古老的“忠（忠诚）、质（质朴）、文（文华）”三个概念，阐述国家强盛的三个阶段。当世人“薄儒”之时，他也会奋然作色，“奈何诋儒术无用乎？今日所用，特非儒术耳”。他在信守儒家学说的前提下，提出学习西方的主张，宣传他的变革思想。

江山社稷的发展轨迹或兴或衰，遵循着天地化合之道。对治理者来说，依形势治理，不能乱了秩序。古人说，一个时代的罡风不息，斯文不坠，一定是有英绝的领袖在维系着。《治言》是变与不变的矛盾结合体，谭嗣同认为世界文化是一条循环往复之路，今日中国虽是惨淡经营的败相，而西方却蒸蒸日上，但是继续走下去，中国必然会进入上升期。天下循环而运，一左一右，相反也，而卒于相遇；绕地球而行，一东一西，相反也，而卒于相遇。正因如此，此时的谭嗣同才会笃定地认为，世界文化此起彼伏。至于眼前的困境，完全是咎由自取。战，不知何恃以战；和，不知何恃以和。退，为的是保全国力；守，庸臣的欺人之谈，更是将其作为首鼠两端、借以诿过的花招，致使国家陷入“不存不亡亦不安”状态。

谭嗣同并不认同完全不变的“道”。对于一个始终进步的青年人，其思想处于时时日日有不同的变化中。虫豸蝶变，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庸常之人，一日三变，变化多端。大人虎变，君子豹变，之所以烈而猛，是因为时间的积累，漫长而艰辛。待到十年后，当回望《治言》之论，谭嗣同又会产生批评式的自我反省。他说“（《治言》中所论）中外是非得失，全未缕悉，妄率胸臆，务为尊己卑人，一切迂疏虚骄之论”。他反复强调自己的过错，甚至希望时光能够倒流，与曾经那个虚妄的自己见上一面，当面忏悔。当然，我们今日看来，既不能全然不顾二十岁的谭嗣同“势所必变”的革新一面，也不能只看他的反省之辞。

光绪十三年（1887），谭嗣同仍在憩园读书。这一年，他除了阅读经、史和写了几首抒情诗之外，还对“时文制艺”作了一些研习。为了能够科场中试，他还耐心地揣摩了近几年的“闱墨”，直到次年春季，他仍为应试而孜孜不倦地研读。可是，他在回到浏阳与仲兄谭嗣襄同往长沙参加乡试时，头场考试所做的时文（八股文）还是不符合考官的要求，谭嗣襄亦如此，兄弟二人双双落榜。

他们在浏阳听到落第的消息，心里都很难过，特别是谭嗣襄，长期研习时文制艺，比弟弟谭嗣同耗费的精力大得多。每次参加乡试都遗憾收场，极大地挫伤了他由正途入仕的积极性。谭嗣襄觉得不能再走这条路，他决定渡海赴台湾，投靠有亲戚关系的在台湾任道员的唐景（谭继洵的次女谭嗣淑嫁给唐景崧之弟唐景为妻）。此时台湾建省不久，急需人才。

谭嗣同见兄长决心已定，他也打算再度出塞去甘肃。于是，兄弟二人在深秋时一起坐船出发。他们沿江而下，一座座码头，一段段故事在眼前铺展。谭嗣同记得第一次坐船便是和仲兄一道回浏阳。与仲兄在一起的时光是美好而短暂的，而这种美好把人的五脏六腑也撑得饱满起来。很多个夜晚，船在黑暗的江面上无声地前行，谭嗣同都会有一种恍惚感，就好像它正载着自己穿越时间的隧道，回到生命的初始。

将至汉口时，忽然刮起了大风，接着又冻雨如注。江面上波浪翻涌，船也随之颠簸，撑船的人大惊失色。谭嗣同兄弟毫无惊惧之色，甚至“相视而笑”。一叶扁舟置身风浪中，它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滔天的巨浪击打着船头，那声音喧闹轰鸣，犹如旱天惊雷。一个逆风而起的意象在谭嗣同的印象里，逐渐形成。张开的帆如同灌满风的口袋，里面塞满一个漂泊者的历险和前途。在一场惊人的风暴面前，人和命运都在抗衡，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仔细留意，却发现出于某种安排。在猎猎的江风中，谭氏兄弟露出他们顶风而起的背脊。谭嗣同凝思片刻，“口占二诗”。其中一首是：“白浪舡头聒旱雷，逆风犹自片帆开。他年击楫浑闲事，曾向中流炼胆来。”

若真能有那么一天，实现中流击楫、重整河山的理想，不管遭遇怎样的惊涛骇浪，也完全看成是平常之事，因为他们曾在狂风巨浪中锻炼过自己的胆量。谭嗣同与仲兄在冷酷的家庭环境里相依为命，兄弟二人就要天各一方，真是让人伤感。当他们在汉口分手时，谭嗣同的情感也随之勃发。他写下这样一首凄恻动人的诗：燕燕归飞影不双，秋心零落倚船窗。波声和梦初离枕，山色迎人欲渡江。泪到思亲难辨点，诗因久客渐无腔。填胸孤愤谁堪语，呜咽寒流石自凉。又是一首思亲的断肠诗。谭嗣同一想到从此将与仲兄谭嗣襄隔山隔海，飞影不双，秋心凋落，就足够让人心碎。舟行江海，固然豪迈，也着实悲凉。

秋日的天空浩渺悠远，人的愁绪如同这天地一样恒定，积压在心头。离别的愁绪就像落单的燕子，在天空中画不出成双成对的影子。人生来忧患，心思无处安放，夜雨敲窗，江水聚浪，不过是满腔孤愤无人诉。想到仲兄此去迢迢，谭嗣同在深秋散乱的梦境里怅然若失，泪水打湿了枕头。人生的离别和欢聚不过是外在形式，它们都是我们的身心状态，从我们的身心感受中显现出来。它们又都分散在我们的身心之中，也聚合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

此时船已靠岸，兄弟二人“从容拂衣而去”。接着，他们就在汉口分别。谭嗣同仍由水路坐船到紫荆关，继续前行。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谭嗣同回到兰州。这一年正月二十七，紫禁城里正在操办光绪皇帝选妃的大事。在慈禧的亲自操纵下，年轻的皇帝将象征着皇后的如意交到了另一个叶赫那拉氏的手上。此女是都统桂祥的女儿，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她被封为隆裕皇后。王朝的命运，就这样不断以家族的形式递延着。一个王朝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宫廷的纷争，本质上也是血缘亲属间的博弈，任何亲人，无论夫妻、母子，还是兄弟，都可以被皇权定义为敌人。在光绪帝完婚的前一天，慈禧太后归政。

这一年，清廷颁下诏谕，命于本年举行“恩科”会试（清循明制，每遇皇帝即位和其他重大庆典，便增加举行乡、会试，称为“恩科”）。谭继洵认为这是谭嗣同由“正途出身”的好机会，便让他赴京，充分做好应试的准备。

谭嗣同赴京以前，接到仲兄谭嗣襄从台湾寄回的信，这封信使他深感怅惋。原来，谭嗣襄到台湾后，唐景崧留他在当地任职，并将其推荐给布政使沈应奎，沈又将他推荐给巡抚刘铭传。刘铭传接见他以后，与其纵论时事，觉得他很有才能，就委派他管理凤山县盐税的征收工作。据记载，“凤山地居台南，民贫赋重”，来到这里的吏员大多假公济私，将盐税视为财利聚集之处，贪污中饱，百姓深受其害。谭嗣襄到任后，改订章程，稽核账目，赏罚分明，毫无偏徇，仅仅数月就使盐局的面貌完全改变。但这样做，自然得罪了不少人，那些人对他进行毁谤、排挤。刘铭传了解情况后，召见他加以鼓励，打算提拔他管理台南府的盐税。但是，谭嗣襄有些意兴阑珊，他想到自己全身心投入其中，却招众怨，陷于孤立状态，心情非常抑郁。因此，他在写给谭嗣同的信中就自然地流露出伤感。

谭嗣同立即回信，并附上两首诗给哥哥谭嗣襄。其一诗云：“飘荡嗟如我，蜚腾时望君。谁知万里外，踪迹困尘氛。”那一天晚上，油灯渐渐熄灭，月光像时间探出的一双手伸进了房子，让人恍然隔世。谭嗣同将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内心愁绪翻腾。他多么希望兄长能够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啊！不要像他四处奔波、行踪无定，最后徒留风里的一声叹息。此时他还不知道，嗣襄在台湾过得并不如意，依然困顿不安。以常理衡量，嗣襄以候补知州任县中盐税，地位很低。当时台湾巡抚刘铭传乃淮军出身。嗣襄一湘人，又无有力背景，人生地疏，很难施展抱负。

春节过后，谭嗣同启程赴京，先与侄儿谭传简（堂兄谭嗣棻之子）同往安定防军驻地，向自己的挚友刘云田告别。风雪漫天，马踏寒冰，这对身份不对等的异姓兄弟在军营燃起的篝火旁纵酒高歌。那天晚上，他们聊到很晚。谭嗣同说到刘云田在陕州给谭继洵延医治病和举着火把去买药的往事，不禁生出诸多感慨。分别之日，刘云田送谭嗣同叔侄上马，他站在马前，久久不愿离去，泪如雨落。谭嗣同极少见刘云田如此伤感，这个平日硬得像石头一样的汉子，在那一刻哭得状如小儿女态，实在是情深之人。那一刻，谭嗣同内心生出了隐隐的不安。这世上的种种忧患真是让人心意难平。果然，这是他们最后的诀别时刻。第二年，刘云田患病逝世。

谭嗣同叔侄经陕西，出潼关，渡黄河，入山西，经河北，行旅匆匆。年年山风，春草复生，这条路他走过不止一次，虽然艰苦，但苦中作乐，也别有滋味。四月间，谭嗣同再次抵达北京，居住浏阳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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