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书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辑 钱书对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本的评论（第2页）

凯德琳·扬将这首七律的尾联译为：

Self-pity，ageandillness，

Thesearehardtoface.

Oftenstudyinthenight

Atyourwindow

Leaningonthelow

Lamp-table.《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8—339页。

这段译文可以直译为：

自怜，苍老与病痛，

教人难以面对。

许多个夜晚，

坐在窗边读书，

靠着矮矮的灯台。

钱锺书调侃说，这种译法真够“离奇”（quaintly）!确切来讲，这两句诗是说诗人“年老体衰，没法在灯下读书太久”（toostriinyearstoburnmuchmidnightoil）。《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8页。钱锺书又语带揶揄地评价陆游的原诗说，在这首“散文化的说教诗”（prosilydidacti）同上。中，满是关于学问人生的训诫，看不到一丁点儿“自然”的踪影，简直令人怀疑是《哈姆雷特》里那个御前大臣波洛涅斯（Polonius）又在好为人师地讲其大道理。《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8页。

在批点了一番凯德琳·扬对陆游诗的分类及误译问题后，钱锺书按照自己的思路将陆游诗分为四类：爱国诗（poemsorioticmotif）、情诗（lovepoems）、田园诗（poetryofnature）、说教诗（moralisingandphilosophizingpieces）。《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47页。钱锺书认为，陆游的爱国诗只是在数量上超过了所有同时代的诗人，但在质量上却未必优于同代人（True，hewrotemore—Iwillnotsay“better”—poemsorioticmotifthanallhisporaries，……）。同上。元朝诗人方回《跋遂初先生尚书诗》说：“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方回：《跋遂初先生尚书诗》，《桐江集》，宛委别藏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第28页。尤、杨、范、陆即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南宋四大家”，大致可算同时代人。尤、杨、范三位和陆游一样，都对山河破碎、异族欺凌满怀忧愤，也对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恢复心怀不满，他们的诗作中也不乏爱国诗篇，部分作品造诣颇高，如尤袤的《落梅》：“清溪西畔小桥东，落月纷纷水映红。五夜客愁花片里，一年春事角声中。歌残《玉树》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终。却忆孤山醉归路，马蹄香雪衬东风。”尤袤：《落梅》，李庆甲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832页。杨万里《初入淮河》其一：“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杨万里：《初入淮河》，辛更儒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第1403页。……如果算上张元幹的《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张孝祥《六州歌头》等悲歌慷慨、英气俊发的天才之作，陆游的爱国诗篇就更难称独领风骚。

为了形象地阐明陆游诗作的主题与类型，钱锺书请来了古罗马神话中的三位神祇：维纳斯（Venus）、萨卢斯（Salus）、维尔图斯（Virtus）。维纳斯是从大海中升起的爱神、美神，同时又是执掌生育与航海的女神，对应希腊神话中的阿芙罗狄忒（Aphroditē）。她的形象出现在诸多西方油画和文学作品里，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品是1820年在爱琴海米洛斯岛的山洞中发现的断臂维纳斯雕像。在西方文化中，她是爱与美的象征。萨卢斯是司健康、幸福和兴盛的女神，在拉丁文中则变成带有祝贺、问候之意的名词，后来成为英文单词salubrious（有益健康的）、salutary（有益的）、salute（致敬）等的字根。萨卢斯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健康女神海吉尔（Hygieia）。海吉尔手中所拿的蛇和令牌，代表医药的意思，后来成驱除病魔、追求健康的象征，许多医疗机构也都以蛇杖作为自身的标志，世界卫生组织即是其中之一。英语中的hygiene就是卫生的意思。维尔图斯是象征男性的勇气和美德的神，对应古希腊神话中英勇无畏的美德女神阿瑞忒（Areta）。Virtus在拉丁文里是美德的意思，在英文里演变为Virtue。钱锺书认为，陆游的诗作统摄了这三位神祇所代表的严肃诗歌中的三大常见主题（Thus，Venus，SalusandVirtus，thethreethemesofseriouspoetry，areallpresentinhisworks）。《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47页。如果简单地把他看作代表萨卢斯精神的诗人，那是心智不全和小报思维的体现，简直就是罪过。这和文学批评无关，而是战时的宣传口号（TardhimasessentiallyapoetofSalusistobeguiltyatonentalsquintandtabloidthinking.Itleadsnottoliterarycriticism，buttocatchwordortwhichisindeedgoodenoughforwartimepropagandaandoughttobereservedforit）。《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48页。此外，赞许陆游具有尚武精神（“warlikeormilitaryspirit”）也很可疑。事实上，诗歌是恨不能吞火的爱国主义者的最后一块飞地。纸上的英雄诗体正和纸上的英雄相辉映，这在现代文人的笔下并不鲜见，不值得特别予以嘉许（Poetry，Ishouldsay，isthelastrefugeofsuchafire-eatingpatriot.Heroipaperareworthyonlyofheroesencarton，andrathertooonapracticeamongmodernmenofletterstodeserveanyspecialpraise）。同上。钱锺书的意思是说，陆游的诗歌具有多种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有时流连于爱与美，这个时候的陆游，有如维纳斯附体；有时着眼于健康和世俗的幸福，这个时候的陆游，显现出萨卢斯的气质；有时慷慨激愤，恨不能横戈跃马、斩将搴旗，这个时候的陆游，展现出阿瑞忒的勇气和精忠报国的美德。总之，陆游的内心世界波澜起伏，陆游的外在形象丰富多元，不能将其标签化、符号化，也不能把纸上的宣言等同于剑及履及的功业。三陆游的“人性弱点”

前文提到，钱锺书认为，陆游诗英译者凯德琳·扬的最大问题在于，她“只看到了陆游作为爱国诗人的单一形象，而忽视了他在作品中所显示出的人性弱点”。

具体而言，陆游的人性弱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乐衷炫耀其功名（InLuYu’spatriotis，Ifindonephraserecurringwithdisagreeableinsisteowit，“deedandglory”.IhereisagooddealofwhattheFrenchcallpanacheinhispatriotism）《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48页。；二是为家业所累，未能坚守节操，甘于清贫（withhim，wifeandchildareindeedhostagetofortuneandimpedimentsofvirtue）《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5页。；三是耳软心活，易受“枕边风”（curtaiures）影响，他晚年巴结“口碑不佳的政客”（unpopularpoliti），名节受损，就是受了小妾的教唆。同上。

钱锺书所谓“口碑不佳的政客”系指南宋的权臣韩侂胄。韩侂胄在庆元二年实施“党禁”，宣布朱熹理学为“伪学”，其同党为“伪党”，深受士林诟病；又于开禧二年发动北伐，时人已有异议，及至失败之后，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专权误国，《宋史》甚至把他列入《奸臣传》。钱锺书对韩侂胄的评价显然受到以《宋史》为代表的主流意见的影响。《陆游传》作者朱东润认为，“要理解陆游，必须抓三个关键：隆兴二年他在镇江的工作，乾道八年他在南郑的工作，和开禧二年他对于韩侂胄北伐所取的政治态度”朱东润：《陆游传》序，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嘉泰二年，年事已高的陆游因受韩侂胄赏识，被授予中大夫兼同修国史等职，主要担任修史工作。要全面认识陆游的为人，无疑应当对陆游如何看待韩侂胄北伐及陆游与韩侂胄的关系有准确的了解。

据刘埙《隐居通议》载，陆游本欲高蹈，“一日有妾抱其子来前曰：‘独不为此小官人地耶？’乃降节从侂胄游”。刘埙：《隐居通议》，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第213页。朱东润驳斥说，其时陆游的幼子子聿已逾二十，岂有可抱之理？《陆游传》序。《宋史瘙
簚陆游传》载，“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记》《阅古泉记》，见讥清议”。脱脱：《宋史·陆游传》，中华书局，1977，第12059页。这条记载的弦外之音是说，陆游为了求官或保住官位而作此二记。朱东润质疑说，陆游应韩侂胄之命撰写《南园记》的当年和次年都没有做官，因此作记和做官并无连带关系。从记中可见，陆游其时尚在山阴，并没有和侂胄见面，而且一称“老病谢事”，再称“又已挂衣冠而去”，这也指出了他自己无意出山。更何况，《南园记》的命意是勉励侂胄秉承其祖韩琦之志，“谦恭抑畏”，“勋在社稷”，主旨在于“勖勉”而非“阿谀”。《陆游传》。《阅古泉记》的写作在《南园记》之后，其时陆游已完成修史工作，他在记中提出了辞都还山的愿望，而且就在同一年，他如愿回到山阴，重享“风林烟草”陆游：《跋韩晋公牛》，《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第2267页。之趣。这一篇记和求官保官更无瓜葛。

那么，陆游为什么会答应撰写这两篇应酬之作呢？

朱东润认为，《南园记》的写作，主要还是出于一种畏惧的心理，不是求福而是避祸。但是陆游在立场上还是相当坚定，他没有因此求官，也没有为了作《南园记》而忘却了作《祭朱元晦侍讲文》。《陆游传》。也就是说，陆游并没有因为朱熹被韩侂胄列为“伪党”而与其划清界限。《阅古泉记》的写作在嘉泰三年，这个时候，庆元党禁已经解除，《孝宗实录》五百卷、《光宗实录》一百卷也已告成，对于韩侂胄有意北伐，陆游不但衷心赞许，而且满怀憧憬，在《韩太傅生日》一诗中，陆游吟诵道：“问今何人致太平，绵地万里皆春耕。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在《送襄阳郑帅唐老》一诗中，诗人期许受侂胄之命出镇襄阳的郑唐老“出师有路吾能说，直自襄阳向洛阳”。在上述背景下，陆游应韩侂胄之邀，为其府中的阅古泉作记，应当是出于酬报知己之心，而非慑于权臣淫威。不过，通观《南园记》《阅古泉记》二文，虽有勖勉之意，却也不乏溢美夸大之处，如“韩氏子孙，功足以铭彝鼎、被弦歌者，独相踵也”陆游：《南园记》，按：这两篇文章并未被陆游收入文集中，叶绍翁“闻并《阅古记》不登于作记者之集，又碑已仆，惧后人无复考其详，今并载二记云”，收入《四朝闻见录》，中华书局，1989，第187页。，又如“及左顾而右盼，则呀然而江横陈，豁然而湖自献，天造地设，非人力所能为者”陆游：《阅古泉记》，《四朝闻见录》，第185页。。二文“见讥清议”，也不谓无因。

由上可见，陆游的晚年再出，及为韩侂胄撰《南园记》《阅古泉记》二记，虽有可议之处，但是否如钱锺书所言，这是陆游易受“枕边风”影响以及为家业所累未能坚守节操这两个“人性弱点”的体现呢？笔者以为，陆游在庆元党禁期间为韩侂胄撰写《南园记》，确有屈事权贵、全身自保之嫌，这也的确是人性弱点的体现，但易受“枕边风”影响云云，如朱东润所言，其事未必可靠，近于捕风捉影。陆游晚年再出，为朝廷修史，又与韩侂胄过从甚密，后人讥其为“权门清客”《陆游传》序。，也未免持论过苛。韩侂胄立意北伐，终不失大丈夫之志，陆游与其过从，不止于闲玩林泉，也有共襄北伐大业的一面，“清客”之讥，未免持论过苛了。

那么，陆游是否如钱锺书所言，乐衷于炫耀功名呢？朱东润指出，陆游对于建立功名的向往，一向没有讳言过，他在《太息》一诗中表白说，“早岁元于利欲轻，但余一念在功名。白头不试平戎策，虚向江湖过此生”。陆游：《太息》，《剑南诗稿校注》，第2413页。朱东润辨析说，“利欲”和“功名”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利欲”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因此是坏的，是对于集体、对于国家不利的；“功名”，在为人民立功的意义上，是从事业前途出发的，因此是好的，是对于集体、对于国家有利的。陆游的诗作，正是要把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加以应有的区别。《陆游传》，第297页。

诚如朱东润所言，“功名”不同于“利欲”。从字面来看，“功名”包含“事功”和“名誉”两个方面，钱锺书将其译为“deedandglory”（见上引文），颇为贴切。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屈原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司马迁说，“立名者，行之极也”（《报任安书》）。可见，名誉一事，为历代士人所推重。此外，儒家倡言“三不朽”，其中之一是“立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曾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则以为不然，他认为这只能叫作“世禄”而非“不朽”。在他看来，真正的不朽应是：“‘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全三册）》，中华书局，2018年6月，第939页。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注解说，“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四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1979页。合而观之，“功名”二字本非贬义。古往今来，凡有经世之志者，莫不有“功名”之心。赵子龙所谓“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虽然出自小说家言，确也道破了历代士子的心声。不过，如果忘了功名之立，应以经世济民为念，以致走上为利禄而功名、为功名而功名的歧途，那就不可取了。从陆游的诗文、生平可见，他确实常怀功名之心，也未摒弃利禄之途，年近耄耋，仍应召出仕修史，但他还不至于肤浅到以功名自炫的地步。钱锺书以为他“乐衷炫耀其功名”（见上引文），虽有一定依据，但评断偏重，失之于严。

和诸多传记作者一样，学者朱东润对他的传主陆游也寄予了更多的同情。但他并没有曲笔护“主”，对于陆游在成都流连酒肆歌院的“浪漫”生活，他比较客观地做了揭示和批评：

乾道九年的春初，陆游在成都安抚史的衙门中，担任着参议官的名义，这是一个空衔，公事是没有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他的时光多半消磨在酒肆和歌院当中。……宋代衙门中有官伎，军中也有营伎。……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的“宝钗艳舞光照席”是写的营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经写到南宋末年临安的伎女。陆游所见的成都伎女，因为和宋末时代相去不远，又是在同样的商业大都市中，她们的生活可能也和临安的情况差不多。她们是被损害和被侮辱的，而这种生活方式的存在，恰恰控诉了那个封建社会的罪恶。陆游到歌院去的目的，只是在醇酒妇人的生活中，寻求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他的生活不够严肃，从我们这个时代来看问题，这样的行为是应该受到批判的。《陆游传》。

陆游的《成都行》写尽了他在成都买醉寻欢的“浪漫”：

倚锦瑟，击玉壶，吴中狂士游成都。

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

青丝金络白雪驹，日斜驰遣迎名姝。

燕脂褪尽见玉肤，绿鬟半脱娇不梳。

吴绫便面对客书，斜行小草密复疏。

墨君秀润瘦不枯，风枝雨叶笔笔殊。

月浸罗袜清夜徂，满身花影醉索扶。

东来此欢堕空虚，坐悲新霜点鬓须。

易求合浦千斛珠，难觅锦江双鲤鱼。陆游：《成都行》，《剑南诗稿校注》，第345页。

此诗作于乾道九年（1173），其时，陆游已从成都转赴嘉州（今乐山）出任闲职，所以有“东来此欢堕空虚”“难觅锦江双鲤鱼”之叹。全诗于抒发“狂士”逸兴悲情之余，还嵌入了一个双鲤相戏的情节：先是“燕脂褪尽见玉肤，绿鬟半脱娇不梳”，后是“月浸罗袜清夜徂，满身花影醉索扶”。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

在赋闲成都之前，陆游曾在接近抗金前线的南郑担任四川宣抚史王炎的幕僚。在此期间，陆游积极为王炎的抗金大计出谋划策——“南山南畔昔从戎，宾主相期意气中。渴骥奔时书满壁，饿鸱鸣处箭凌风”（《怀南郑旧游》），也曾亲与战事——“我昔从戎清渭侧，散关嵯峨下临贼。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可是，就在这短暂的戎马生涯中，陆游也曾耽于诗酒风流之乐。朱东润这样写道：

那时军中的生活，总不免有些浪漫的，而我们的诗人也还是一位浪漫的诗人。高楼的长夜，照耀着无数的灯烛。幕府和将领，诗人和武士，他们痛快地喝酒赌钱，喝过了再喝，赌完了还要赌。一阵嘻笑的声音从浓重的香味中透过来。是谁呀？是歌女，当时也称为歌伎，宋代的官衙中都有，军队中更不必说了。《陆游传》。

淳熙二年（1175），陆游在《关山月》一词中吟诵道，“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陆游：《关山月》，《剑南诗稿校注》，第623页。这是对南宋朝廷文恬武嬉的嘲讽。可是，对照陆游在南郑军中的诗酒风流，又是何其讽刺。也恰恰是在淳熙二年，陆游因“不拘礼法”而被人讥为“颓放”，他干脆自号“放翁”。《宋史瘙
簚陆游传》，第12058页。梁启超盛赞陆游“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并借此鞭挞销尽“国魂”“兵魂”的“诗界千年靡靡风”，殊不知，陆游的“从军乐”中也有销魂之乐，在他留存至今的九千多首诗中，除了尚武、爱国之作，也不乏《成都行》之类的“靡靡风”。“放翁”之名，不乏自嘲。

西方俗谚说：“有缺点的人才是真实的人。”（It’sokaytohaveflaws，whichmakeyoureal.）陆游就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他为权臣韩侂胄撰写的《南园记》《阅古泉记》二记，的确有溢美之嫌，他在南郑、成都的风流逸乐，也难免好色之讥，后人实不必为尊者讳，也不应将一个有血有肉、立体多元的陆游形象，简化为单一的爱国主义符号。在陆游身上，“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高贵表现得同样明显。二者的结合，才是真实的陆游。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