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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 章（第1页）

第64章

蝉鸣把午後晒得发暖，陆湛牵着念念的小手走在前面，孩子手里的风车转得呼呼响。林秋拎着竹篮慢慢跟着，看丈夫军装袖口沾着的草屑——那是刚才帮念念摘狗尾巴草时蹭的。

“娘！荷花！”念念突然挣脱手，小皮鞋踩过水洼奔向池塘。工人们正把挖出来的藕扔进竹筐，淤泥裹着的藕节胖乎乎的，沾着几粒圆滚滚的莲子。穿蓝布褂的老工人直起腰，见孩子盯着荷叶上的水珠，干脆掐了朵半开的粉荷递过去：“拿着玩吧。”

林秋走过去道谢，指尖触到荷叶的凉意。“这池子以前可臭了。”老工人用铁锹往车上铲淤泥，黑泥里裹着烂菜叶和破布，“天热时蚊子能把人擡走，谁乐意往这儿来？”他指着刚挖开的渠口，“咱打算清完淤泥，从外面引河里的活水进来，再挖条渠通出去，让水动起来——死水才容易发臭，活水能自己干净。”

陆湛牵着念念站在柳树下，孩子举着荷花转圈，粉白的花瓣扫过父亲的肩膀。“您这法子好。”林秋望着渠口涌进来的清水，阳光在水面碎成金片，“堵不如疏，通了就活了。”老工人笑起来，皱纹里积着汗：“可不是嘛，啥东西都得有来有去，憋着准出问题。”

风掀起她鬓角的碎发，像有根细针轻轻刺了下太阳xue。“活水”两个字在脑子里转了个圈，和公文包里的批文撞在一起——义务教育的资金难题，不就像这发臭的池塘？中央财政这块“死水”供不上全国的需求，才会处处碰壁。要是能像引活水入池一样，建立教育基金，让地方投资丶商人捐款这些“活水”流进来，不就能让整个体系“活”起来？

念念举着荷花跑过来，花瓣上的水珠滴在她手背上。林秋突然抓住陆湛的胳膊，指尖因为用力泛白：“我知道该怎麽办了！”她望着渠口不断涌入的清水，眼睛亮得像落了星子，“不能总盯着中央拨款，得想办法引‘活水’——建立教育基金，让地方主动拉投资，找爱国商人丶港商他们捐钱，这样既能扩大试点，又能减轻中央压力！”

陆湛把她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後：“慢点说，别急。”林秋却顾不上，从竹篮里翻出纸笔，借着柳树的阴凉飞快写起来：“广州的老同学在做外贸，肯定认识港商；周敏的分销点里有不少爱国商人，他们常说想为国家做点事……”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混着池塘活水的叮咚响，像支突然奏响的轻快调子。

老工人把最後一筐藕擡上车，见她写得认真，笑着喊：“同志，这活水啊，得慢慢引，急不得。先清淤，再开渠，最後才能水到渠成。”林秋擡头朝他挥手，心里突然敞亮——就像这池塘，她的“清淤”是调研摸清难处，“开渠”是找到投资渠道，还得把水引进来。

林秋在公园长椅上把想法记在笔记本上时，笔尖都在发颤。回家路上攥着那张泛黄的同学录，指腹反复摩挲着“广州周敏”“香港赵啓明”“南洋苏眉”几个名字，纸页边缘的折痕被摸得发亮——那是大学毕业时，大家笑着说“茍富贵勿相忘”的见证。

新华饭店的绿琉璃瓦在暮色里泛着光，周敏早在门口候着，帆布包里露出半截分销账本。“刚从李老板的纺织厂过来，”她接过林秋的铁皮小盒，指尖在盒盖的锈迹上划了圈，“他车间里有十二个女工，都是当年没念完书的，说要跟你聊聊。”

包厢里的红木桌上，南瓜干摆得像座小山。周敏掀开保温桶，糯米藕的甜香漫开来：“王老板爱这口，我特意让後厨按北方做法做的。”她突然压低声音，从账本里抽出张纸条，“三位老板的底细都在这——李老板最吃‘共情’，你多讲夜校家长的故事；王老板信‘规矩’，得把基金章程说透；张老板看重‘实效’，准备好试点数据。”

林秋刚把铁皮小盒推到桌中央，周敏就按住她的手：“别急着掏故事。”她往每个茶杯里放了片南瓜干，沸水冲得花瓣舒展，“先让他们尝尝咱的手艺，这南瓜干里有家长们的工钱，有孩子们的学费，比啥说辞都管用。”李老板的茶勺刚碰到杯底，她就笑着补充：“每斤挣两毛，其中五分进助学基金——这模式，将来能套用到基金管理上。”

见林秋从包里往外掏草稿，周敏起身关窗：“街上人多，说话得留神。”她重新摆了摆点心碟，把“池塘活水”图正对着主位，“我跟张老板提过公园清淤的事，他说这比喻‘比账本还明白’。”指尖在“广州试点”四个字上敲了敲，“我已让夥计们在罐头标签加了‘助学’字样，就等基金落地，买货捐钱的事能立刻铺开。”

门被推开时，周敏正帮林秋抚平草稿上的褶皱。“三位老板里面请，”她扬手示意，目光与林秋一碰，像当年在菜市场讨价还价时那样默契，“林同志带了个能让教育活起来的法子，保准比我卖的南瓜干还耐嚼。”

深圳沙头角的界碑旁，海风卷着咸腥味扑在人脸上。林秋攥着连夜整理的夜校档案，指腹把“石头，男，9岁，语文92分”的纸页蹭得发亮。赵啓明带着五位港商穿过铁丝网的阴影时，她发现他鬓角多了些白发，西装袖口磨出的毛边，还像大学时穿的那件旧中山装。

“这位是陈老板，”赵啓明引向个戴金表的胖先生，“当年在九龙货栈，借着灯笼光认的字。”陈老板的金表链在阳光下晃眼，他和林秋握手，掌心的茧子却硌得人发疼：“林同志，我捐钱可以，但要亲眼看见钱变成娃手里的笔——货栈的账我管了三十年，你们的教育账，也得让我看明白。”

林秋把档案袋往桌上倒，作业本丶学费收据丶家长签字的工钱条散了一桌。“您看这张，”她指着石头作业本上的红勾，“这是用您捐的钢笔写的，每支笔都有编号，用完了要交回换新的。”她突然掀起桌布，露出底下的铁皮小盒，“这是狗蛋用放羊鞭在地上写字的拓片，基金章程里写了，每笔捐款的流向，都会用这种方式公示。”

赵啓明从皮箱里掏出个账本，泛黄的纸页上记着“1948年，偷学‘之乎者也’，被掌柜打手心”。“陈老板，”他把账本推过去，“咱当年要是有这基金，哪用得着偷偷摸摸认字？”港商们传阅着夜校照片时，他突然提高声音：“我已经跟汇丰银行谈好，基金账户由内地丶香港各出两人监管，每季度对账——你们信不过制度，还信不过我赵啓明的为人？”

午饭时的鱼丸汤冒着热气，陈老板往林秋碗里夹了个丸子：“沙头角小学缺五百套课桌椅，我先垫钱。”他掏出支票本，笔尖悬在纸上，“但我有个条件，课桌椅上要刻‘教育基金陈记’——让娃们知道，有人盼着他们念书。”旁边做茶叶生意的黄老板立刻接话：“我捐三千箱文具，箱子上要印‘南洋黄氏’，让娃们晓得，海外也有人惦记着。”

离别时，赵啓明塞给林秋个牛皮袋。“这里面是五位老板的名片，”他压低声音，“背面有他们的软肋——陈老板最疼在英国念书的孙子，你寄张石头的作业本给他；黄老板信佛，把孩子们的感谢信抄在佛经纸上寄去。”船舷上的风掀起他的衣角，露出别在里袋的大学合照，照片上周敏正往他嘴里塞南瓜干。

“货船上的文具，让周敏多贴层‘助学’标签，”他转身挥手，“我在香港帮你们找媒体，就说‘爱国商人助力义务教育’——商人爱名声，这比啥都管用！”林秋望着船影消失在雾里，才发现牛皮袋里还藏着张支票，金额旁用铅笔写着“赵啓明私房钱”，字迹和大学时替她抄笔记的一模一样。

南洋的橡胶园里，苏眉踩着晨露往华侨总会赶，帆布包里装着林秋托人带来的夜校照片。照片上兰丫头正教更小的孩子写字，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她们发间，像撒了把碎金。她特意把照片镶在椰壳相框里，相框边缘刻着“教育如椰，根深叶茂”，这是昨晚请老木匠连夜赶制的。

“张叔公，您看这娃的字，”苏眉把相框举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前，老人的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像在抚摸自家孙女的头。“她娘以前是织工，现在靠做南瓜干供娃上学，”苏眉指着照片背面的说明，“林秋同志说，南洋的每笔捐款，都会变成这样的笑脸——您捐的金表，能给三千个娃买新书包呢。”

总会的长桌上，侨商们传阅着基金章程，檀香的烟气在纸页间缭绕。做橡胶生意的刘老板突然敲了敲桌子：“章程里说‘海外监督员’，具体咋监督？总不能让我们天天飞回内地吧。”苏眉早有准备，从包里掏出个厚厚的信封：“这里面是林同志寄的‘监督手册’，每月会寄来孩子们的作业本样本丶学校支出明细，还有当地政府的回执——就像咱查橡胶园的收成账，清清楚楚。”

她掀起桌布，露出底下的铁皮小盒仿制品——这是按林秋的描述，请锡匠打的。“真正的盒子里，装着狗蛋用放羊鞭写字的拓片，”苏眉的声音带着哽咽，“那孩子说，要是能有支钢笔，能把字写得比鞭子印还深。”侨商们的目光落在锡盒上时，她提高声音：“咱当年漂洋过海，不就是为了让後代不受这苦？现在有机会让老家的娃体面认字，难道不该出份力？”

茶歇时，张叔公把苏眉拉到一边，往她手里塞了个布包。“这是我那支派克笔，”老人的手抖得厉害，“当年在槟城，靠它签了第一份合同。你给林同志带去，让娃们知道，笔比刀枪厉害——能写出比橡胶园还大的天地。”苏眉望着老人浑浊的眼睛，想起大学时他寄来的生活费，附言里写着“好好念书，将来帮衬老家”。

回住处的路上，苏眉给林秋写加急信，椰树叶的汁液当墨水，在糙纸上画出歪歪扭扭的椰子：“已筹到第一批捐款三十万元，附名单。张叔公的笔请查收，他说这是‘传家宝’。”信纸最後画了个笑脸，“侨商们说，等基金运转起来，要在橡胶园办‘助学集市’，每卖出一磅橡胶，捐一角钱——让教育像橡胶树一样，在南洋也扎下根。”

林秋收到信时，正和司长讨论试点细节。她把信纸往桌上一拍，椰汁写的字迹虽已发暗，却透着滚烫的温度。“您看，”她指着“助学集市”四个字，“这就是活水——从南洋到内地，从商人到孩子，连起来就是条路。”司长摸着那支派克笔，笔帽上的划痕里还沾着南洋的沙粒，如果成了，可以让外交部同志协调下，给南洋的监督员发特别通行证——路得通，心才能通。

返程的火车上，林秋的帆布包鼓得更沉了：李老板的支票压在底层，王老板拟的基金章程带着茶香，张老板的航运图上标着“捐赠物资运输路线”。周敏往她包里塞了罐新做的芝麻糕：“广州的试点，我来盯。”火车驶过珠江大桥时，林秋望着窗外流动的江水，想起公园池塘里的荷花——只要引对了活水，再浑浊的淤泥里，也能开出花来。

回到北京，她把“教育基金方案”铺在司长桌上，旁边摆着商人的联名信。李老板那句“我捐的不是钱，是帮助当年没机会的自己”被红笔圈出，格外醒目。司长摸着方案上“多方联动”的批注，抓起电话：“让财政丶工商丶侨办的同志来开会——咱也给教育引引活水。”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财政厅的同志率先拿起方案，眉头紧锁：“林同志，这基金会方案听着美好，但资金来源太不稳定了。商人捐款全凭自愿，今年捐了，明年要是生意不好，不捐了怎麽办？到时候学校办一半，难道让孩子们又失学？”他把方案往桌上一放，声音里满是质疑，“中央财政本来就紧张，要是这基金指望不上，最後还得我们兜底，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

侨办的代表也跟着点头：“海外那些商人，心思难测啊。今天说捐钱，明天可能就因为一点政策变动就撤资了。而且让他们派监督员，这涉及到我们内部的教育管理，万一他们借此干涉我们的教育政策，那麻烦就大了。”他敲了敲“海外监督员”那一条，“这口子可不能随便开，得慎重啊。”

民政厅的同志却有不同看法，他指着商人联名信：“我觉得可以试试。你看这些商人，有的自己就是苦过来的，知道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他们提的那些条件，比如在课桌椅上刻名字，在文具箱子上印标识，也不是什麽过分的要求，反而是一种激励。再说了，有监督总比没监督好，至少能保证钱用在正地方。”

“试试？试不好就是耽误孩子！”财政厅的同志立刻反驳，“教育不是做生意，不能冒这麽大的险。我们得有稳定的资金保障，而不是寄希望于这些商人的一时兴起。”

林秋坐在那里，听着各方的争论，手心又开始冒汗。“各位同志，我知道大家担心的是资金稳定和管理问题。但我们可以先从试点开始，广州丶深圳这些地方，商人资源多，也有基础。我们可以先运行起来，看看实际效果。”她顿了顿，声音坚定了些，“就像公园清理池塘，总得先放些活水进去，才知道能不能把池塘盘活。这些商人的捐款，就是那第一股活水啊。”

司长清了清嗓子，示意大家安静：“我觉得林秋同志说得有道理。任何新事物的推进都有风险，但不能因为有风险就停滞不前。这样，我们先成立一个专项小组，由林秋同志牵头，财政丶侨办丶民政都派人参与，专门负责基金会的试点工作。有问题及时沟通解决，务必保证每一分钱都用在孩子身上，保证试点能顺利进行。”

会议室里的争论声渐渐平息，但每个人脸上的疑虑并未完全消散。林秋知道，这只是开始，基金会方案能否行得通，还需要用实际行动去证明。她握紧了手里的铁皮小盒，仿佛能从中汲取力量，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这个基金会运转起来，让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能有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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