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和他的时代(宗承灏)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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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也好，谭嗣同也罢，他们对于湖南新政，都抱有莫大的希望或野心。而给他们带来希望的，正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态度。陈宝箴也好，徐仁铸也罢，他们急切的心态正好与梁、谭等人所倡导的“实学”相互契合，在变革湖南学风的路上，他们希望能够走得更快。遗憾的是，他们都忽略了走得快，不代表能够走得远。他们激越昂扬的心思，让他们忘记了现实的艰困。《楚辞·招魂》中说：“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那些如虎豹一样的大臣，盘踞帝国要津，保持朝廷要路，使人难以安其位尽其职。

南学会的规模不断扩大，省城有总会，地方设有分会。对于各地的士子，无论会友或非会友都要到学署听讲。同时还规定“凡教官必入南学会”。如此，南学会的思想观念就这样灌输到每个知识分子心中。南学会的力量也因此打入正常的行政系统。教官一类人员，原是地方官吏，却为推行南学会的学说理想受到褒奖；士子功名利禄之途，却为着听讲而得其捷径。南学会由此转变为官方性质。然而正因这种带有强制手段的办学形式，使得南学会轰动一时。一时间，湖南维新之举欣欣向荣，打破了自洋务运动以来被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气象，局面陡然一新。南学会的发起人物，主要推动者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及其子陈三立，赞画者则有前任学政江标，后任学政徐仁铸和按察使黄遵宪。正因如此，时人盛赞陈宝箴是全国督抚中唯一推动新政的人。光绪帝更是下诏褒奖，让他坚持主见，不为浮言所动。但这种向好之势并没持续多久，新政便险象环生。随着春天的到来，人们似乎感受到了燥烈的气息，一度变得紧张起来。

徐仁铸任学政期间，由于梁启超、康有为、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的跃然而起，使得湖南士绅感觉到本地传统学术群体失去话语权，受到官府冷落，以至于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的湖南部分乡绅斥曰：“所延山长，仅传一家之言，适开攻击之的，由于在上者无教法章程以树之。”他们的不满，来自书院所请的那些高才宿学，这些人传来传去，只传一家之言，那就是康有为学说。一年前创设时务学堂，讲课内容并无不同，甚至刊刻传布，也没人站出来指摘，更无“异端”之说。而今江标离开湖南，徐仁铸接任，地方士绅所能接纳的标准也变了。难怪有人说，因为徐仁铸太过急切，行为过于激烈，让代表旧学院的地方士绅越来越不满意。这就像人在生气的时候看镜子，怒气不平，镜像也就越难看。

各种门户之争相继出现，指斥学堂的诋毁之词渐渐多了起来。在康有为的弟子狄楚青的日记中载：“任公（梁启超）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张之洞）。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湖南热气滔滔的学风背后，暗藏着一股股阴冷的风。奔走于其间，每个人都如履薄冰。

在江标任湖南学政那段时期，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积极投身其中，他一直是湖南新政的核心人物。不仅是他，湖南的一系列新政变革都少不了地方知名士绅的参与。“迅即联集绅士，公同筹商办法，酌增款项，将变通书院、设立学堂学会章程克日妥议。”江标在湖南任学政时期，使湖南由中国守旧之重心转变为“新学”之重地。并笼络了除湘省学子及士绅的支持，还吸引了梁启超、谭嗣同等当时一批湖南维新人士的辅助。江标离开湖南前夜，有一桩逸事值得记录：那一天，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为江标饯行，邀请了谭嗣同、皮锡瑞、熊希龄等话别。聚会将要结束时，欧阳中鹄、唐才常到场。谭嗣同介绍梁启超与唐才常相识。对于声名远扬的梁启超，唐才常心生敬慕，一见如故。他拿出一方早就准备好的菊花砚赠予梁启超，以示订交。看到这方石砚，谭嗣同也心生欢喜，当场口占一首砚铭诗：“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

江标见状，认为好铭应该刻在好砚上，他建议：“岂可委石工，能此唯我耳！”江标擅长金石与雕刻，且素与谭、梁为莫逆之交。于是当晚，江标身穿貂裘抱着一只猫，来到了学堂，一边刻砚，一边与谭嗣同、唐才常和梁启超侃侃而谈，不时玩笑逗乐。刻完之时，天光已大亮，谭、梁、唐三人送江标登舟，洒泪而别。三人以维新之事互勉，殊不知，前路凶险，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多年后，谭嗣同、唐才常和江标均已不在人世，梁启超想起了这方见证四人友谊的菊花砚。遗憾的是，当年东渡日本，临行匆匆，竟将此砚遗失。后来他悲伤地说，其余丢失的东西皆不可惜，“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惟一菊花砚”。

1898年初，冬天的湖南，比不得北方寒冷。车舟劳顿，再加途中风寒，徐仁铸竟有些微的不适。短短半年时间，湖南政学两界都起了变化，就像这一日的天气，早上飘来几朵云，晚上就落下了几滴雨。人事变化，地方政局也面临着重新洗牌，原来小心翼翼维持的平衡已被打破，虽还密云不雨，说不定几声惊雷炸响，天翻地覆亦未可知。徐仁铸提督湖南学政前，黄遵宪也自北京赴长沙宝盐法道任，兼署湖南按察使。谭嗣同从南京返湘投入新政，就是在徐仁铸任学政一个月后。而梁启超、熊希龄等维新改革的新锐分子，都是在此前后抵达湖南。1897年底，湖南发生了极大的人事变动。以时务学堂为例，为集中事权，众绅聚议个人在轮船、制造、学堂三事中认一事专办。于是“以轮船归汤、朱，继复推归雨珊（张祖同），以制造推归王益吾（王先谦），而龄（熊希龄）独办学堂”。因此时务学堂的一切人事、规章、教务都归熊希龄主办。如此一来，王先谦等无法在学堂教育上畅行其志，这使得矛盾日益激化。要知道江标任湖南学政期间，湖南的教育改革主要靠其联合并倚重一批像王先谦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搞起来的。而徐仁铸上任后的一系列兴学措施，却招致湖南士绅的极大反对，熊希龄也坦言：“惟龄在省所办学堂之事，劳虽未久，怨则居多。或咎龄不应请粤人为分教习，或咎龄不应使学生读《公羊》，或咎龄不应以一人专擅行事。议论纷纭，是非莫辨。”这也不满，那也不满，所有不满都来自话语权的丧失。

南学会的筹组和成立后的历次讲演，都没有邀请知名绅士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参加，这让他们失去了原来在新政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他们由怨恨而生仇隙，故将原来对新政态度模棱两可或根本反对的人士联合起来，形成一股敌对势力。

梁启超虽然离开了湖南，但他在时务学堂留下的课堂批语、日记批语及课堂答问，却留在了湖南，很快流传到社会上。随着言论滔滔而来，滔滔而往，张之洞有些受不了，他指斥“多行不妥，于学术人心有妨”，饬令湖南学政徐仁铸改正。重压之下，唐才常不再担任《湘学报》主编，此后该报议论渐趋平和。唐才常退出官办的《湘学报》，但他呐喊的声音总要有所释放。于是，熊希龄决定通过民间集资，创办一份日报。于是，他和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组成董事会，每位成员集资一份，并向董事会以外的人发起捐助。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五日，《湘报》正式创刊，最高兴的莫过于唐才常，这匹烈火急性的骏马又有了驰骋的天地。

随之而来的驱逐樊锥事件，让新旧两派走向尖锐对立。起因是《湘报》上刊登樊锥的《开诚篇》。樊锥何许人也？为何会首当其冲？樊锥，字一鼐，一字春徐、春渠，在日本时名时中，后易名诚亮，湖南邵阳人。樊锥是江标的门生，深受江标赏识。此人喜好实学，在这篇文章中公开宣扬，要将那些一味阻挠新学新政者，任其自生自灭，直至消亡。此文一出，守旧人士哗然，满腔怒火喷向樊锥以及维新人士。于是，以王先谦为代表的地方士绅发出一份联合文告，分作三部分：一为告白正文，一为驳《南学会分会章程》，一为驳樊锥的学说。文告宣布：“今因丁酉科拔贡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他们发出倡议，于四月十五日齐聚学宫大成殿，祷告于圣孔子先师，要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并刊刻逐条，四处张贴，播告通省。随着樊锥的被逐，那些躲于暗夜、背后放冷枪的反对之声，开始明朗化。不久，易鼐发表在《湘报》上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一文，如石破天惊，立刻舆论大哗，连平日力主改革的黄遵宪也大为惊骇。

三月二十六日，《湘报》刊出皮锡瑞儿子皮嘉佑的《醒世歌》，歌词中有“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在中央谁在旁”的句子。叶德辉大不以为然，写信给皮锡瑞，由此爆发了一场大争论，逼得皮锡瑞离开南学会。叶德辉是地方守旧绅士阵营中的主将，此人向来讨厌新学，袒护八股。他曾接连撰写文章，大肆抨击新学，以学术争辩的形式，拉开湖南新旧之争的序幕。他公开宣称：“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有所不顾！”他发动湖南守旧士绅，公开与维新阵营分庭抗礼，成为湖南维新派的一名劲敌。

有人挑明火焰，就有人想要压低火苗。对于火的态度，取决于这把火烧向谁、烧到何种程度。巡抚陈宝箴同意设立《湘报》，但他要谭嗣同等人让出绝大部分篇幅刊登本省新政、各国时事、杂事和商务，虽然可以刊登论说，但只允许平和的议论，不准再这样放言高论。《湘报》创办伊始，谭嗣同即“力主《湘报》为南学会喉舌”，并就此与陈宝箴磋商。陈宝箴告诫道：“君自为之，第慎之而已，毋以新奇而骇众，尤不宜以矫激而贾怨也。”言下之意，你们不能以笔端搅动社会，以笔墨惊骇民众，更不要有过激的言论。陈宝箴似乎预感到，这一切由不得他们，也由不得他，唐才常纵笔而来，不管不顾地以激进的言论，宣传“救亡之法”，倡导变法维新，与顽固势力针锋相对。话题涉及倡办学会、提倡自治、重视科技、抵御外侮、兴办实业、废除八股等各个方面。行文之浩荡，言辞之激进，更甚于从前。在梁启超的印象中，唐才常和谭嗣同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后来回忆说：“唐浏阳和谭浏阳，血性之热烈同，性格之卞急同，学问之幽隐僻奥同。《觉颠冥斋内言》与《仁学》，固有甚相似之点也。”

《湘报》创刊不久，便遭到守旧派势力不遗余力的诋毁。闰三月下旬，湖南守旧势力纠集多人，联名写信给在京的湖南籍官员，诬称陈宝箴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将来可能有不轨之事。他们要求解散南学会，撤销保卫局，全面停止湖南新政。由此，可以想象到当时陈宝箴真是内外交困，不堪重压。当所有的压力都指向陈宝箴时，他深刻感受到了新政推行如逆水行舟，所遇阻力不只来自湖南，来自朝廷的阻力更令人忧虑。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所上条陈不是被人为阻拦，就是被人删改，想想都令人心惊。且说这一日，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湘报》上读到了易鼎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不禁怒火中烧。这篇文章直言“西法与中法相参”“西教与中教并行”“民权与君权两重”“黄种人与白种人互婚”四大以弱变强的救国策略。

闰三月二十一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湘报》发表易鼎激进论文一事致电陈宝箴、黄遵宪。张之洞要求湖南省府立即谕导并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同时设法更正。张之洞一向欣赏陈宝箴的才干流品，且自身也是新政的支持者，故措辞尚委婉，不无护持之意。尽管如此，陈宝箴亦不敢怠慢。身为湖南巡抚，他不敢再任由这股激进之风蔓延。他在写给张之洞的回电中称：“前睹易鼎所刻论，骇愕汗下，亟告秉三（熊希龄）收回，复嘱其著论就正。此外所刻亦常有矫激，迭经切实劝戒，近来始无大谬。”与此同时，张之洞还给湖南学政徐仁铸发去电文，主要是宣布改变以前的一项决定，从此以后湖北方面不再订阅《湘报》和《湘学报》。不久，谭嗣同、唐才常主编《湘报》的权力也被剥夺。一番压制过后，一众人又落得无枝可栖。

按照陈宝箴的指示，从四月一日起，《湘报》不再刊登首论文，转而开始转载张之洞的《劝学篇》。其文主张以“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以中学纲常名教之本，维系世道人心。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观点，主张先明内学，然后择西学以用之。提倡立学堂、修铁路等，采用西技西艺。反对维新派“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五月间，岳麓书院的一名学生在无意间拿到了一些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并拿给山长王先谦过目。王先谦大为震惊，他认为这些激烈的言辞中存在着倾覆清王朝的思想倾向。当然，这些言辞并非无中生有。谭嗣同和梁启超在授课之余，常将王夫之的《噩梦》《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还有《扬州十日记》等宣扬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的著作印成小册子，并加以按语在学堂里秘密散发。《湘报》发表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和易鼐等人的激烈文章，不仅让守旧派找到攻击的把柄，也使不少新政支持者感到难以接受，从而造成维新阵营的内部分化。湖南维新阵营一分为三：一是湖南新政的主持者，即陈宝箴、陈三立及其幕僚。他们是地方政府的当权派，虽然支持维新变法，但思想上比较正派，行动上主张稳健，反对激进。二是新政的实际操作者，即黄遵宪、熊希龄、蒋德钧等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维新思想，并与谭嗣同、唐才常关系密切，但由于所处地位关系，在做法上显得比较谨慎。三是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即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樊锥、易鼐等人，他们大多为年轻士子，著书撰文，慷慨激昂，凭借着所掌握的思想舆论机关，大力宣传启蒙思想，猛烈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

在那样一个时代，科举已不再是一个文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也不再是迈上仕途的必由之路，那些接触了维新思想的年轻人开始探索书本之外的世界，家国之外的世界。帝国这艘大船在经过了剧烈颠簸过后，进入一个新船旧船互相碰撞的港湾。中国文人的思维从未呈现出如此斑斓的世界，没有不同，只有大不同。谭嗣同抱着深切之忧患，致信陈宝箴：“应对瓜分的对策有两个，一是国会，二是公司。开设国会，可以依靠众人的力量抵抗压制。湖南请设南学会，您对此非常重视，并且同意设立，国会即根植于南学会中，议院即隐藏于南学会中……无论如何天翻地覆，只要力保国会，民权就会存在；民权存在之地，列强就不会以亡国奴看待那里的民众。”陈宝箴毕竟是帝国体制的守护者，他的维新之志是建立在他所设定的轨道上。车在轨道上奔驰，绝不能脱轨而出。

此时，谭嗣同在《湘报》上接连发表《读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书后》以及《治事篇·湘粤》两篇文章，在守旧与维新两派人士中皆不讨好。陈三立甚至到欧阳中鹄那里告谭嗣同的状，说他走附康门，有意与康有为套近乎，这是在给湖南人脸上抹黑，让他赶紧劝阻谭嗣同。他们在说话时，恰好谭嗣同当天也登门拜见老师。事后，谭嗣同在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及下午到尊处，见某在座，神色颇异，方欲与言，旋即避去。”这里的“某”便是陈三立。其后不久，其父陈宝箴调阅了时务学堂的札记，更造成了维新派内部的不和。谭嗣同由此揣测他的心机：“平日诋卓如（梁启超），诋黻丞（唐才常），及力阻不许聘康南海来湘。则其人亦太不测矣。而又往函丈（欧阳中鹄）处陈述，岂欲出死力钤束嗣同等而后快耶。”他以为陈三立受到了别人的蛊惑和影响，希望欧阳先生能转告陈三立：“远毋为梁星海（鼎芬）所压，近毋为邹沅帆（代钧）所惑。”梁鼎芬乃张之洞的幕僚，此人是攻击康梁最卖力的一个。有学者认为，湖南维新人士间发生矛盾，致使“湘事大坏”，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邹代钧则不用说，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谈到谭嗣同：“湘事大坏，义宁（陈宝箴）有忌器之意，鄙人力量何能胜之，言之愤甚。谭猖狓过于熊（熊希龄），若早去谭，事犹可挽回。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熊为深仇……谭、熊必以洋枪中我矣。此二人者，鄙人向引为同志。本有才，从前作事尚为公。一旦陷入康门，遂悍然不顾。吁！康徒遍天下，可畏也。”湖南顽固守旧人士的咄咄逼人，使得两派之间火药味弥漫。虽然还不至于拔刀相向，但鸿沟已陷，再难弥合。谭嗣同激愤不已，他质问他们：“康某果何罪于天下，乃不许人著一好语耶！”谭嗣同私淑康有为的情形，也被其他朋友看在眼里。叶瀚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写道：“谭复生已见过，此人乃康（有为）、夏（曾佑）之使徒也，天分极高，热力亦足，惜尚性情未定，涵蕴未深。”这句话应是有温度的评价，也是当时一些人眼中的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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