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第五章闻名湖湘围绕兴算学议的争论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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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闻名湖湘围绕兴算学议的争论及其他（第1页）

第五章闻名湖湘：围绕《兴算学议》的争论及其他

1894年那场于近代中国命运攸关的中日战争，让谭嗣同和国人一同体验了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相继失守，海军倾覆直至马关和议，割地赔款、国势日危的种种惊愕、忧虑和愤懑。甲午战败，对谭嗣同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思想转变的一大契机。

正是这场战争，搬走了曾经堵住谭嗣同和他的朋友们公开表达燃烧着的信念的巨石。他们终于能说话了，通过各种媒介和途径，他们被堵塞的思想终于打开一条通道奔涌而出。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至武昌，谭嗣同和在此读书求进的浏阳士子们了解到条约的内容后，感到无比悲愤。谭嗣同内心如燕雀覆巢，绕屋彷徨。无数个寝食难安的昼与夜，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挥毫疾书，然后又愤然将笔掷于地上，就像掷出那把闪着寒光的凤矩剑。很多时候，一个亦儒亦侠者的笔和剑是浑然一体的，笔即是剑，剑即是笔。诗人杜牧说过，当天下太平不需要将军上战场时，将军夜深人静，面对挂在墙上的宝剑，就像是报国无门的文人看着自己的笔感觉无用一样，会伤感落泪。

谭嗣同左手取过书桌上的一沓邸抄，右手击打着刊载有战争消息和《马关条约》的邸文。他愤然道：“故败者未必非幸，和者尤当务之急，但不当败至如此地步，和至如此地步！”

好友唐才常也拍案附和：“和议已成，所约条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

那一刻的谭嗣同与唐才常的内心同时燃烧着熊熊的火焰，他们时而急语，时而沉默，在那个彻夜难眠的夜晚，他们苦无擎天之手，唯有泣涕如雨。兄长谭嗣襄为之献身的台湾，却被自己的母国生生地割去，这就仿佛割去了谭嗣同心中的血肉，使得他鲜血淋漓。他内心的痛楚，不亚于那些失去家园的台湾人。这伤痛直入他的心肺，痛不欲生，痛得无法忍受，继而痛定思痛，豁然清醒了。那些时日，谭嗣同的脑海里经常会浮现王夫子的身影。欧阳中鹄曾送他一份王夫之的《噩梦》，让他了解“万无可为之时，斯益有一息尚存之责”。谭嗣同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王夫之的时代相提并论，得出与郭嵩焘同样的结论：王夫之的所有思想和行动都牢牢建立在现实世界上。他写道：“然今之世变，与衡阳王子所处不无少异，则学必征诸实事，以期可起行而无窒碍。”他呼吁重拾经世致用之学，谴责同辈中人平日里好玄虚、空谈之风。

谭嗣同则将王夫之的这一精神——“征诸实事”的做学问精神和在“万无可为之时”承担责任的精神，视为湖南师生相承的一个传统。诚如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使孔、孟、程、朱之传不坠于地，惟夫子（欧阳中鹄）与刘夫子（刘人熙）、涂夫子（涂启先）自当任之。”

谭嗣同的陈述引出了一个至少为他和他的恩师所保持的主观看法，即身为湖南人，他们身上都肩负着延续王夫之学问与精神的使命。而这也正是郭嵩焘于长沙初建他的船山祠时希望在他的湖南老乡中培养的信念。尤其是在他二十五岁时，在台湾的哥哥突然去世，那时的他极为忧郁。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读完整部《船山遗书》，一个月后出关写下名为《王志》的文章。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谭嗣同对王夫之的回应，一如郭嵩焘对王夫之的回应，皆汲取自王夫之的生平和学问：王夫之的放逐生活提供了抵抗、坚忍精神的典范，他的著作则为改革提供了正当理由。郭嵩焘的兴趣集中于王夫之《礼记章句》，谭嗣同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则将他带进王夫之受宋朝理学家张载启发的哲学著作中，特别是《思问录》。谭嗣同一再引用《思问录》中的句子，以证明制度、政府的改革应顺天应人。

谭嗣同特别提出王夫之的道器论，以此强调儒家的圣人之道和天人性命之学必须落实于政治社会之用。他说：“无其器（适合的物质条件）则无其道，无弓矢则无射之道，无车马则无御之道。”抽象的道要具体可见，要让“道”结合可借以实行的“器”。没有“器”，“道”将不可见，只作为潜能存在。谭嗣同找来正在两湖书院读书的刘善涵商量，决定写信给他们的老师欧阳中鹄，请求他在浏阳县设立算学格致馆。

战争爆发时，欧阳中鹄正在北京，数月后以“先君墓伤于水，乞假改葬”，独自离京南下。当时曾引起一些京城人士的非议。丧师失地继之以城下之盟，战败的奇耻大辱，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挥之不去，给他们的精神以持续而猛烈的刺激。浏阳士子也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强烈的反应。欧阳中鹄“闻和约已定，每私居啜泣，愤欲自裁”，他说，如此羞辱，凡心中有血气之人，莫不愤恨。他指责李鸿章，此次卖国，其罪与南宋奸臣秦桧无异。他在写给谭嗣同的信中愤然道：“东事作如此了结，开辟以来未有奇怪，闻之使人气结。天下事至此，已无可再言。”感叹“八表同昏，竟不知将来成何等世界也”。

中国进行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却无法对抗一个在国人心目中并不强大的日本。谭嗣同认为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旁枝末节，而且学人思想顽固守旧，排斥新思想，成为发展洋务的极大障碍。他认为眼下最急需下手的事情是育人才，开实学，而实学又脱离不了数学知识，所以他将实学的教育落实在开算学馆，培养数学人才上。

这封两万字的书信由谭嗣同亲自操刀，情感奔腾如滔滔江水，纵论中外大势，毫不避讳帝国当下之困境。谭嗣同认为：清廷败象早已显现，其一，贵族统治集团，仍存在“满、汉之见”，歧视汉族。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权益，竟然将土地视为“傥来之物”，割让给日本侵略者。台湾人民听说该岛将被割让，无不“痛心切齿”，宣布独立而与日军奋战。当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还未回国的时候，就下令各省撤兵，不作御防的准备。等到换约后，他们又醉生梦死地演剧作乐。其二，地方官吏并没有停止他们的剥削，因“捐例太滥”（捐例：出钱捐官的章程），官吏多数贪暴，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如辽东半岛的人民，在日军占领该地时，曾幻想日本统治会比这些家伙好一些，“倭一去，则官又来虐我矣”。其三，清军的将领侵扣军饷。有些军士向钦差大臣、统帅刘坤一诉冤，刘竟“置之不理”以致军士怨恨，激而焚掠，并将肆行克扣的军官杀死。军士们不仅无心作战，甚至想向日军投降，以免“冻饿困苦”。

谭嗣同在信中说到变法，认为《马关条约》“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随地可造机器，可制土货。又将火轮、舟车、开矿、制造等利一网打尽，将来占尽小民生计，并小民之一衣一食，皆当仰之以给，自古取之人之国，无此酷毒者”。强迫中国赔偿军费二万万两，中国根本没有如此财力，即使“括尽小民脂膏，下至妇女之簪环首饰，犹难取办此数”。目前只能由恭亲王奕为主，向外国借款，“俄国允借一万万两，余向各国分借，皆由俄国作保，将以满洲借令修筑铁路酬其劳绩。其取息之重自不待言，且恐不能无抵押之事”。清政府向沙俄借款并由它担保，再向其他各国借贷必将使中国权力遭受重大破坏。

谭嗣同认为，在天崩地解的时间叙事里，一个国家要想强盛就必须变法。他说：“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变法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如何具体实践。他的主张是：广兴学校，无一乡一村不有学校；打开议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议院。筹练海军，同时加强陆军，采用西方的操练方法，提高军队素质；开采“所有之矿以裕财源”，多修铁路和多造浅水轮船，以便利交通，也为促进商品流通创造条件；设立商部，团结各种商会，“通力合作以收回利权”；改革科举和官制，以登进真才和澄清吏治；改订刑律，以简化手续和提高审判工作效率；改革厘金征收章程，本国货物出口免税，洋货进口重税，以发展对外贸易。所有土货，只于出产地方征税，而运往其他地方销售则不再征课，以利商务。又植树、畜牧和蚕桑，都应切实讲求；还应兴办女子学校，使妇女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凡利必兴，凡害必除，西人之所有，吾无不能造，又无不精”。

谭嗣同认为时事并未不可救，中国只要坚持不懈地改革，“铲除内外衮衮诸公”，就能转弱为强。他甚至憧憬道：“以中国地宝之富，人民之多而聪慧，其为五大洲首出之国也必矣。”他发觉列强对中国实行的经济掠夺，并不仅仅止于真金白银，还有资源掠夺。因而他说：“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而要做到这一切，就要创办新的学校，培养有用的人才，然后变法才有把握。因此，“育贤才”是变法的关键。谭嗣同深感焦虑的是，当时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固守旧习，沉溺于考据词章，不明中外大势，将“讲求实学，力挽大局”的人视为异端。当他们看到李鸿章经营十多年的洋务在战争中几乎被全部摧毁，就以此为借口而反对讲求洋务。谭嗣同则认为，兴办洋务，不能仅仅着眼于轮船、电线、枪炮等，这只是“洋务之枝叶”，并非精髓所在。谭嗣同经过反复考虑，觉得再不能“封于旧说”，“守文因旧”，他请求欧阳中鹄设立算学格致馆，培养一批能够肩负变法重担的人才。

算学在中国古已有之，但远不及西方那样精确和完备。完成学业的学生，应以给他们讲解算学为主，兼授物理、化学等格致知识，馆里应配置翻译的各种西学书籍，让学生阅读，还要引导他们多看《申报》《沪报》《万国公报》等中外报刊。对于谕旨、奏议以及中外时事和有参考价值的评论，也应注意考究。学生有专学“商务”“天算”“医学”的，应指导他们结合现实状况。谭嗣同最后讲，如经费难筹，则“先设算学馆，而置格致为后图”。

谭嗣同的这封信既有对清政府不满的愤激之言，也有深切而理性的变法策论。这一年他刚满三十岁，并特意作《三十自纪》，回顾了自己的来时路。他在给好友唐才常的信中写道：“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境能生心，心实造境。”甲午战败后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特别是朝中官吏庸碌不堪、愚昧麻木，一个个如同装睡的人，给予谭嗣同强烈的刺激。

对于谭嗣同、唐才常、刘善涵这些浏阳士子来说，他们最为向往的地方是两湖书院。谭嗣同在信里向欧阳中鹄描述的这些想法，可以说是两湖书院的升级版。张之洞主政湖北后，为培养“明体达用”的人才，以适应洋务活动的需要，于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在武昌都司湖创建两湖书院。书院初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和商学六门课程，因算学和商学无人讲授，形同虚设，实际授课内容与传统书院无异。书院建成后，张之洞于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札令湖北、湖南两省学使通知各属，选调“才识出群”秀才各一百人入学，并准各州县推荐若干名报审应调。凡经选送录取者均可入院住读，录取后不愿住校者可走读，称为“外课”。未经选送而由个人报考录取者称为“附课”。

两湖书院，位于武昌都司湖畔。彼时的武昌城曾有一条名为“十里长街”的宽敞大道，也就是今日城内的解放路。它南起曾经的湖广总督署，北至今天的司门口，当时的武昌衙署官邸多位于这条繁华的路上。两湖书院就在这条路的南端，今日的武昌实验小学和湖北音乐学院附近。旧日的讲堂早已消失在时间的光影里，唯有几座曾经的斋舍还留存在这所小学操场的深处。湖北音乐学院的学生们，也常常会路过校园中这块名为“两湖书院旧址”的石碑。

两湖书院规模宏大，根据刘善涵的描述：“两湖书院前后凿两湖，南士居前湖，北士居后湖，各百人，讲堂踞于其中，巍楼杰阁，气象雄伟……古诸侯视学之地，未尝有此也。堂之上进为官厅，四周嵌以玻璃，表里洞澈。再进为楚学祠，堂之东曰经学、史学分教处，绕湖复道以行，则提调厅也。堂之西为文学、理学分教处，又西则南北书库、商学斋、管书委员厅在焉。”

光绪二十年（1894）深秋，二十九岁的唐才常抵达武昌，他此来也是参加两湖书院的招生考试。谭嗣同为好朋友的到来而兴奋不已，并为其大力奔走。他们相约一起参加考试，怎奈事与愿违，因为晚到且名额只剩一人，无奈之下，谭嗣同只好弃考，将最后一个名额留给了唐才常，而他自己却终生无缘再入任何一书院读书。

唐才常在此就读期间，谭嗣同常常从湖北巡抚署中往来于此，与他谈天说地，并在此听讲求学。他们在这里读彼得大帝、读明治维新、读西方的民权学说。久而久之，谭嗣同和两湖书院的教习们也都像老朋友一样熟稔起来。浩浩荡荡的长江，静如处子的都司湖，汉江口的古琴台，芳草萋萋的鹦鹉洲以及洲畔的祢衡墓，还有武昌城中的龟山、蛇山，巡抚署中的胭脂山，都曾经留下过他们并肩而行的足迹和谈古论今的爽朗欢笑。

唐才常在两湖书院就读期间生活拮据，他曾倚靠谭嗣同在武汉的人脉关系，找他帮忙谋求一份糊口的工作。在急需用钱时，他曾向谭嗣同开口求援。谭嗣同对于好友发出的求助极为上心，他不惜放下世家公子的架子，为唐才常四处联系。唐才常在家信中提及此事，也是感激不尽：“窃惟七丈（谭嗣同）平日如空山之云，天半之鹤，清高绝俗，不可稍干以私。”唐才常陷入窘境时，谭嗣同因已借钱于他人，囊中羞涩，他甚至去向亲友张口借债，最终凑足银两悉数送予唐才常。清高如谭嗣同，却为自己各处奔走经营，让唐才常深感不安。他叮嘱家人不可辜负对方的好意，“如此委屈深情，真感激无他”。

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十五日（7月7日），欧阳中鹄在浏阳接到谭嗣同痛言时局艰难、要求兴办算学馆的万言长信，大受感动。他正在考虑如何将谭嗣同信中的文字变作现实的图景时，又看到谭嗣同写给南台书院首事（主要负责人）邹明沅的信。在那封信中，谭嗣同说他的父亲谭继洵对于兴办算学馆并无异议，只是不希望由他的儿子出面。欧阳中鹄觉得谭嗣同的决心很大，但“压于父命”，只能转托他人负责此事。看到谭嗣同有志匡时，却得不到身为地方大员的父亲的支持而深感痛苦，欧阳中鹄决心站出来为自己的学生做些事情。他将谭嗣同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删去十分之二，再根据自己的观点，在信上写了注解，又在信的末尾作跋。欧阳中鹄用活字版印刷，将其装订成一本《兴算学议》的书籍。他写信给谭嗣同的另一老师、浏阳的地方绅士涂启先，说明时局艰难，拟设立算学馆以培育济世之才，并附寄《兴算学议》，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同时，欧阳中鹄还在浏阳县城里广为散发，进行宣传鼓动。涂启先在读了欧阳中鹄的信和《兴算学议》后，复函表示赞成。

但是，像欧阳中鹄、涂启先这样的开明人士并不多，即如谭嗣同敬仰的师者刘人熙（时任河南省许州直隶州知州）便不认同。虽然刘人熙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也痛愤不已，甚至想要辞官返乡，与外弟王铁珊携手南归。但刘人熙并不认同谭嗣同等人提出的兴办算学馆，他认为，这么做是舍本求末，动摇礼教纲常的根本，追求西方科学技术的细枝末节。此风若长，会使读书人弃四书五经为敝屣。他指责谭嗣同兴算学是庸俗，是虚妄，是不靠谱的事。那段时间，他看到《兴算学议》就心情沉闷，“为之不怡”。

此外，还有一个以浏阳“名士”自居的陈长，进士出身，时任湖北宜都县知县。此人曾在光绪十五年（1889）殿试策问时“鄙夷洋务”，也因此博得读卷官员的赏识。他听说欧阳中鹄接受谭嗣同的建议，将在浏阳设立算学馆，也写了一封万言长信给欧阳中鹄，说这么做将会造成士民不安，祸机并发，湖南之难，必自浏阳而起。他不仅反对聘请外国人给青年学子传授科学知识，反对西方的基督教传入浏阳，而且认为开矿和用机器生产，也会造成灾祸。他将自己的滔滔之言，抄写多份，寄给浏阳的一些守旧士子。当时正值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那些沉迷于功名的士子，都以他的荒谬见解为依据，反对兴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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