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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消息灵通的人会不断收到京中消息：北京开往天津的铁路停驶，城门关闭，皇帝囚于瀛台，各国有部队入驻北京，董福祥率兵环卫于外，太后训政……谁也闹不清这其中几多真，几多假。

总之，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没人会留意从西直门一直到颐和园的街道两旁的槐树开始剥落生机，排云殿前的湖光山色逐渐暗淡。谭嗣同连续几日与大刀王五等江湖朋友谋划，商议如何潜入西苑瀛台，营救光绪帝出宫，护送其南下。据说，大刀王五趁着夜幕想要混进西苑，但没有成功。那段时间，还传闻宫中闹刺客。那刺客穿过大大小小的宫殿，居然摸到了乐寿堂，出现在慈禧熟睡的帐前。一道冰凉的刀刃，差点就抵达皇太后的脖颈。说的人无凭无据，听的人却信以为真。于是，京城里的说书人就捕风捉影地传扬开来。

谭嗣同在浏阳会馆动作加快起来。他关着房门，检点数月来的朋友书札，全部焚毁。他还模仿父亲谭继洵的笔迹修书一封，叱为不忠不孝，从此断绝往来，以免牵累家人。日后当慈禧太后阅看此信之后，对群臣说：“湖北巡抚谭继洵，原非平日不训饬儿子者。”因而，谭继洵最终以这封信而得以豁免。

谭嗣同将自己关在屋里忙碌了一个上午，然后匆匆外出，机警地看了四周，转入小巷，朝大刀王五的镖局走去。

镖局的弟兄们都在应约等他，他出现了。谭嗣同将身后之事托付大刀王五，并将平素佩带的凤矩宝剑也赠予对方。大刀王五虽不忍，但无法拒绝。王五和胡七等江湖朋友拜倒一片，他们恳求谭嗣同离开北京。王五更是拔刀在手，慨然道：“君行五从，保无他；君死五收君骨，君请自择。”

谭嗣同道：“死耳，何行为？”谭嗣同不会望风刎颈地自杀，但他会横尸法场，终以一死来献祭他所投身的维新事业。谭嗣同抱拳为礼，在暮色苍茫中，退了出去。大家想送他，他张开两掌，做了个回请的手势。王五会意，说了一句：“就让复生自己走吧！”

谭嗣同随后又赶去皮库营看望林旭。林旭是个激进的青年才子，只有二十三岁。望着林旭那张年轻英俊的面庞，谭嗣同心生感慨。他劝林旭前往日本使馆，寻求脱身之计。林旭反问道：“你走不走？”

“天下岂有无父之人乎？吾决死此矣。”谭嗣同潸然泪下道。两人虽相识不久，却相知相契，他明白林旭的意思。这个年轻人不拘小节、有胆气，更有一份难得的清雅之气。两人都不是玩转士林和朝堂的圆滑之人，流晶散玉，书剑飘零，他们都葆有一颗难得的赤子之心。

如谭嗣同所料，林旭也当场表态：“我亦不走！”此时的林旭绝不会想到，他的夫人沈氏闻其死讯，亦自杀殉夫。夫妻情重，留下一首《浪淘沙》祭奠亡夫：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悔恨更何尤。拼得眼前无尽泪，共水长流。

谭嗣同与林旭互道珍重，洒泪而别。他由后门到上斜街徐宅，徐致靖一家正在吃午饭，忙叫他坐下一起喝上两杯。谭嗣同并不推辞，他对徐致靖说：“变法维新失败了，卓如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天津，由海道赴日本。朝廷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难卜。”谭嗣同放下酒杯，用筷子在头上敲了一下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徐致靖后来与人说：“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若，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

秋夜霜降，月光下的枝头，鹃鸦鸣叫。谭嗣同见了该见的人，办了该办的事，或许，这是他对过去时光的一次叩别。他一个人穿过平日里熟悉的胡同，他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就像是从胡同的巷口里灌进去的风，空旷、幽咽、虚幻，让他觉得恍惚。变法让他用尽了一生的勇力，也让他觉得飘忽不定，不知道它真实存在过，还是无中生有。突然，他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听来让人心悸的声音打破了黑夜的宁静。事实上，谭嗣同已经病得很严重，只是这些时日兴奋地奔走，让他暂时忘记了病痛。

谭嗣同回到浏阳会馆，心情平静了许多。据欧阳中鹄事后说：“有宁乡某者，因下第依康佣书谋食，拿康时被逮，旋得释。谭嗣同招之就馆宿，不肯，遂作竟夕谈，备言入京后颠末，（谭）自知必死。及别，而逮者至。”谭嗣同在浏阳会馆度过的最后夜晚，陪伴他竟夕而谈的是他的湖南老乡，一个叫作钱维骥的宁乡人。此人先前在南海会馆，因康有为之事受到牵连，又得以释放。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却是如此记载：八月初八（9月21日）中午，康广仁与钱维骥等人在北京南海会馆被捕。钱维骥年少，被捕之时不禁震恐流涕，康广仁见状宽慰道：“死亦何伤？汝年二十余，我三十余，不比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强吗？且一刀而死，不比久病岁月而死者强吗？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不知，钱维骥是捕于前，还是捕于后。若捕于前，他与谭嗣同倒有一夕谈的可能；若捕于后，则很难说。

八月八日，天刚蒙蒙亮，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打开大门，几个身着猎装的日本人，戴着压低帽檐的大帽，鱼贯走了出来，上了马车。领头之人，正是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一周后，日本报纸头条报道着：“大隈重信首相正式宣布，清国变法维新志士梁启超君在日本国民的道义协助下，已安抵日本。”据梁启超介绍，当时日本人一再劝谭嗣同到日本去，但他已下定决心赴死。船行期间，他还作了一篇《去国行》，慨然长叹：“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梁启超登上日本军舰大岛号时，谭嗣同也迎来了他的劫难时刻。这天凌晨，谭嗣同送走钱维骥，然后将浏阳会馆的大门敞开，足不出户，静静地等待捕者上门。谭嗣同穿着一身朝服，从容地将门左右固定住，保持大开的状态。他在院里踱了一阵，然后挑起帘子，再回到屋内。他烧了一壶水，倒在盖碗里。

早起喝茶是他从北京人那里学到的习惯，北京人喝茶考究，茶叶从黄芽、雀舌、毛尖，到雨前、珠兰、香片等等，一应俱全。一般人都是喝香片，也就是茉莉花茶。普通市民用黄铜茶盘子，摆上一把细瓷茶壶，配上六个同色同花样的茶杯，成为一组。不过，官宦之家用的茶杯就是盖碗了，用盖碗喝茶，显得更高贵、更正式、更庄严。

谭嗣同坐在太师椅上，侧过头来看着西洋钟，已经清早六点半。他立身而起，朝着屋外走去，边走边用手整理了身上的朝服。突然间，人声嘈杂起来，门外拥入百十个衙吏。谭嗣同并不慌乱，识得领头之人是步军统领崇礼，他上前将其引入客厅。

“谭大人，奉上面旨意，拟请大人到部里走动一下。”崇礼欠身施礼道。

“我知道了。”谭嗣同从容而淡定地说。

“我知道各位会来的，我已恭候多时。”谭嗣同边说边从桌上端起盖碗，挑开盖子，悠闲地喝了一口茶，随即放下盖碗，站起身来。

“等一下我的老家人会回来，请留下的人转告他一声。”谭嗣同笑着说，

说罢，谭嗣同戴上官帽，摆正了，挺胸走了出去。两边的缇卒慌忙让出路。他对着缉捕者拱手抱拳为礼，随之被缚而去。刘凤池一直跟着谭嗣同，平日住在外进门房，给他看门烧饭，算是浏阳会馆老长班（管理员）。那几日，他见谭嗣同每天行色匆匆，又生病了，咳嗽得厉害。那天一大早，刘凤池从外面回来，正好遇见谭嗣同被一群清兵抓走，两人贴面而过。谭嗣同面无惧色，还冲他笑了一下，他的脸霎时就急白了。就在同一天差不多时候，林旭于当值任上被捕。杨锐在床未起，单衣被缚。而刘光第、徐致靖听说要捕捉他们，乃自投狱中。这一天，缇骑遍地，人人自危，恐怖和血腥的气氛笼罩整个京城。更传出光绪帝已遭不测，各国纷纷调兵，京城人都恐惧国变，甚至有朝士携家带口，避走南下。火车、轮船一时拥堵不堪。

谭嗣同被捕后，先是被关押于九门提督衙门内。他在狱中，托人给谭家人胡理臣、罗升一札：“送来厚被窝一床，洗脸手巾一条，换洗衣裤并袜子脚布一套，紫棉马褂一件，棉套裤一双，笔墨信纸并白纸等件，枕头一个，呢大帽一顶，靴子一双，饭碗一个。”毕竟是官宦子弟，谭嗣同的生活要求还是有一定标准的。虽说他已做好赴死的准备，但他对生同样抱有热切的期望。他不避死，可他多么渴望得到赦免，从这个地方光明正大地走出去。

八月初十，谭嗣同等七人由步军统领衙门解至刑部大牢。谭嗣同、杨锐、杨深秀关在刑部大牢南所头间，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关在北所。其间，谭嗣同又给谭家人胡理臣、罗升一札：“速往源顺镖局王子斌五爷处，告知我在南所头监，请其设法通融招扶。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一本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二本《名称录》，现送还会馆否？即回我一信。我遭此难，速请郭之全老爷电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随便告我。”

八月十一日（9月26日），慈禧让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对所捕之人审讯，然而审讯只定了张荫桓看管，却对其他人定何罪拿不定主意。

八月十二日（9月27日），慈禧可能有些不耐烦了，特命添派御前大臣会审，并限定三天内拿出结果具奏。谭嗣同还在刑部大狱等候消息。不畏死，但他也不想死得稀里糊涂。据当时狱卒回忆谭嗣同在监狱里的情况：谭嗣同身陷囹圄，意气自若，绕室闲行，屡拾取地上更香余煤，在墙壁上作字。狱卒好奇问他写的是什么，谭嗣同笑道：“我在作诗。”

在浓墨重彩、粉墨登场的历史叙事中，作为个体的声音如何解读？这一解读的意义何在？在那所剩无多的时间里，换作谁都会浮想联翩。谭嗣同所写的那首《狱中题壁》诗也很有名：“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极端环境下，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人与诗双双不朽的，屈指可数，这算是其中一首。有研究者说，这首诗被梁启超改动过，或有隐由。梁启超改“怜”为“思”，一字之易，意思完全不同。谭嗣同由自己的处境，想到东汉士大夫因反对宦官和外戚专政而遭受迫害的“党锢”事件，有名的党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杜根上书言事，触怒邓太后，“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执法者因杜根有贤名，便让行事人手下留情，既而载出城外，杜根得救。

让我们回到监狱现场。离谭嗣同半步之遥，那个叫刘一鸣的狱卒不识字，不然百年后，这世上又会多几首风骨之士的慷慨悲歌。六君子中最安静的是林旭，此人是前南洋大臣沈宝祯的孙女婿。他生就一张美如处子的容貌，脸上永远挂着温暖平和的笑容，死生皆云淡风轻。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则呼天抢地，将他的头颅一遍遍地撞向监狱的墙壁，带着哭腔喃喃自语：哥哥犯错，凭什么让弟弟赎罪。他哭诉得越悲怆，林旭笑得越欢乐，此等画面有着戏剧性的反差效果。

刘光第曾在刑部供职，识得刑律之事，他安慰康广仁：“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然而两天后，狱吏将他从西角门牵出时，他才惊慌起来，大叫：“未提审，未定罪，怎么能杀头？”西角门通往菜市口，当他看见那块著名的“回头迟”石碑时，倏然警悟，这一去再无生还机会。这个书生迂腐得近乎有些天真，菜市口的屠刀下何曾问过人的名和姓，又何曾问过人的罪与罚。杨锐则是张之洞的门生，并不属于康有为的维新党，他在改革观念上较为审慎稳妥。入值军机不久，他已预感到“不久朝局恐有更动”，要找机会抽身而退，因为“此地实难久居”。张之洞听说杨锐被捕后，致电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翟廷凯，要他请军机大臣王文韶、裕禄出面营救。杨锐曾在光绪面前弹劾康有为，想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所有人都认为，杨锐完全可以在审讯中脱身。杨深秀则不同，他在政变发生后，大小官员见风使舵的大势之下，依然选择逆风而上，上奏诘问光绪帝因何被废，要求慈禧皇太后撤帘归政，无异于飞蛾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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