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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天，谭嗣同由武昌返回浏阳。暑气渐息，蝉声如不安者的喧嚣。这一天，谭嗣同放下了书中的微毫，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望向窗外的夏花暑草。两个月来，他每日坐在这里埋头著述，整日不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世道连栽培一棵参天大树的耐心都没有，更何况去开启一代人的见识。时间就像是一趟封闭车体的马车，晃晃悠悠，自得其乐。车里的人被晃醒，又被晃得睡了过去，其中有装睡的，有真的昏睡的。不见世界，以为世界不过这方寸之地的快活。活一天，就寻一天的快活，管不了那么多。

笔耕之余，谭嗣同和唐才常、刘善涵等人商量，决定想方设法取得湖南学政江标的支持。只要江标能够饬会浏阳知县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他们的兴算计划就算成功了。江标是个开明之士，当他接到刘善涵执笔所撰之“禀”，完全同意，遂饬会浏阳知县照此办理。在此之前，江标已读过谭嗣同的《兴算学议》，称谭为当世奇才。

此时正值岁试（学政考查生员学业的考试，各府、州、县生员都会集于省城长沙），生员们得知学政要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大为惊异，甚至有些人诋毁浏阳的兴算是“妖异”。浏阳知县唐步瀛心存顾虑，不敢立即遵办。别说是他，就连先前高调支持谭嗣同等人的欧阳中鹄，也突然表现得暧昧不清。他怯于谭嗣同所提出的“尽变西法”的主张，他提出在以后设立的算学馆里，学生“除习算学外，仍是读十三经，崇我圣道”，他不愿为了兴算而得罪守旧派。对于浏阳知县唐步瀛不执行学政江标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的指示，觉得可以谅解。他为了不让谭嗣同等人失望，决定采取折中的权宜之计，在算学馆成立之前，先办一个规模较小的“算学社”。在创办“算学社”过程中，谭嗣同拟订章程，筹划周密，出力最多。对此，欧阳中鹄也颇为赞赏，便在写给谭继洵的信中说，“（谭嗣同）论事极有见地，任事极有力量，实系达艺从政之才”，建议谭继洵此后“可令先谋，以备采择”。谭继洵不为所动，而是邀请欧阳中鹄到湖北“抚院”去做“幕宾”，将其调离浏阳。如此一来，谭嗣同在浏阳兴算的变法活动便失去了支撑。谭嗣同自然心领神会，也于九月中旬离开浏阳返回湖北。

当欧阳中鹄途经长沙时，拜访了其旧相知、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当陈宝箴听说他将前往湖北抚署“入幕”，便挽留他协助自己办理赈务。湘东各县遭受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只能挖野菜，野菜挖光了就啃食树皮，最后连树皮都没有了，只能以观音土充饥，不少饥民全身水肿，奄奄待毙。陈宝箴甫一上任，就面临如此大考。他决定奏告朝廷，成立办赈机构，有计划地实施赈济。他委托欧阳中鹄回浏阳主持办赈事宜，欧阳中鹄不便推辞，只得应承下来，很快折回浏阳。

谭嗣同在湖北没有等来欧阳中鹄，却等来浏阳南台书院生员请求将翌年全部经费提归筹赈局，停课一年的消息。他觉得这是一个将书院改为算学馆的绝佳机会，于是他以唐才常、刘善涵等的名义，亲自撰写呈“抚院”和“学院”的“禀”，并代拟算学馆章程。十一月中旬，他到了长沙，便将“禀”和章程一并呈送“抚院”和“学院”。他并没有将这一切告诉欧阳中鹄，因为他发觉欧阳中鹄对于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起初愿意支持，继而产生疑虑。尽管如此，欧阳中鹄事后还是获知谭嗣同在长沙的活动情况。

谭嗣同办完要办的事，也回到浏阳。当他得知欧阳中鹄忙于筹办赈务，又了解到浏阳因旱灾而发生饥荒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问题时，也决定暂时投身于此。虽说这事轮不到谭嗣同来管，但他还是决定停止筹办算学馆的运作，全力赈灾。

此时浏阳的西乡、北乡和南乡等地，“晚稻大半颗粒无收”，灾民不但食一种名唤“黄花菜”的野菜，而且“有食草根、竹粉者”。很多人得了水肿，饿死的“赤贫下户”不计其数。灾民们纷纷要求“团总”转告知县发给“护票”，以便出外逃荒。因没有得到圆满的答复，愤怒的人群像湖湘大地上滚过的一团烈火，他们捣毁了“团局”，四处聚众滋事。南乡的情势尤为紧急，因为这里耕地少，遍布数十处煤井。平日所需粮食，也是在卖煤换钱后，由外地购进。这一年夏秋以来，久旱无雨，河水陡落，甚至干涸，因而挖出的煤不能运至外地销售。谭嗣同也被浏阳的灾情牵绊住脚步，他留下协助欧阳中鹄办赈。

谭嗣同参加了筹划办赈的会议，看见地方乡绅并不热心，他们在会上吵得不可开交。考虑到“愈商议必愈无成，愈思和衷必愈不和”，与其拖延，不如由“筹济局”包揽把持，将主动权从地方绅士的手中夺过来。为此，谭嗣同拟订了办赈章程。其内容有三：一是县城设立“筹济总局”，各乡设立“筹济分局”；二是筹集赈济的钱粮，以及城乡公款都由总局拨用。三是开办南乡煤矿和淘挖西乡河中金沙，实行“以工代赈”。谭嗣同和唐才常一道，前往各煤井所在地勘查，召集那些经营“煤井”的人开会，“筹济局”在县城南市街设立“官煤局”，大量收购各种煤，并酌提价格，让那些在煤矿挖煤的灾民能够得到更多工钱。与此同时，谭嗣同还委托刘善涵到上海等地“物色矿师”。

谭嗣同在浏阳协助欧阳中鹄办赈，将千头万绪之事梳理得井井有条。欧阳中鹄称“复生本系世家，又有人望，其才实能办事，煤金两项皆其主持”，欧阳中鹄决定委任他为“筹济局”提调。谭嗣同似乎也很乐意接受这一职务。就在谭嗣同大展拳脚之际，他的父亲谭继洵的一封家书，让这热气腾腾的场面戛然而止。他的妹妹谭嘉贞（嫁刘锦棠的三子刘国祉）病亡，灵柩将由湖北运回湘阴安葬，需要他张罗一番。还有朝廷命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出使俄国，吊唁俄皇亚历山大三世之丧，并贺新皇尼古拉二世即位。王之春奏调谭嗣同为参赞，让他尽快熟悉外交礼仪。妹妹谭嘉贞系庶母卢氏所生，他和她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兄妹之情，面对她的夭亡，谭嗣同不能不感到悲伤。至于王之春奏调他为使俄参赞，他并不乐意，甚至感到耻辱。王之春让他充任参赞，既顾全了父亲谭继洵的面子，又为自己找到了“捉刀代笔”的替身，谭嗣同向来看不惯这种守旧且圆滑的官僚。

当父亲催促他返回湖北，强迫他去做他不屑于做的事情时，谭嗣同当时“如冷水浇背，绕室彷徨，毫无生人气”。谭嗣同只好求助于欧阳中鹄，欧阳中鹄立刻写信给谭继洵，说浏阳的办赈正值吃紧之际，嗣同出力很大，他建议委派嗣同为提调。若是将其召归湖北，如断其“右臂”，使他陷入孤立孑然的状态，而且设立“官煤局”和淘挖金沙，都是谭嗣同规划并负责筹办的，如果嗣同离开，便无人主持。欧阳中鹄言辞恳切，请求“垂念乡闾，许留相助”。谭继洵不为所动，欧阳中鹄感到气愤，他在写给陈宝箴的信中愤然道：“天生此才，乃令受尽折磨，不能自行其志，百万生灵所关，求其暂助而不可得，诚不知所遇何苦也！”在欧阳中鹄看来，谭嗣同是世间难得的奇才，老天何苦要如此折磨于他，使他无法施展平生之志。即使他所为事关百万生灵的活路，也无法求仁得仁。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谭嗣同这时候突然接到一封信，这信来自好友、湖南新化人邹代钧。信里说，陈宝箴本来打算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但在接到欧阳中鹄请求暂缓“批发”的信后，又认为这样做不妥，所以没有批示。我们可以想象谭嗣同的内心，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欧阳中鹄让他的算学馆之梦破碎。

“您难道不想算学馆办成，为什么从中阻挠呢？”谭嗣同和唐才常不解地问。

“南台书院生员已听课，暂时无法改习算学。我考虑不提高南台书院的经费，另外筹款创办算学馆。”欧阳中鹄给予解释。谭嗣同便不再诘问，只是在内心希望欧阳中鹄能够将他的设想变为现实。

谭嗣同离开浏阳的前夕，在上海“物色矿师”的刘善涵回来了。他告诉谭嗣同：矿师已初步联系到，待得来年春天便会赶来浏阳。紧接着刘善涵又说了一件令谭嗣同极为兴奋之事，说他见到了康有为，康有为特地托他带一本书赠给谭嗣同。谭嗣同连忙打开书一看，原来是《长兴学记》。两个从未谋面之人，早已从其他人的叙述里，从他们的文字里，在精神层面完成了某种跨越空间的契合。两个拥有思想的人，一定怀抱彼此能够解读的秘密。谭嗣同觉得康之学说，有不少和他相通之处。在长沙和武汉，谭嗣同从邹代钧、刘善涵等处获悉了强学会成立及其被封杀的消息。他根据得到的消息，对康有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他曾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称：“康长素（康有为）倡为强学会，主之者内有常熟（翁同）、外有南皮（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集款亦数万。”

谭嗣同知道强学会是康有为发起成立的，主张传播“孔子教”的维新变法团体。此时的谭嗣同正处于壮怀激荡时，他仓促间展露出的情怀，很容易将自己的视野带往图强救亡堆砌起来的河床。他向老师欧阳中鹄说：“强学会诸君子，深抱亡教之忧，欲创建孔子教堂，仿西人传教之法，遍传于愚贱。某西人闻之，向邹沅帆（邹代钧）曰：‘信能如此，我等教士皆可以回国矣。’”我们可以想象，此时处于思想激变中的谭嗣同，虽然对康有为有着知己之感，但两人对时局和西学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如果没有爆发甲午战争，谭嗣同的任侠作风与康有为等人的政客手法，也是很能相互融合的。

这一年十二月十日，谭嗣同被迫离开浏阳返回湖北，途经长沙时，他拜谒了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历经帝国半个世纪的变化。他在1860年前往北京会试时，恰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刺激。陈宝箴回乡探望母亲时，见到驻扎在安庆的曾国藩，后者叹他为“海内奇士”，期望他能“转移风气”，陈也随即加入湘军作战。在浙江、广东、直隶出任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时，陈宝箴整治河道、查肃官吏，但或许因为不是湖南人，他从未有真正施展才能的机会。甲午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东征湘军的粮台，驻扎天津，被刘坤一称为“军兴粮台所仅见”。他也曾严厉批评李鸿章，不过他的批评与众不同，不在于北洋作战不力、马关和谈受辱，而是因为李鸿章屈从于主战派压力，明知没有把握，还仓促应战。

战败没有终止陈宝箴的政治生命，反而让他获得了实现抱负的机会。他的长子陈三立听闻任命时“独窃喜自慰”，三立富有政治策略与人际网络，是他最杰出的助手。在中国陷入整体危机之时，他们认定“湖南据东南上游，号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他们可能在此“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这也是大清帝国晚期政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地方权力迅速兴起，变革力量来自地方而非中央。

他们的理念即刻得到呼应。湖南学政江标深具改革意识，这位翰林学士皮肤白皙、样貌俊俏，曾就读于同文馆，是薛福成的追随者。1894年履任湖南后，他将数学、科学引入书院课程，并支持谭嗣同、唐才常在浏阳创办算学馆。

一个具有变革意识的士绅群体慢慢浮现出来，既有王先谦、朱昌琳式的人物，他们已六七十岁高龄，目睹湖南兴起，与名臣们颇有交往；也有中生代的张祖同、蒋德钧、邹代钧，他们生于中兴气氛中，却在成年时遭遇国难；还有年轻一代的唐才常、熊希龄，正血气方刚，具有强烈的行动欲。这三代人都因甲午之败而重新思考湖南的命运，构成了一个改革同盟，推动各种变化。邹代钧管理陈宝箴推行的第一个重要计划矿务局，朱昌琳负责官钱局、铸钱局，张祖同筹办电线、电灯，王先谦推动制造公司的建立，熊希龄、蒋德钧则办理轮船、铁路。当然，所有的行动中，他们经常集体出现。

这是湖南一个独特现象，地方士绅的权力尤其显著，陈宝箴也了解如何与他们合作。陈宝箴和其子陈三立对甲午战争的态度与众不同，他们认为当时中国不堪一战，因而主和。他们对李鸿章的指责“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陈宝箴痛哭失声，认为“无以为国矣”。在创痛巨深的刺激下，陈氏父子开始有革新弊政的想法。

谭嗣同的到来，让陈宝箴大为欣喜。在两人的此次交流中，谭嗣同力主在浏阳设立“矿务分局”，大量开矿，以免被西方侵略者掠夺资源。他还就改浏阳南台书院为算学馆，再次提出请求。陈宝箴早在湖北任按察使时，就对谭嗣同有所了解。在这期间，欧阳中鹄也致函陈宝箴：谭嗣同乃天下奇男子，才气横绝，为人所不能为，类似于前朝李德裕、张居正；在本朝则近似李卫、田文镜。任天下事必日起有功，任乡党事或太刚则折，眼下我欧阳中鹄需要他的辅助。

经过欧阳中鹄的介绍，陈宝箴对谭嗣同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向谭嗣同示意，若其父允许他回到湖南，必当重用于他。谭嗣同也点头应允，作为湖南人，他何尝不想在湖南成就一番事业。

谭嗣同于十二月二十五日（1896年2月6日）回到湖北。妹妹谭嘉贞的灵柩已先期运往湘阴，他未能赶上照料，为此内疚不已。父亲谭继洵让他做好准备，必须陪王之春前往俄国一趟。虽身在湖北，谭嗣同仍心系浏阳。他本想在湖北发起募捐，而湖北因汉水泛滥，灾情为近年所未有，逃荒的人群也拥向县城。谭嗣同央求父亲，从湖北藩库“借款二万”，在汉口买了米后，用船运到浏阳。因为买米的钱是借来的，要还。谭嗣同决定“以工代赈”，就是让农民挖煤或挑柴火来换米。谭嗣同收了煤和柴后，再让人运到长沙去卖。消息传出后，每天挑柴或煤来换米的络绎不绝，状元洲柴火堆积如山。“以工代赈”只能解决短时期的问题，要彻底补救灾害给浏阳造成的损失，还要想别的办法。谭嗣同是个脑子很灵活的人，他派人到耒阳买红薯种，在当地种，把红薯苗割回来，发给乡人种。虽然这些办法不能完全解决灾难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灾民的温饱。后来，湖南巡抚陈宝箴盛赞浏阳：囤煤种薯，以工代赈，是办赈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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