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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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北京城的天空显得阴晴不定，雨水时下时停。太阳如一枚镶嵌在天空中的铜镜，被风擦拭得锃亮。地气回暖，胡同里的柳树抽出密密匝匝的绿叶。人行于街上，可以嗅到地面泛起的春天的气息，让人有一种时间的恍惚感。这一天，刚从工部衙门归来的刘人熙，在湖广会馆见到了谭嗣同。谭嗣同主动上前拜师，并奉上父亲的书信。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谭嗣同投入刘氏门下，恭执弟子之礼。

刘人熙居于西砖胡同“蔚庐”，也在宣武城南，距浏阳会馆咫尺之遥，两处来往极为便利。刘人熙对这位新入室弟子颇为赏识，在日记和信函中一再提及：“谭复生嗣同，少年振奇人也。”“谭生好学深思，有不可一世之气，从余游京师，余甚异自。”谭嗣同身上有着不同于一般世家子弟的英武之气，爱好广泛，志趣高雅。刘人熙说他“雅好音乐，善南北昆曲，能歌乐章”，这是谭嗣同不为外人所知晓的另一面。有一天，刘人熙发现，谭嗣同正在捧读他所著的《琴旨申邱》。这是一本在他人看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论的音律理论书籍，而谭嗣同却读得津津有味。惊喜之余，他决定开始教授谭嗣同弹奏古琴。一日，刘人熙同自己的门人带着埙箎、箫管等乐器，在浏阳会馆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几个人演奏得酣畅淋漓，兴致盎然，就连围观者也忍不住拍手叫绝。

刘人熙对谭嗣同的喜爱，几乎到了逢人便夸的地步。当他发现谭嗣同的学术不够纯正时，便有意识地用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试图将他培养成为可以继承“周孔之学”的栋梁之材。针对谭嗣同喜欢谈论“经世之略”的特点，刘人熙引导他学习北宋理学家张载所提倡的“知礼成性”说，以知、礼为崇德修业之本。同时还引导他致力于王船山的《四书训义》，因为这部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朱熹的观点。刘人熙似乎并不看好以叶适为主的永嘉派的思想，认为那是功利之学，极力贬抑。他认为，自孔孟以来，诸子百家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说，其中只有儒学是正统，其他学说都属异端。因为除儒学之外的三教九流以及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等，都与圣人之道背道而驰。他们中的卑下之人沉溺于功利，而高尚之人又崇尚于虚无，这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儒家学问由孔孟传到程朱，才属于正统的圣人之道，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刘人熙反复告诫谭嗣同，永嘉之学“尽弃性命之理，而以事功相标榜，以掩其肤浅之实”，让谭嗣同不要受其迷惑。在此之前，谭嗣同一直推崇永嘉学派的务实态度，甚至将永嘉之学纳入自己喜欢的“任侠”一派。如今，刘人熙让他放弃对永嘉之学的追求，并非易事。那段时间，浏阳会馆经常会传出辩论争执的声音，来自师生之间的激烈碰撞也是火星四溅。

面对刘人熙“纯粹精”的博大学问，谭嗣同终究还是败下阵来，他承认自己的浅薄，也由衷地夸赞老师“学穷奥域，贯彻天人”。与其说是刘人熙改变了谭嗣同，不如说是由于命运的关系，谭嗣同才会服从于某种选择。他后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承认，他于北京求学后开始认识到永嘉学派的弱点，从此将其束之高阁，被刘人熙称为“由永嘉返濂洛（北宋理学学派周敦颐和程颢）”。如果说在此之前，谭嗣同属于经世学派，对心性之学颇为不屑。那么短暂的京城求学生涯，治学重点由“治人”向“自治”转变。对于刘人熙来说，他最欣赏的学生能够迷途知返，走上他所认为的学术正途，这让他感到幸福和满足，足够人生浮一大白，再浮一大白。

那个摇晃的时代，程朱理学的巍巍大厦已经四面透风。来自各处的批判和非难，如罡风劲荡，使得这座大厦千疮百孔。刘人熙好像并未受到影响，他仍像一个忠诚的战士，苦苦地守着那块即将沦陷的阵地。他与自己的老朋友、谭嗣同的另一个老师欧阳中鹄都推崇一个人，那个人便是王船山。他们坚定地认为王船山直接继承了孔孟的衣钵，集程朱理学之大成，是儒学史上仅次于孟子、周敦颐的人物。故而在教授谭嗣同的时候，他们总是不断地引证王船山，并反复地介绍王船山的著作和思想。这让本就对王船山学问和为人非常景仰的谭嗣同坚定了研究王船山的信心和决心。

师从刘人熙之后，谭嗣同购买了全套的《船山遗书》。无数个夜晚，王船山的思想如灯，如月，如一切明亮的事物，透过肺腑、心神与其汇成一体。谭嗣同如饥似渴，一本本地研读，一句句地冥想，他在哲学观念上不断地向王船山靠拢。这一时期，说谭嗣同是王船山的信徒也丝毫不为过。他对友人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作为一个忧国忧民、有着强烈政治抱负的年轻人，他不甘愿做一个平庸无能的“官二代”。他实在不明白，在这茫茫不知前路和归途的仕宦之道上，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何方，难道说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就是人性的神话破产的历史？虽然想象中的前路充满了诱惑，有时这种想象似乎比真实更加真实，但它始终是一种虚妄，无法给人心以光明指引。

谭嗣同经常会换位思考：如果那些所谓圣贤者处在他的位置上，他们会怎么想、如何做？他从小受儒家教育的熏陶，圣人学说早就烂熟于心。但很多时候，他想的却是摆脱知识赋予的人生经验，用最简单的方式找到那个最简明的精神支点。就像我们抬头望天，星星就在头上，可为什么常常看不到？因为被太多的云层遮住了，一旦遮住就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就可以自欺欺人地以为，这天上是没有星星的。那些圣人之说于他而言，更多是道德层面的打磨。而在欧阳中鹄和刘人熙等湖南士人的影响下，同时受时代空气的感染，谭嗣同也成为王夫之的崇拜者。他在二十五岁以后受了王夫之思想的强烈影响，并提出王夫之的道器论。

在这里，有必要将晚近以来，王夫之与湖南学人的精神联系做一处观照。明清数百年间，湖南产生的精英学者甚少，从当地通过科考成为举人和更上层楼成为进士的士子人数来看，湖南在诸省中也是敬陪末座。其他省份的人戏称湖南人为“骡子”，说他们有着像骡子一样吃苦耐劳且固执的个性，但这种个性的人里面几乎出不了一流学者和大人物。诚如晚清湖南学者邓显鹤所言“洞庭以南，服岭以北，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历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

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湖南这个向来以偏僻、落后而闻名于世的内陆省份，才迎来了现代精神的第一缕曙光。而打开这扇天窗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看清湖南知识人命运的邓显鹤。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叫作邓显鹤的湖南新化人，与当时绝大多数湖南的士子一样，穿着一双芒鞋，满载家人的希望，跋涉于自古以来传统学子的奋进之路上，以期通过科举实现他们经国济民的志向。

邓显鹤始终没有迎来自己的显赫人生，屡试不第，仕途越走越窄。因而，他在困境中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立下了“期以一寸心，遍饷百世士”的宏愿，即淡于仕途，专注学术，奋志搜访湘学散佚文献，纂辑刊刻，借以补《四库全书》之遗，匡正史之谬，让湖湘先贤前辈的事迹和精神得以流传于后世。一次，他从某文献里得知有一本明朝散佚之书《楚宝》，文献中宣称这本书收录了湖南地区历来出过的诸多大儒。

邓显鹤花了十年时间寻找该书，终于在湖南商业城市湘潭的某处私人藏书里找到一孤本。《楚宝·文苑》第一章以屈原为始，以将近两千年后另一位同样悲剧性人物作结，此人便是忠诚于明朝的学者王夫之。被邓显鹤称为“吾师”的王夫之，二十五岁遭逢明亡清兴之变。邓显鹤写道：“北京陷，夫之涕泣不食者数日。”王夫之回到故乡湖南，回到深山中的老家“续梦庵”。他在此度过余生，过着与屈原、贾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幽居流放生活。

王夫之在湖南中部度过了四十年的隐士生活，钻研中国传统典籍，追索明亡之因和天下拨乱反正之道。让我们回到17世纪中叶，明朝灭亡时，年轻的王夫之不得不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世界：让他寄托了无数人生梦想的王朝，土崩瓦解，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的力量撕裂。他还那么年轻，人生才刚刚开始。他无力起而反抗，也无法再常年流离，于是，他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他要用笔重塑、撑起被毁坏前的世界。在“续梦庵”续他的圣贤大梦，茅椽蓬牖，瓦灶绳床，满径蓬蒿，食粥赊酒。一个卑微的写作者，在没日没夜地续着他的梦。天地如何，笔墨可渡。墨在砚台里，一切归于平静；墨一旦诉诸笔端，便可与星月同游，风雷伴生。

王夫之的后人将其诗作和儒家经籍的手稿交与邓显鹤。邓显鹤最后只刊行了十八部著作，且全是注解经籍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船山遗书》的存世时间并不长，从鸦片战争结束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攻入湘潭城时，找到《船山遗书》的雕版，将其烧掉。太平军进攻长沙时，郭嵩焘和左宗棠、左宗植等人逃到山中，左氏两兄弟曾任《船山遗书》主编，逃难也不忘带上一套《船山遗书》。而在此次避难中，郭嵩焘开始读王夫之的《礼记章句》，并在四十年后写下《礼记质疑》一书。以王夫之为指引，郭嵩焘开始研究《礼记》，且终生不辍。

参与1842年《船山遗书》刊印之事的学者，全部都与湘军诸将领关系密切，为《船山遗书》作序的唐鉴是曾国藩的恩师。同治元年（1862）八月，曾国藩等湖南人带领的湘军夜以继日地攻打南京时，战争形势混沌难明，曾国藩却在这时启动《船山遗书》的重刊工作。攻打南京之役打了两年多，重刊的编辑工作也耗时两年多。

同治五年（1866），雕版这一工作已完成，曾国藩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精读王夫之著作，然后为新版《船山遗书》作序。他在序里写到王夫之，说他“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长沙的书院文化已根本瓦解。即使太平军打过湖南时未毁掉的书院，也已遭到弃置。郭嵩焘主持重建长沙古老的城南书院，同时在该书院内建了一座新祠，以纪念王夫之。

郭嵩焘的《船山祠碑记》中透露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建此祠“将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学，求其书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契于心，又将有人焉，光大先生之业。”借此向世人传递王夫之著作的精神，以实现“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的梦想。郭嵩焘有意将此祠作为湖南学问重现光彩的开端，在楚地“草莽”中辟出一处花园。

郭嵩焘从英国伦敦返乡后曾专门拜访过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中鹄，并称其“极肯向学，诚笃士也”，还说“于乡人得欧阳节吾……稍令人意醒”。郭嵩焘很少夸赞人，他对欧阳中鹄真的欣赏，二人都是王夫之的忠实崇拜者。作为彼时浏阳之学的代表人物，欧阳中鹄与刘人熙的关系极为密切，彼此之间不仅以君子相待，相互推崇，而且以婚姻结为亲戚。他们在不得志时，都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刘人熙曾在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居乡讲学，能收拾一二英才，其功倍于作吏。”

刘人熙熟读经史，博览群书，加上用力研究过老庄和佛教的学问，并致力过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能够对各种学说进行比较，指出各类学问的优点和缺陷。这对于谭嗣同后来知识的积累和思想来源的驳杂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不过，刘人熙死守儒家孔孟之学，将其他学问统统斥为异端，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思想。他不能明白儒家孔孟之学问，在近代中国面临着重大社会危机的时候，是不能找到解决社会危机、国家危机、民族危机的办法的，而一味地将自己禁锢在儒家学说中，努力在儒学中寻求挽救危机的方法，就让刘人熙显得保守。他提出的诸多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愚昧的。谭嗣同在接触到西学之前，思想曾经也是非常保守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刘人熙的影响。

在刘人熙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优胜于西方近代文明，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等方面都要比西方优越。中国是礼仪之邦，伦理道德如同无形的战船和武器，无往而不利。中国应该用自己的伦理道德去改变西方，而不是妄自菲薄，导致夷夏不分，甚至以夷变夏，败坏中国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他—再强调，中国要想抵御外夷的侵略，除了使用孔孟之道外，别无他法。刘人熙将自己的主张概括为：今天的中国还是过去的中国，今天外夷的情况还是原来外夷的情况。中国的立国之道，仍然是了解夷狄之情并驾驭之。方法可以不断变通，但根本不可改变，只要中国的孔孟之道得到延续和发扬，则中国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的这些言论就如同当年反对洋务运动的守旧派官僚一样。由此可见，刘人熙的思想已经落后了不止一个时代，但就是这些极为陈旧的观点，仍然对比较年轻而且还没有接触太多西学的谭嗣同具有重要的影响。就中外关系以及中外优劣之比较方面，谭嗣同在作《仁学》之前的作品中，其论调几乎同刘人熙如出一辙，甚至在论述这方面问题时，谭嗣同都照搬照抄刘人熙的词句，可见受影响之深，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谭嗣同能够承认西方的科学技术先进及其在现实中的作用。

在身心投契的学习之余，谭嗣同经常会领着自己的侄儿谭传简到宣武城南去游览。这是他童年时和仲兄谭嗣襄读书求学的地方，追念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不免有所感触。这一天，当他们回到浏阳会馆后，忽然听到谭嗣襄在台湾患寒疾而亡的消息。谭嗣同痛不欲生，泪如泉涌。他还同时收到兄长的遗书，说自己患的是感冒，医生也说过几天就会痊愈，但他执拗地认为自己得的是死亡之症，说自己即将病死，并将父亲和儿子一并托付谭嗣同。他还叮嘱将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明代才子文徵明的一幅字画，即日送还。

五月五那天，谭嗣襄移居台南府安平县蓬壶书院，让人大感意外，他竟然真如自己所言，悄无声息地死了。据说在他去世的那天上午，还与宾客、随从谈笑风生，神态怡然。甚至有传言，他死于自杀。若然如此，以谭嗣襄的个性，很难见容于官场。据记载，谭嗣襄供职的凤山，地处台湾南部，百姓赋税沉重。那些来此任职的官员，往往会将盐税视为私利，予取予夺。对于有才华且有抱负的青年，此处显然是考验身心的一处炼狱。果不其然，谭嗣襄还是将命丢在了这里。

自从谭嗣同的母亲、伯兄和姐姐去世后，他与仲兄谭嗣襄在冰冷的家庭生活中抱团取暖，挨过了青春期那段敏感且艰难的岁月。谁知，兄弟二人在汉口分手，这一别阴阳两隔。仲兄去世的消息传来，谭嗣同“创巨痛深，瞢不省事，哭踊略定，则志隳形索，清刻至骨，自顾宛五六岁孺子也”。兄弟情深，令人为之动容。在谭嗣同眼里，兄长是仁孝和侠义的化身。他说：“兄孝友英笃，至性过人，弥留之际，首以老亲为念。平生好交游，重然诺，虽一图画之微，濒死犹恐遗失，以负其初心。”

谭嗣同无心留京应考，他辞别刘人熙，星夜南奔。到达上海时，接到唐景崧从台湾发来的电报：殓事已毕。于是，谭嗣同便留在上海迎接哥哥的棺木，护送回浏阳安葬。

谭嗣襄的死亡，是继母亲之死后，谭嗣同精神上所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其悲痛之深，久久难以平复。他和仲兄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情感契合，他们就像是一对连体人。如今仲兄死去，谭嗣同感觉自己的身心仿佛也被生生地切去了另一半。嗣襄因科举仕途屡遭挫折，远离乡土之地，寄身孤岛之所，最后落得黯然而逝。他的命运可以说是当时许多年轻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和时代的悲剧。

谭嗣同回顾仲兄嗣襄的一生，写下长篇挽联寄托哀思：空回首三十三年，盖世才华，都被艰难磨折尽，为君计较大端：以妙理启深思，君善于学；以滑稽演文理，君善于词；属怵目惊心，处家庭非常之变，君又善于行权；卒至窜身荒岛，委命穷乡，倘泉壤有灵，应慨壮游万里，吞声怕念家山，寂寞琴书，藐藐遗孤尚文褓。莽伤心五月五日，蓬风色，竟教噩耗远飞来，顾我犹深隐痛：当平居失弟道，我负其生；当含殓未躬亲，我负其死；值盘根错节，无缓急可恃之才，我尤负其期望；徒然翘首天涯，羁留沪上，忆汉阳语谶，终成一别千秋，衔石谁填恨海，苍莽烟水，飘飘何处着冤魂？

如果说母亲和伯兄、姐姐当年横遭瘟疫死亡时，谭嗣同少不更事，对于死亡的认知还很浅显。小时不识死，认为它只是人生的一次远行。如今，站在仲兄的棺木前，谭嗣同对于死亡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他从千里之外赶来，只为了接最亲的人回家，他仿佛能够感受到棺中之人的呼吸，感受到棺中之人的忧伤。他看见哥哥的身体用白布包裹着放在棺木中，就像一只沉重包袱，塞满了无穷无尽的烦恼，也塞满了无穷无尽的痛苦。

夜色多么皎洁，一轮明月垂落在他和亲人之间，而旁边是一群在暗夜里游荡的蝙蝠，它们盘桓在树枝之上，在最为繁茂的葱绿中，练习着它们四肢的平衡，从而吮吸夜中的芳香。也仅在一挥手之间，眼见着生命的小舟载着仲兄越走越远，消失永不见，嗣同不由哀伤难抑。他黯然回到浏阳城北门口那座空荡荡的院落，念及亲人都不在眼前，滚滚感伤如河水东南流、崇云西北没。

对于谭嗣襄的死亡，有不同的说法，或曰病死，或曰谋杀。仲兄死后不到一年，与谭嗣同平素最为亲近的从子谭传简也离开人世。亲人死亡所带来的一连串打击，让谭嗣同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酷刑，无法愈合的伤口不断撕裂。在这旧痛新创的交相侵蚀之下，谭嗣同对生命的意义充满了怀疑和厌倦。生与死在不停地转换，方生方死从未停止过。

亲人一个个都消逝在那神秘的“幽宫”里，而且一旦消逝，便“音容终古杳”。他不知多少次站在北京城南的书斋前，凭吊亡人，那里是他和两个哥哥童年读书的地方。书斋不远处是一片坟场，尸骨累累，“然名胜如龙泉寺、龙爪槐、陶然亭、瑶台枣林，皆参错其间”。在儿时，那些地方是他与二位兄长常往游憩之所。

物是人非，悲伤像一枚钉子深深扎进心里。谭嗣同用文字直叩死亡之门，向坟场中的鬼神倾诉内心的悲痛和哀怨：峨峨华屋，冥冥邱山。人之既徂，鬼鸣其间。曰鬼来前，予识汝声。二十之年，汝唱予听。予于汝旧，汝弗予撄。昔予闻汝，雍穆群从。妄谓永保，交不汝重。岿然惟汝，孑然亦予。予其汝舍，予又奚趋？星明在天，雾暗覆野。……毫乐纤哀，奔会来向，明明城南，如何云忘？城南明明，千里恻怆。他写下了《城南思旧铭并叙》，怀念突然离世的仲兄谭嗣襄。兄啊！你已经不在世上，群山还是群山，星辰还是星辰，大地还是大地。纵然你化为鬼魂，走近我，我也识得你的声音。那些逝去的岁月里，都是你在唱，我在听。如今，你离我而去，化为群山，化为星辰，化为大地，空留下我孑然一人，如孤雁念群，只影求伴。你舍我而去，我又怎能舍你而去。虽然星明在天，但挡不住我的内心如雾暗覆野。晚上读谭嗣同的这些悼亡诗，读的人内心如深海暗潜，凉意入骨。

死亡恐惧是人类心理最为普遍也最深刻而隐蔽的不安，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致命之伤。谭嗣同在一首叫作《残魂曲》的诗中喟叹：“人生穷达空悲慕，金碗荒凉同古墓。”至亲至爱之人一个个离开人世，此生再无欢聚之日，怎不令人黯然神伤。如果人生一世，无论穷达，最后都要同归于阴暗的坟墓，那么人活在这个世界，其意义何在？

幸运的是谭嗣同没有从“人注定要死”这样的命题中走向消极，反而激发他去不断地追求真理。天地没有终结，人只有短短的一生，倘若个人不能在短暂的生命周期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岂不是太可惜？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说：“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人如无心之云，载浮载沉，人身难得，人生也难得，人感念着造化的恩惠，不得不走着自己的路。

这种对声名的怆然之感，也成为谭嗣同心灵的酵母，是他内心不断挣扎的动力。谭嗣同“由永嘉返濂洛”的思想变化，与他个人生活悲剧及其精神危机有着很大关系。仲兄嗣襄死后，谭嗣同“内顾诸家既如此，外顾诸世又如彼”，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悲愤和哀伤，长期以来压抑的痛苦猛烈地爆发出来，一时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

谭嗣同开始向人生索取一种真理，这种真理既是他的价值标准，也是他认识宇宙的底蕴，是他的探索、他的天问，是他化解悲观情绪和生存惶惑的路径。至于这条路径将会把他引向何处，在于个人的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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