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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湘水北流，秋雨南来，梁启超从那个逐渐繁荣起来的城市上海出发，一路南下，抵达湘江中游的岳阳，在这里稍事休息，又坐上那种张着白帆接近于官船的装饰船，溯水而上，目的地是南岸的长沙。湘江水系河网密布，如同大地的经脉，跟沅江一道自有蓄洪、泄洪、供水之功效，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同样是洞庭湖的支流。

这一年，梁启超不过24岁。上海《时务报》生涯让他对新闻业心生厌倦。日渐繁重的截稿压力和过于频繁的社交活动使他身心俱疲。汪康年、汪诒年兄弟对报务越发专断，梁启超顶着“主笔”的头衔，却渐渐沦为一台供稿机器。然而，“新会梁启超”的名声已随《时务报》传遍大江南北。困顿之时，长沙第一所新式学堂——时务学堂向他发出了邀请。

十月二十日（11月14日），梁启超、李维格一行终于抵达长沙。

在小东门外的码头上，陈三立、江标、黄遵宪、邹代钧、熊希龄、唐才常等都前来迎接。有些人是梁启超的老朋友，另一些人则素未谋面，都是富有改革意识的官员与绅商，也是《时务报》的读者。梁启超一行被簇拥到时务学堂。学堂设立在小东街与三贵街的交接处，这个宅子由连接的三座四合院构成，中间还有一个天井花园，因其昔日主人刘权之曾出任协办大学士，被称为“国相府”，刘权之的两个弟弟也都仕途风光，因此门前又得名“三贵街”。学生们在堂前放鞭炮迎接到来的教习，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同在一院，教习们在院里住，学生宿舍在最后一进。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课，地点就在现在的中山路三贵街29号。这位几乎与学生同龄的青年总教习，带着激昂的使命感和悲愤的忧患意识，实践着自己的教育主张，开启了一段新的征程。

梁启超此次湖南之行，是应黄遵宪等人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随行的教员都是康有为的弟子。而在此之前，黄遵宪已被派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当时湖南时务学堂正在筹建，黄遵宪便向陈宝箴力荐康有为，聘其为时务学堂主讲。陈三立则向父亲建议：“曾见新会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当时任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的蒋德钧（少穆）亦建议聘请梁启超。他曾致书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等人，称“时报西文李（峄琴）主笔，中文梁卓如孝廉主笔，天下通儒也。我西教习聘李，中教习聘梁何如？虽程度过高，局面稍阔，必能开风气，造人才，有益于湘”。陈宝箴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其他诸人亦表赞成。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地方大员，陈宝箴虽有意借助这些人的力量在湖南开展维新运动，但他并不完全认同维新派的主张。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以来，便以“变法开新”的面目示人，将新政作为其执政的基本诉求。他先后“设矿务局、官钱局、铸钱局；又设电信、置小轮、建枪弹制造厂；立保卫局、南学会算学堂、湘报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诚如民国政客黄所言：“湖南之焕然濯新，自右铭（陈宝箴）抚湘始。当时勇于改革，天下靡然成风，右铭与江建霞（标）、黄公度（遵宪）、梁任公（启超）等入湘，倂力启发，一时外论以比于日本变法之萨摩长门诸藩。”在湖南前期新政中，学政江标的作用不可低估。“学政”又称“学院”，有清一代具有与督抚并立的地位。学政虽为清任，但有一种清峻的尊严，一般由翰林院侍读、侍讲等有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学政在其三年任内，必须出巡各府州县，走遍全省，主持生员岁试、科试以及最重要的童生试等。”

江标，字建霞，号萱圃，又自署，江苏元和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入京师同文馆学时务，次年改翰林院编修。1894年得以时学湖南。谭嗣同与江标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交往始于江标任湖南学政之后。谭嗣同倡办浏阳算学社，曾上书江标请求支持。谭嗣同、唐才常“拟改书院旧章，以崇旧章，以崇实学”，江标极力支持并给予厚望，在批复中曰：“本院事事核实，乐观厥成，若或有名无实，徒事更张，既失育土之心，必开立异矜奇之誵，尚望不避艰难，力求振作，当仁不让，后效无穷，本院有厚盼焉。”时务学堂成立后，江标聘请谭嗣同和熊希龄分任学堂的总理。江标莅任湖南后，以新学选士。岁考时，“以舆地、掌故、算学试士”，如“有能通地球形势及图算物理者，虽制义不工”，也能受到江标赏识，得选贡士。此举“一决数百年拘牵忌讳之藩篱，年余，世习丕变，争自濯磨”。凡文体不为八股格式所囿的多被录取，一改士林埋头八股，不关心时务的旧习。谭嗣同说，江标命题喜欢牵涉洋务，故“谤者颇众”，但江标不为所动，愈谤愈勇。江标在湖南大兴校经书院，在书院内创立方言、算学、舆地三科。其后，他又创立了湖南第一份报刊《湘学新报》，以唐才常等校经书院学生为主笔。彼时，长沙学署是谭嗣同、唐才常活动的中心之一。唐才常主办《湘学报》，即长住学政署中。

梁启超来到湖南，江标已去职一年，接替他的是徐仁铸，此人与江标一样，都是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入职湖南学政。对于提倡新学的湖南维新人士来说，徐仁铸的到来无疑是个好消息。从谭嗣同致徐仁铸的书信中可以了解到：“顷阅邸钞，欣悉皇华使节，督学吾湘，天下馨闻，笑乐不能自禁……溯自三十年来，湘人以守旧闭化名天下，迄于前此三年犹弗瘳，此莫大之耻也……会江建霞学政莅湘，遂以改本县书院请，欣然嘉许，而他州县亦即相继以起。未几，义宁陈抚部持节来，一意振兴新学……其诸书院多增课算学、时务，乌睹所谓守旧闭化者耶？此其转移之转括，厥惟学政一人操之。何则？”谭嗣同认为，改变湖南学风守旧局面的关键在于学政一人，加之巡抚支持，改革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徐仁铸到任后，继续出版《湘学新报》。不过此时风气正在悄悄起着变化，自第21册起《湘学新报》改名为《湘学报》，单单除去个“新”字，乍看不觉殊奇，但若细心品味，却有一番学风丕变之意味在其中隐藏。

梁启超应邀前往湖南，得到了康有为的大力支持。此时的湖南最具活力，也最具维新气象，是维新者施展才智的绝佳之处。梁启超说：“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湖南实维新之区也……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梁启超随即进入了当地的社交生活，成为官员、士绅、学子谈论的中心和各种邀约的对象，“宾客盈门，款待优渥”。黄遵宪、陈三立、江标自不必说，本地士绅也表现出强烈的诚意。王先谦、张雨珊觉得需要“特加热闹”，便在曾忠襄祠设宴，请来戏班，欢迎这位二十四岁的总教习一行。祠堂是为曾国藩建的，是本城社交生活的中心。

游湘江、登岳麓山、拜屈原祠堂是不可少的游览。《隋书》中说，江汉英灵，是大国的财富。在屈原、贾谊等先贤生活过的地方，并无特别之处。即使如此，梁启超还是见识到了不少世道的实相。贾谊被贬长沙，写下著名的《吊屈原赋》，他也和屈原一起都被后世当作湖南文化的象征，他们才华闪耀，纠缠于文学与政治。作为从上海来到这里的梁启超，在这里没有太多可探索的。最繁华的坡子街与上海四马路不可同日而语，不但没有西餐厅与橱窗、跑马场这些新事物，就连一个洋人也见不到。一个德国人年初曾试图进入长沙城，惹得书院学子们愤怒异常，甚至用石头砸他，差一点酿成外交事件。

十月的一天，梁启超由上海抵达长沙；同样是在十月的一天，谭嗣同由南京抵达上海。此次上海之行，谭嗣同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康有为，用他的话说“始得一遂瞻依之愿”。古人说，一个时代的斯文不坠，一定是有贤者在维系着。在谭嗣同看来，彼时的康有为就是那个振臂一呼，应者万千的贤人。在万千应者中，谭嗣同当为最坚定者之一。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谭嗣同称康有为为“海内贤达”，认为“英杰一出，海内景附，宁有异故？亦局量度越寻常累大万也”。他在给梁启超的诗中写道：“闻道潮音最亲切，更从南海觅灵槎。”这个时代不缺乏噪音，缺的是大海潮音。噪音茫茫，潮音才显得尤为珍贵。闻道者，明悟了他这一生的使命。在谭嗣同听来，康有为的学说无异于来往于海上和天河之间的灵槎。这个时代从来不缺乏学者、理论家和思想家，但在谭嗣同看来，无人可及康有为之精深，无人可及康有为之果敢，无人可及康有为之激进。那些看上去更加光滑、更加成熟、更加严密、更加全面的学问，让人感到无懈可击，亦毫无用处。

康有为在与谭嗣同见面后，动员对方弃官返回湖南。孔子说过，君子出来做事就要做公卿之事。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做官是报效国家社会的捷径之一。可是对于谭嗣同来说，沉沦下僚，已经没有吸引力。回首过去的万态云烟，就像船过水无痕。谭嗣同已经三十二岁，在同龄人中算相当晚的了。五年十年的变化过于激烈，而他还在经历着官场沉浮，实在是不明智的生活。

坐在马车里，行进在上海的四马路，听着嗒嗒的马蹄和车轮声，谭嗣同觉得生存的感觉亦真亦幻。佛法的空观、假观和中观似乎可以解释一切，“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跟《易经》的刚健语气有得一比，“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他曾经以君子自期，信佛之后，朝乾夕惕的内心省思在佛法的加持下成了日课。就在谭嗣同怅然之际，一则惊人的消息传来。生在一个时时拍案而起的时代，没有惊人，只有更惊人。两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韩理、能方济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为大刀会所杀。德国远东舰队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侵占青岛炮台，清军则未加抵抗而后撤。当时驻守胶州湾的清朝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电告其上司山东巡抚李秉衡，其中说道：“元欲战，恐开兵端，欲退，恐干职守，再四思维，暂将队伍拔出青岛附近青岛山后四方村一带，扼要据守。”战不得，退不得，真个是难为了这帮将领。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有识之士普遍意识到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当时舆论盛传“戊戌二月瓜分中国”之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诚如谭嗣同在其赠友人《有感》一诗中：“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愁有何用？哭又有何用？即使四万万人一起哭，也哭不回一个完足的神州。此时，他最为心忧的是湖南事。这一年冬天，谭嗣同写下一封致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长信，提及湖南救亡之策，以及亡后之事，言辞焦灼，情深无尽。说起世道的种种艰险让他心意难平，“长夜漫漫，披衣秉烛，笔秃纸尽，腕脱声嘶……哀痛迫切，其情一也”。谭嗣同请求陈宝箴“一面练兵以救亡，仍当一面筹办亡后之事”；力保国会，不失民权，中国即可免遭厄运；设公司，可有效避免外人褫夺和控制中国财产。谭嗣同对陈宝箴抱有厚望，盼陈早做“覆巢完卵”之打算，不致因亡国而生灵涂炭。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夜晚，谭嗣同的心头笔端都是忧患生成的寒冰，陈宝箴为之感叹良久。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冬天尚未结束，春天虽不远，但毕竟还没有到来。湖湘大地依然是冷雨过境，不怕时节寒冷的树木，仍展现着蓬勃的生机。它们好像在展示自己的晚节，仍然坚挺不拔。茫茫世道，最苦的还是人，家国两忧，还要安稳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谭嗣同受张之洞的差遣回湖南“促办铁路轮船”，并与熊希龄等人积极筹办南学会。创办南学会的设想是以具备“地方议院”的职能为目的。当一个地方发生重大兴革的时候，南学会进行讨论，提出方案，供政府参考。与此同时，谭嗣同还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作为巡抚的公子，谭嗣同有着他人不具备的官场人脉。而人脉带来的便利，就像是剑之两刃，用好则好，用不好则伤人伤己。

回到湖南长沙，谭嗣同、熊希龄就去拜见陈宝箴，“谈至四鼓，右帅（陈宝箴）痛哭”。堂堂巡抚大人，在晚辈后生面前如此真情流露，可见他对国势衰朽、疲于应付、丧师辱国的现状痛心疾首。想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陈宝箴刚好在京城的一个酒楼上饮酒，眼见火光冲天，不禁拍桌号啕，旁边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此后，他又结交了出使英伦的郭嵩焘。当时，郭嵩焘被守旧的士大夫视为汉奸国贼，人人欲杀之而后快。陈宝箴却对他钦佩不已，认为他的见解远胜流俗。1884年，他还为冯桂芬倡议变法的著作《校邠庐抗议》写了序。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陈宝箴更是痛哭“无以为国矣”，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陈宝箴有着数十年的从政经验，他虽然支持维新，也理解皇帝主张快变、全变的急切心情，但改革绝非一蹴而就之事，他所主张的，是在不变更国体下进行有限的、稳健的变革。创办南学会与皇权专制相冲突，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面对家国离难、山河倾圮，他无法拒绝谭嗣同等人的爱国请求。

陈宝箴看着谭嗣同自然会想到自己的儿子，两年前，他的儿子陈三立参与组织上海强学会，与康有为、梁启超结识。而他这个巡抚除了在其位谋其事，更谋出了界，甚至经常跨界演出，他在湖南主持维新活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在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下，南学会也开办起来，陈宝箴率先加入其中。此后，每逢学会讲论之日，陈宝箴都亲自率抚院官员到会听讲。他坐在旁边，与平常人一样起立落座。陈宝箴带头尊礼新政，身体力行，其表率作用令人感奋。南学会以开启民智、救亡御侮为目标，每月以房、虚、星、昂之日为讲期，都排在周日。经学大家皮锡瑞主讲学术，湖南按察使黄遵宪主讲政教，地理学家邹代钧主讲舆地，谭嗣同讲天文，就连陈宝箴也亲自登台讲演。

二月初一，正值南学会开讲之日，在湖南巡抚署的孝廉堂内传来了高谈阔论的授课声，陈宝箴、徐仁铸、黄遵宪均到场，另有官员绅士平民三百余人。堂上设讲座，下排横桌，听讲者环席而坐。由皮锡瑞开讲，继任者黄遵宪、谭嗣同、乔树，最后又是陈宝箴主讲，题目为《论为学必先立志》。他提出了“立志自知耻始，为学在正志始”。他对国势虚颓、穷于应付、丧师辱国的现状，痛心疾首，痛斥那些不与列强在战场上对抗而专门攻击外国旅游者的可耻行为。讲毕，众人都站立起来，一时间掌声雷动。如此盛况，让谭嗣同振奋不已。平民进入省府官邸，听巡抚大人在台上慷慨陈词，真是开风气之先。

一开始，陈宝箴认为《湘学报》开阔心胸，有助于学者把经义和治事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求各州县订购。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认为《湘学报》“大率皆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饬令湖北各道府州县购阅，“发给书院诸生阅看”。就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而言，他们赞同开通风气，兴办洋务，但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思想却本能地加以抵拒。湖南新政就像混沌夜空为数不多闪亮的几颗星之一，谁也没有料到，那划过天际的光芒往往是倏忽而过的流星。

陈宝箴是一个相对成熟和开明的官员，他同意设立南学会，但不完全按照谭嗣同等人的设想运作。他在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报告中，隐瞒了设立南学会的初衷，只是说，设立南学会，就是广为宣讲，让士绅开导民众，不要与洋人、洋教为敌。他们支持办《湘学报》，只是希望办报能开通湖南士风，而对“民权”思想的宣传心存芥蒂。随着梁启超等人的到来，这种且容且拒的平衡不得不被打破。梁启超、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以饱满的激情、广博的知识，将笔头对准八股旧学，试图引导士大夫转向经世致用的新学。尤其作为主编的唐才常，运笔如棒，将手中的那支笔舞得虎虎生风，如同秋风扫落叶，其中不乏激进之言。陈宝箴曾在读完唐才常的文章后，拊掌而叹：“今日之师生，循故事也，若以学问经济论，吾当北面事君。”谭嗣同认为：“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而可贵。”他在写给唐才常的信中称赞：“《湘学报》愈出愈奇，妙谛环生，辩才无碍，几欲囊古今中外群学而一之，同人交推为中国第一等报，信不诬也！”

梁启超在长沙停留了不到两个月时间，谭嗣同也回到了长沙参与南学会的组织工作和演讲。梁启超对时务学堂倾尽全力，其创办热情甚至超过办《时务报》。同时代人曾这样记述那个时期梁启超的打扮：紫红缎的皮袍，天青缎的出洋灰鼠风皮马褂，一副富家子弟的穿着。梁启超没有按照陈宝箴设想的方案办学，他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我到了时务学堂后，把《春秋公羊传》和《孟子》列为学生必修的博通学，宣扬‘孔子改制’思想，并且要求学生上课时写学习笔记。”梁启超每天讲课四小时，夜间批阅学生读书札记，每条评论达千余字，经常通宵达旦。这一年春天，梁启超得了一场重病。一日，谭嗣同登门探望，两人谈了一整天的佛学。谭嗣同认为，世间无魔无佛，所谓佛，所谓魔，不过是众生自然所现。言下之意，让梁启超放下心魔，不必劳神费心地纠缠于俗事。

这一年正月，湖南湘潭人杨度突然来访，此人师出名门，乃湖南名士王闿运的得意弟子。两个年轻人初次见面，就陷入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对《春秋》《孟子》的不同理解。从杨度这一日的日记所记“论辩甚多，词气壮厉”，可以想见两人会面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可能是梁启超过分的傲气激怒了杨度，他对梁启超评价很低，说梁是一个大骗子，“是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争论到了天色昏暮，梁没有留饭的意思，口干舌燥的杨度拱手而出，只有说不出的懊恼与空虚。当时像杨度这样慕名而来的不在少数，梁启超陈述自己的主张，丝毫不容回旋与避让。

随着南学会成立，湖南士子很快就体验到学堂新政带来的猛火烈焰。今日回看，梁启超等人在札记中的批语确实非常刚猛，使得学堂内空气日益激昂。且录几则，可见其锋芒：

梁批：“公法欲取人之国，亦必其民心大顺，然后其国可为我者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汝已见到此层，但未鞭辟入里。”

案：“兴民权只速乱耳，安得不亡！”

梁批：“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义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

案：“‘惜君统太长’五字，悖逆至此，殆欲人人造反，时时作乱，然后快于心与？”

梁批：“日本所以二千余年不易姓者，由君位若守府，而政在大将军，凡欲篡位者篡大将军之位而已。日本所以能自强者，其始皆由一二藩士慷慨激昂以义愤号召于天下，天下应之，皆侠者之力也。中国无此等人，奈何奈何！”

案：“梁启超欲兴民权，所以借口于君位若守府;欲尊任侠，所以借口于日本之自强。童子何知，其不为此似是而非之论所误者鲜矣。”

梁批：“中国旧论常以能言不能行责人，此最谬论。盖有立言之人，有行事之人，各有所长，不能相非，必欲以责一人之身，万无是理。”

案：“时务学堂之设育人材也，能言不能行，天下古今安有此教人之法？……皆持梁启超之说以教人，岂非误尽天下苍生耶？”

待到寒假，学生归乡，他们取出这些札记示其亲友，一时间引得“旧派哗然，大肆讥议”。不久，这股来自民间的舆论之火越烧越旺，烧到了新旧两派势力之间。借着风势，火势又蹿至京城，蹿到了朝堂之上。时任左都御史徐树铭不知从何处刺录到这些批语，并将其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处，上疏弹劾陈宝箴、江标等人，并要求撤换梁启超，另聘宿学老儒主持湖南时务学堂。迫于朝野两处压力，陈宝箴只好将时务学堂教习中的康门弟子全部辞退，才算平息风波。所以后来梁启超说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

梁启超将湖南维新运动鼓动得风雨满楼，他也由此成为守旧分子攻击最多的一个人物。杨度在日记里评价梁启超：“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人，可惜可惜！”地方士绅也在背后骂：“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骂归骂，话说回来，若梁启超没有来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学生思想是否会如此活跃，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1912年，梁启超从海外归来，演讲时谈到时务学堂的学生，他说：“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

二月十日，谭嗣同回到湖南，可梁启超却要因病离开，去往上海就医。梁启超在湖南仅任教三个半月，让人感觉天地间的风雷突然汇聚于潇湘大地。湘中维新思潮汹涌澎湃，让当时的湖南青年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做这个时代的看客。一大批年轻的维新志士，如朝阳，如乳虎，如春前之草，如百卉萌动。正如梁启超所说：“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即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堂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

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梁启超也觉得面上无光。他对外称，自己将前往广东为父亲祝寿，随后将迎其父来湘居住。面对梁启超的离开，谭嗣同虽万般不舍，但也只能春风话别，细雨湿怀。他理解梁启超离开时的心境，湘水滔滔，一边是让人充满希望的向好之势，一边是前路茫茫的忧患之思。他们有多少话要说啊！两个年轻人的眼里跳跃着灼灼的火光，让春风增添了热力。在去往上海的船上，梁启超面对同行的人发出誓言：面对今日之困难，我们须抛得下自我，即使失败，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人，此志仍不可移。梁启超在离开长沙前，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曾六次到南学会演讲。他离开长沙的第二天，《湘报》创刊。虽然离开湖南，但是梁启超依然担任《湘报》董事兼撰稿人，并为《湘报》撰文十余篇。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谭嗣同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连他的老师欧阳中鹄也不无感慨：中国有救了，自己的学生不就是一道民族复兴的曙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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