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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就有日食，这一奇怪的天象是否预示着戊戌年将是一个灾异之年？对于日食现象，《春秋》之类的古籍上并无记载，但谭嗣同早就从读过的西方天文科学书籍中得以知晓。孔子的《春秋》被称为麟经，国家有重大的疑难问题，乃至天灾人祸，都要从里面寻找依据。所谓微言大义也对，断章取义也对。对于谭嗣同来说，云烟过眼，天象万维，还可以用一种叫作科学的东西来解释。尽管如此，他的心头仍有着难以名状的忧虑，之所以忧虑，是因为知而不尽。知而不尽，说到底还是未知。

古人曾说天上的日月星辰如炬火，太阳确实像那支最大的火炬灿然发光。可那一刻，火炬隐身不见，谁又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谭嗣同学问广博，在经学、训诂、地理、天文、历算、佛经与心学都有心得。可以说，不论地上的鱼虫还是天上的火龙，百种千般都能识得个八九不离十。他走到庭院中，抬头向天，似有所待。一会儿又反身入屋，额头和衣襟都让微雨淋湿了一片。唐才常问他怎么回事，他笑着说，这一刻，应该正是日食，可惜天公不作美，乌云遮住了日头，雨水打湿了额头，两头见不着。

唐才常看着老友滑稽的表情，不禁大笑起来。这是岁在戊戌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第一日。他们今天准备去见老师欧阳中鹄，因陈三立阻挠而作罢。谭嗣同北游访学后，与老师欧阳中鹄在思想上出现过分歧。据欧阳中鹄说：“谭嗣同次年入京赴行，宗旨遂变。尝以书来，言誓发宏愿救四万万人，其语多释理最高明处，知已为异学所引。”谭嗣同此次回湖南，师生话语间已无默契。这让谭嗣同也很感慨，当年他拜于欧阳中鹄门下，视对方为精神知己，哪怕“片纸单词，珍若拱璧”。在谭嗣同、唐才常从事南学会活动的同时，欧阳中鹄也由浏阳抵达长沙，参与新政，在湖南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年前，欧阳中鹄进入陈宝箴幕府，住抚署后园又一村，与陈三立同住。维新人士对于欧阳中鹄进入陈氏幕府担任幕僚极表赞同。在湖南儒林学界之中，欧阳中鹄之地位是他人难以企及的。欧阳中鹄进入幕府后，自然而然成为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联系维新人士的中介人。

彼时，在省内外守旧派的巨大压力下，陈宝箴父子的态度也有了明显变化。而这一转变，也让湖南维新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不久，谭嗣同在《湘报》发表康有为第五次上光绪皇帝书。在这份有“偏激之词”的奏书中，康有为为光绪帝指明三条救国之路，即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向俄国、日本学习，“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谭嗣同为此文撰写按语加以赞美，引起陈三立的强烈不满。陈三立认为“嗣同等钻营康名士，自侪于门人之列；又谓湖南不应有此，意在设法阻压”。欧阳中鹄也心生不满，他认为谭嗣同并不是康有为的弟子，为什么要称其为先生。这样的话传至谭嗣同耳中，他本是耿介之人，受不得背后指摘。或许在老师欧阳中鹄的眼里，我谭嗣同是一位狂生。可他们真的了解康有为吗？了解自己的大愿本心吗？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圣人，圣人能够把握世界，命名赋形，因为如此，这个世界才会渐变，才会渐新，才会渐进。谭嗣同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写道：“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谭嗣同是个性情浓烈之人，无论悲伤还是快乐，来得快，去得也快。谭嗣同越说越激烈，甚至于“视荣华如幻梦，视死辱为常事”这样的狠话都抛了出来。欧阳中鹄唯有苦笑，往事历历在目，他太了解谭嗣同，不禁为他的前途命运担忧。

几天后，恰逢长沙求忠、城南两书院官课考试，由欧阳中鹄出题。事先皮锡瑞等一再请他不出时文题，而改出时务题，欧阳中鹄勉强答应，当时维新人士已感不满。临到考试时，发现出的仍是八股题，维新人士顿时哗然。皮锡瑞写道：“此等题出自何人，令守旧者鼓舞欢欣，维新者扼腕太息。如此办法，必无振起之望。”此时，维新人士对欧阳中鹄极为不满，视其为维新变法的阻碍。唐才常也说：“乃师办事本无决见，好听小话，浏阳开化，并非其功，到此专听污吏赖子佩之言，荧惑上听。”甚至有人讽刺欧阳中鹄“浏梦成颠，抚幕招摇”，认为只要他把持幕府，新政将难以推行。欧阳中鹄的变化，让谭嗣同难以理解。人们都知道欧阳中鹄对湖南士子意味着什么，对谭嗣同意味着什么，他的德行曾感召着他，他的才学曾影响着他。文章学问一道，跟乡土一样有宜居不宜之象。人的学问就像厚土和深水，文章气局庄重，能够给人以安慰，是宜于人心居留的精神国土。可是如今，那个播种学问、书写文章的人，摇身一变，变得让他们都不认识了。经此事件，维新阵营内部关系趋于紧张，气氛大为恶化。

说到人性的落魄下陷，我们当然有了解的同情。我有时候想，那些或官或绅或士或民者，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寻找生活的出路，又何尝不是在时代的局限里打转。他们探索世界的极致，跟寻求刺激、追求本能的存在感是一样的。如果正常的、光明的世界被遮蔽，除了往无望的、无明的世界深处走，他们还能做出其他选择吗？比如陈宝箴下令调阅时务学堂学生读书札记，就算觉得不合理，他也要去做。这么做的结果，自然会引起维新人士的不安和震动。陈宝箴已经起了疑心，他们心中的惶惑和愤慨可想而知。熊希龄以个人名义登报发文，表示与守旧派斗争到底，即使杀身成仁，也在所不惜。就在这时，不知谁传出内幕消息，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将写有激烈批语的札记挑选出来，连夜涂改，换上言辞温和的语句以应对检查。一时间，临时涂改说甚嚣尘上。谭嗣同从浏阳返回省城后，专门致书欧阳中鹄为学堂诸人辩护，他认为熊希龄、唐才常等都不是胆小怕事之人，涂改札记说纯属无稽之谈。欧阳中鹄在回信中告诉他，陈宝箴父子这么做，也是在保护他们，希望谭嗣同、唐才常能够理解他的苦心。

说归说，陈宝箴还是下令免去了熊希龄时务学堂总提调的职务。在此种情势下，先前沸腾的局面一下子冷却下来。新年过后，时务学堂第二次招生，报考的学生只有150人，与第一次招生时4000余人报名形成天壤之别。谭嗣同等人虽有察觉，但悬殊如此巨大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天地有四时，人间也有四时，长沙的样子已经到了阳春。阳春的样子，看上去浓烈热闹，可长沙的政学两界，却让人看出了败象。连一向态度立场温和的黄遵宪都被逼无奈离开了长沙，他无奈道：“长沙卑湿，日汲白沙井寒水，致生积冷。”这样的话听来，只会让人感到无奈和寒心。

古人抬眼看天市中的星象变化，据说可以看见人间诸事兴衰。不知在那些时日的夜晚，有谁抬眼望天。失去陈宝箴的支持，南学会讲学无法再维持下去。四月十三日，南学会发表《申订章程》，宣布讲学暂时休会。来时喧喧，去时恹恹，只见那白纸黑字写道：“天时渐热，人多气郁，难以宣讲，本学会议暂停止。俟有阴雨凉爽时，或所得新理及所闻时事须集会友讲听时，当择期预行刊布报告。”如此堂而皇之，一股脑推给天气。天不欺人，人自欺人。也难怪皮锡瑞认为这是“学会拟改章不讲，以天热为辞”。皮锡瑞情绪低沉，特地登门向陈宝箴辞行。他们聊到湖南新政，陈宝箴言辞闪烁，不像从前那般豪言壮色。待得天色向晚，走出陈氏府邸的皮锡瑞面对昏天暗光，不禁长叹道：“湖南事岂遂无能挽回耶。”第二天，皮锡瑞黯然离湘。

春天体验到霜冷寒天，虽然不能称之为雪上加霜，但杀伤力似乎更大。夜晚有人从讲学堂的窗外过，听到的不是热闹，而是冷清。就算有人在里面挑灯夜读，那神情让人倍感凄凉。有进取之心的士子突然有人生无所施展的“窒塞”。不久，叶德辉正式领衔并联络十人向陈宝箴递呈《湘绅公呈》，其中对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樊锥、易鼐、皮锡瑞等时务学堂的教习和学生进行大肆攻击和谩骂：“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至此，两派纷争已达白热化。未几，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仍不罢休，鼓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的山长和部分学生，聚集长沙学宫商定《湘省学约》，又是一番文绉绉的泼妇满街语，什么“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化日光天之下，魑魅横行，非吾学中之大患哉”！地方士绅掀起的狂风骤雨，让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有过避让，但依然无法消解王先谦、叶德辉之流的嚣张气焰。于是，谭嗣同和唐才常，或联名，或独署，向他们的恩师欧阳中鹄发出求援。两日内，他们往来信件达到十一封之多。谭嗣同的信火药味十足，据理力争，他表示“宁可杀身以成仁，不能曲学而阿世”。他向自己的老师发出叱问：“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随着湖南维新阵营的分裂，原来的浏阳群体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欧阳中鹄、涂启先和刘人熙的意见已迅速接近，而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拉开了距离。师生之间的思想差别渐行渐远，和陈宝箴一样，欧阳中鹄借着“厘正学术”，开始与维新派提出的“平等民权”划清界限，保持距离。

不知道欧阳中鹄此时可否记得往日时光，他传授谭嗣同内观经验，比如说观流水、观落花、观山月、观心。山月不知心底事，他们更不愿接受对方的改变。在人生的岁月里，他们相互欣赏，相互扶持，却又各有其累。不久，校经书院何来保在他的试卷中，引用了谭嗣同《仁学》中“举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而朋友之”的观点。欧阳中鹄不以为然，他在试卷后批道：“今之以西法策中国者，辄曰平等平权……平等之说，正墨子所云：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他暗示何来保受了谭嗣同的影响，他认为，身处贫穷之地，奢谈平等，无异于倡乱惑世。自己身负朝廷恩泽，断难接受所谓民权之说。他感怀道：“七品一官，蹭蹬二十五载，然藉此微名末秩，稍免饥寒，俯仰有资，何一非君所赐。”不能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今天忽然读到平等之说，让他毛骨悚然，芒刺在背，彷徨绕室，片刻不得安宁。人生的顺从与背离堪称同门，又堪称同薮，因为他们都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不能说顺从而行则吉，背离而行则凶，两者的关系如影随形，似响应声，互证互释。欧阳中鹄在何来保试卷批注后，又“请义宁师（陈宝箴）再为加批，意在使为此说者，渐知悔悟”。

谭嗣同无法理解欧阳中鹄，他与其他维新人士在说到此事时，不由喟叹：“所愤者初非区区一题，盖愤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那些时日，他经常在梦中回到少年时光，欧阳中鹄领着他学习圣人言。醒来，不由怅然所失。他要求与欧阳中鹄来一场面对面的交流，双方开诚布公，他认为“凡事总以直说为好，若愈隐则愈误”。即使是学术之争，也要肃清源流，讲明宗旨。“不然，则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他希望解除误会，恢复志气相通的师生关系，以后即有异同，也各不相碍。如此，其余是非事也不辩自明。欧阳中鹄在给谭、唐的复信中安慰道：“两弟乃真新学，志趣力量，夙所深信。”对于他们的维新之志，欧阳中鹄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不怀疑，不代表其他人就相信他们。正因为如此，欧阳中鹄不无忧虑：省中谣言如海，他希望谭嗣同和唐才常能够韬光隐晦，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平其心，敛其才，藏其志，以俟积厚流光，异日出而倡其学”。

失去陈宝箴父子的支持之后，谭、唐等维新人士在湖南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每日开门三件事，争论，争论，还是争论。发展到后来，维新派一个个被迫离开长沙，四处流散。陈宝箴奏请朝廷烧毁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的刻板，并禁止再版。至此，激进的维新派在湖南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谭嗣同也不知何去何从，就这么在省城盘桓，喝酒、辩论、读书，心迹一日日地散淡着，落寞像荒草疯长。真个茫茫无所适，踌躇不得行。

一直挨到四月下旬，谭嗣同内心将要熄灭的火焰重新燃烧起来。京城传来消息，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举荐维新人士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光绪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发布上谕，准备召见康有为，并令黄遵宪、谭嗣同赴部引见，一时维新党人声势大振。收到消息的那个夜晚，谭嗣同和唐才常在长沙一处小酒馆对饮，前日还在这里说出颓丧的话，今天却已醉容颠倒，说不出的狂态可掬。佛法说，人的肉眼见近不见远，见前不见后，见外不见内，见昼不见夜，见上不见下，所以人应该求得天眼。天眼难看，前路难明。谭嗣同不由感叹：“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后来，他在给妻子李闰的信中又说出这番话，可见他对于能够离开湖南进京发展，还是充满了欣喜。

谭嗣同想到了恩师欧阳中鹄，临行前，他们还是要有一场像样的告别。记得少年时读《公羊传》，真是觉得圣王、君子之道是有微言大义的。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政统之外建设道统，在对政统无能为力的时候，成全道统以校正时世。欧阳中鹄告诉他，《公羊传》描述的孔子还是深有同情的，虽然汉代的儒生编造，孔子早就知道有一个汉朝出现，所以预先给汉朝提供思想资源，但他觉得孔子教训政统的行为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三代大成于孔子，孔子为汉代制订规矩，传承代代不绝。他又想到了康有为——那个向圣人看齐的当世大儒。

谭嗣同离开长沙前，还想听一听老师的教诲，他也想借此再说服老师。他和欧阳中鹄的关系并不仅仅止于师生情，欧阳中鹄于他，如兄如父，如知己如贵人。他从欧阳中鹄那里敬承的，也是这种通经致用的传统。临行前数日，谭嗣同与欧阳中鹄约定“论学作别”，遗憾的是没有成行。欧阳中鹄在致谭的信中，道出了两人的学术分歧在于：“吾儒是礼，是文家兼质家；汝学是墨，是释，是耶，是纯乎质家。然流弊太多，不能自立。”欧阳中鹄还是劝他不要锋芒太露，应“善藏其用”，以待将来。可是，这样的话在谭嗣同听来，过于老气横秋。人要改变世界的抱负就像胸中蕴藏的一股气息，拦阻不得。欧阳中鹄不是担心谭嗣同壮志不够，豪气不足，而是担心太够太足，乃至祸及其身。且看欧阳中鹄信中所言：“昨弟言‘亡后之图’四字，使人凄然欲绝，不知所届。兄衰矣，办振务负重谤，毫无足校，惟此生已伤，恐不足用于世。望弟善藏其用，留俟彼时为四万万黄种立命，千万至祷。”此时，师生之间，在思想、政见方面已存有隔阂。他们最后一次谈话不欢而散，后来欧阳中鹄回忆当时的情景：“谭生入京叩别时，语以应办数事：一学堂以造就人才，须以十年为期，由京而省而州县，农工商局及学堂，择要而举：一铁路矿务，须速举办，使利权皆归于我；一强兵尤为目前要务，海军当复，陆军当练。”虽然谭嗣同描画得美好，但在欧阳中鹄看来，他仍是受了康有为学说的蛊惑，欲以空文维世，空谈救时。这些维新人士哪里晓得，危世难处，他们说的那些东西，唯强国可用，弱国并不能用，缓急失序，容易坏了大事。

谭嗣同内心激荡的救国热情彻底被君王的一纸谕令点燃，现在，他不但有机会冲决网罗，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去北京寻找实现革旧图新理想的路径了。谭嗣同在《戊戌北上留别内子》的信中告诉妻子李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他甚至告诉妻子：“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在这个始终保有少年心性的书生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时代带来的刺激和生命体验，更让他着迷的事。也有人说，谭嗣同已经预感到光绪皇帝这道让他进京的谕令恰如阎王爷的催命符，是死神对他的召唤。不然他不会在出发之日无端地冒出一句：“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闲话。”像是诀别之言，他在《仁学》里道出了基督教灵魂不死的信仰和佛教轮回和性海之说。都是从永恒的大生命去看个体小生命的生死，因而产生“死而不死”的信念，给予他精神上莫大的解放。借用佛家的话说，“一心开二门”，当人的内心被现实缠绕与桎梏时，人的思想就会变得汩没而迷失。

从谭嗣同曾经送给妻子的一首诗和诗前小序可见端倪——“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游，忆与内子李君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颂述嘉德，亦复欣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此迦陵频迦同命鸟，可以互贺矣。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迦陵频迦是一种传说中的鸟，唱歌的声音非常美妙动听。彼时，他们已结婚15年，谭嗣同依然记得四月初三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夫妻情投意合，就像生活在西方极乐世界。他希望生生世世都能生活在一起，双双修得更大的福缘。

春夏之交，谭嗣同坐慈航轮船自湘江东下，此行目的地是北京。湘水清流，听着满耳的乡音俚语，看着烟波渺然，谭嗣同的心早就飞到了北京。他几次立于船头，或许是兴奋过头，诗兴反而不旺，只是辜负眼前好题了。过了鹦鹉洲，又逢汉口，再到武昌，会过几个沿途的朋友。似乎冥冥中有牵引，这一天天刚蒙蒙亮，身处浏阳的李闰突然听闻厅堂上有人大呼：“老七进京不好！”其声凄厉，将李闰从睡梦中惊醒，吓得赶紧起床，打开房门出去查看。内院寂静无人，大门也紧闭，未曾看到有人影。李闰忙唤仆人杨妈起床，让她到院外察看，仍是一无所获。李闰认为这声音来得蹊跷，好几天都闷闷不乐。而彼时，谭嗣同北上的船抵达湖北，却在此停留了下来。事后，李闰才知道，谭嗣同在武昌大病一场，这个贤惠的女子以为梦兆就此灵验。康有为1901年写给赵必振的信里，提到了谭嗣同在湖北养病期间见张之洞的情形：“复生之过鄂，见洞逆（张之洞）。”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与谭继洵同城为官的时间最长。谭继洵为人谨慎，但张之洞行事专断，两人的关系并不和谐。

作为19世纪末帝国最著名的能臣之一的张之洞，与曾、李、左等其他中兴名臣以兵戎发迹不同，他是摇笔杆子出身，遇事敢为大言的风格和官场上善趋风势的本能，使他以“清流”得宠于朝野，一步步爬上了封疆大吏的高位并树起了开明、新派的政治形象，同时他还是一个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康、梁等人一度将其引为知己，并试图借其影响力而实现他们的维新主张。而随着康、梁等人在政治思想及学术理念上影响力急剧增大，张之洞及其派系对此非常警惕。尤其是在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冬进京，在政治上风生水起之时，张之洞的警惕之心转向担忧，乃至于无奈。

谭嗣同进京之前，专程拜谒张之洞。这是一场并不愉快的见面，二人再次为“民权”而发生争论，张之洞此时已将谭嗣同视为康党的重要成员，“力劝其勿言附康党，言之四次”。

张之洞问：“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

谭嗣同答道：“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

老于世故的张之洞又怎能听不出谭嗣同话语中所传递的信息，他知道，维新派的策略有所变化。不再局限于民权。

整个六月都是坏天气，非阴即雨。雨中卧病，尽可悠游度日，但外面的世界却颇不太平。在谭嗣同的视域之外，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充斥着某种悄悄的激动。他不是一个放浪山水的自在客，无心风雅，也无意流连于此。虽然张之洞署中的电报可看，但谭嗣同知道他所看到的，是张之洞希望他看到的。那些不断下发的上谕、电旨和消息，也难让他有大的振作。连绵的雨日，以几篇电文打发之，不免让人想到国事如电文，换的是新词，说的还是老话。在圣旨和总理衙门电报的一再催促下，谭嗣同不得不再次上路。他在致妻子李闰的信中写道：“总理衙门有文书来，催我入都引见，可见需人甚急。虽不值钱之候补官，亦珍贵如此，圣恩高厚，盖可见矣。”谭嗣同不顾病体毅然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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