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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蝉鸣渐密的六月,林秋站在食品厂新砌的青砖瓦房前,看着“星光食品厂”的木匾被红绸裹着,想起四年前那个漏雨的铁皮摊。如今的厂房分了三间:前屋是亮晶晶的玻璃柜台,摆着南瓜蜜饯丶小米酥丶山楂果脯,每种吃食的包装上都印着夜校孩子们的笑脸;中间是作坊,十二口大铁锅冒着热气,二十个家长系着统一的蓝布围裙,正跟着陆母学做新研发的芝麻糕;後院改造成了晾晒场,竹架上的红薯干在阳光下泛着油光,旁边堆着刚到的纸箱——那是发往广州的订单,整整五百罐南瓜蜜饯。
“今年的纯利能攒下一千块。”陈静把新账本递过来,上面的数字密密麻麻,“除去给家长们的工钱丶原材料成本,助学基金的账户里已经有两千块了。”她指着墙上的销售地图,北京丶天津丶上海的红点连成了线,“上周哈尔滨的百货公司来订货,说要把咱的小米酥摆在‘地方特産’专柜。”周敏正在给玻璃罐贴新标签,上面多了行小字:“本厂工人均为失学儿童家长,每购买一份,即支持教育事业。”她笑着说:“昨天有个老太太来买蜜饯,指着标签说‘你们这是积德呢’。”
食品厂的名气早已不只是“好吃”。劳动局的同志来考察时,看着墙上家长们的工资条直点头:“从临时工到正式工,从日结到月结,你们这是给下岗职工找出路呢。”现在厂里的家长们,不仅能按月领工钱,还能在午休时去隔壁的扫盲班上课——那是李娟专门请人办的,课本上的字都是孩子们写的。兰丫头的娘现在能算清账本上的数字了,她总把工钱分成三份:一份给丫头缴学费,一份存起来做嫁妆,一份买布料做新围裙,“小秋老师说,咱挣的不光是钱,是体面。”
夜校的青砖校舍里,正举行第三届小学班毕业典礼。三十个孩子穿着新做的蓝布校服,胸前别着小红花,排着队站在毛主席画像前。最前面的石头捧着毕业证,手指在烫金的“毕业”二字上摸了又摸——四年前那个瘦小子,如今比老师还高,考上了城里的中学。他爹坐在台下,烟袋锅灭了也忘了点,眼里的泪落在补丁上,洇出个深色的圈。
“这届毕业生里,七个考上了中学,五个进了工厂当学徒,还有三个跟着家里学手艺。”张大姐翻着学生档案,声音里带着骄傲,“教育局的同志来看考试,说咱的孩子不比正规小学的差,算术甚至更扎实——毕竟天天帮家里算账呢。”教室的墙上贴满了奖状,“优秀班级”“教学先进”的锦旗挂了满满一墙,最显眼的是张放大的照片:第一届毕业生们站在食品厂前,手里举着南瓜饼,笑得露出豁牙。
现在的夜校早已不是只有煤油灯的棚子。教育局拨款修了窗户,安上了玻璃;妇联送来了新桌椅,桌面光溜溜的;供销社捐了黑板,孩子们用的粉笔再也不是掺了泥的替代品。每天放学後,校舍里都挤满了人:大孩子在复习功课,小孩子在描红,家长们坐在後排听扫盲班的课,偶尔有人问“这个字咋写”,孩子们就会凑过去当小老师。
最让人振奋的是那几张中学录取通知书。丫丫拿着录取通知书,跑到食品厂给正在揉面的娘看,面粉沾了满脸:“娘,我能上中学了!以後能当老师教更小的娃!”她娘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接过通知书时,指尖抖得厉害——当年那个说“丫头上学没用”的女人,现在总跟人说“我家丫丫将来要当先生”。
毕业典礼的最後,孩子们齐声歌唱,声音脆生生的,像熟透的南瓜落地。
如今,摊变成了厂,棚变成了校,那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梦,像後院的南瓜藤,顺着努力的竹竿,一点点爬满了墙头,结出了沉甸甸的果。
“等你毕业了,咱把食品厂再扩一间。”陆母把刚出炉的芝麻糕递过来,香气漫了满院,“再开个培训班,教更多家长学手艺。”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夹杂着食品厂的机器响,像支热闹的歌。林秋知道,这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就像那芝麻糕,一层面,一层糖,一层芝麻,日子也是这样,一层努力,一层收获,一层希望,越叠越厚,越嚼越香。
林秋坐在食品厂後院的竹架下,手里捏着三份通知。风卷着南瓜干的甜香掠过,把纸页吹得簌簌响——左边是食品厂董事会的留任书,右边是大学人事处的聘书,中间那份盖着教育部红章的邀请,油墨味还清晰着。
最先浮上心头的是食品厂的青砖瓦房。她摸着竹架上晒得半干的南瓜条,指腹触到熟悉的纹路,就像摸到家长们粗糙的手掌。这四年,从铁皮摊到作坊再到工厂,每个铁锅的温度丶每笔账目的数字,都刻在她心里。陈静说:“你留下,咱们明年就能建标准化车间,再开三家分销店,让更多家长有活干。”林秋望着作坊里忙碌的身影,兰丫头的娘正在给芝麻糕刷蜂蜜,手腕转动的弧度,比四年前纳鞋底时稳了太多。要是留下,她能亲眼看着这些家庭逐渐摆脱贫困,看着孩子们踩着食品厂的阶梯走进学堂——这份踏实,是任何别处都给不了的。
当她翻开大学聘书,图书馆的灯光突然在记忆里亮起来。系主任找她谈话时,窗外的梧桐叶正落在教案本上:“学校想让你留校,既能教教育学,又能继续管夜校的实践课。”她想起第一次在课堂上讲“教育公平”,台下学生们迷茫的眼神;再对比现在夜校孩子们亮闪闪的眼睛,突然明白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有多远。留校能培养更多未来的教育者,能把这几年的经验变成课本上的字,可这份工作太安稳了,安稳得让她想起那些被家长锁在家里的孩子——他们需要的不是课本里的道理,是能砸开锁链的力量。
教育部的邀请书最厚。那封盖着烫金印章的信封,是王干事亲自送到食品厂的。阳光斜斜地穿过气窗,在信封上投下菱形的光斑,红漆印泥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九个字,像九颗沉甸甸的星子,压得信封边角微微发弯。
“这是部里的同志特意交代的,”王干事把信封往林秋手里递时,指腹在印章上轻轻摩挲,“他们看了你写的《夜校实践报告》,觉得你对基层教育的症结摸得透。”他往车间里望了眼,家长们正在给南瓜蜜饯贴标签,“上周开教育工作会议,有人提到‘星光食铺’的模式——既解决了家长就业,又保障了孩子上学,是政策和民生结合的好例子。”
信封里装着三页信纸,钢笔字写得遒劲有力。开头先肯定了她四年间的实践:“你以南瓜饼摊为起点,联动社会力量助学,使一百名失学儿童完成小学教育,探索出‘生産-教育’结合的新路径,此等创举,殊为可贵。”中间那段让林秋的指尖微微发颤:“当前教育推广遭遇瓶颈,尤以贫困地区为甚。亟需既懂基层疾苦,又具实践智慧之人才,参与政策修订与落地工作。”
最末页附着份《岗位说明》,用红笔圈出了核心职责:“调研基层教育现状,撰写政策建议稿,协助推动‘教育救助与生産扶持’联动机制。”下面的落款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日期旁边画了个小小的南瓜图案——後来才知道,是起草文件的老司长听王干事讲了夜校的故事,特意让文书加上的。
邀请的过程比想象中曲折。王干事说,最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是扫盲班的张大姐。她在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把孩子们的作业本和食品厂的账本一起递了上去:“这些字都是穷人家的娃写的,能写这麽好,全靠那个卖南瓜饼的林老师。”大会结束後,教育部的同志专门来北京调研,在夜校蹲了三天,看孩子们上课,跟家长们聊天,还在食品厂吃了顿用南瓜做的午饭。
“他们问了我三个问题,”王干事回忆时,眼里还带着笑意,“第一,怎麽让家长愿意送孩子上学?你答‘解决他们的生计之忧’;第二,如何让政策不变成一纸空文?你说‘得让干部们尝尝南瓜饼的甜,也尝尝失学孩子的苦’;第三,最需要什麽样的教育政策?你讲‘要像揉面一样,刚柔并济’。”这些话被原原本本记在调研报告里,送到了司长的办公桌上。
王干事临走时说:“司长说了,你可以先去实习三个月,不合适再回来。但我知道,你心里那团火,早就想烧向更广阔的地方了。”林秋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食品厂的灯笼次第亮起,映着“星光食铺”的木匾,也映着信纸上那个小小的南瓜图案。她突然想起给孩子们讲过的故事:南瓜的藤蔓能爬多远,不仅靠自己的韧劲,更靠阳光的指引——而此刻,她仿佛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束阳光。
她在信封夹层里发现张便签,是用铅笔写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只会写文章的理论家,是能把南瓜饼烙进政策里的实干家。”字迹像块烧红的烙铁,在她心上烫下深深的印记。那一刻,林秋突然确定,这封邀请不是结束,而是让她带着四年间积攒的烟火气,走进更宏大的天地,去把那些藏在胡同里丶作坊里丶课堂里的真实故事,变成能温暖更多人的政策阳光。
指尖落在“政策研究”四个字上,突然想起王干事第一次带她看《儿童保护条例》稿的那天,阳光把“禁止辍学”四个字照得发烫。这几年劝学路上,她见过太多家长对着说:“字都认识,可日子过不去,认再多字有啥用?”要是去了教育部,她能把这些家长的难处写进政策草稿里,能让“义务教育”不只是纸面上的规定,变成家长手里的工钱丶孩子桌上的课本丶工厂里的助学岗位。
夜里她把三份通知铺在床单上。月光透过纱窗落在纸上,像给每个选择镀了层银。想起石头爹在毕业典礼上掉的泪,那滴泪砸在补丁上的样子,比任何表彰都让她心颤——可要是只靠食品厂的工钱,能让多少个石头走出砖窑厂?大学课堂能培养五十个老师,每个老师能教五十个学生,可没有政策托底,这些学生迟早会被贫困拽回原点。
周敏送来了新做的南瓜饼,油纸包里还裹着张销售地图:“哈尔滨的订单附了封信,说当地的孩子也想吃能助学的点心。”林秋咬着饼,想起那份《儿童保护条例》稿,只有让政策出台落地,才能护住更多孩子的求学路。就像这南瓜饼,光有甜不够,得有面粉的筋道才能立得住——政策就是教育的筋道。
李娟抱着夜校的毕业照进来时,正撞见她在条例上画波浪线。照片里的丫丫举着中学录取通知书,红绳辫梢沾着面粉,像株倔强的向日葵。“你记得吗?”李娟指着照片角落,“当年丫丫娘说‘丫头上学没用’,现在见人就说”以後让我闺女当先生”。林秋攥紧笔,墨水在“政策修订建议”栏洇出个墨点——政策不只是约束,更是能托着他们往前走的手。
毕业答辩完的第三天,她把食品厂的账本交给陈静:“你比我更懂经营,让家长们参与决策,给他们分股份。”又去系主任办公室,把夜校的实践案例整理成厚厚的册子:“这些留给留校的老师,告诉他们教育不只是在课堂里。”最後走到邮局,把教育部的回函塞进邮筒,信封上的字迹被她写得格外用力,像在刻下一个承诺。
林秋望着食品厂的烟囱,望着夜校校舍的青砖顶,想了想,其实三个选择看似不同,最终都通向同一个终点——让每个孩子都能堂堂正正坐在教室里。只是她的选择让她能站在离源头更近的地方,让政策的阳光,能穿过胡同丶越过工厂丶照亮每个曾经黑暗的角落。
陈静的算盘珠子在桌上噼啪作响,账本摊开在油乎乎的搪瓷盘旁,上面用红笔圈着两个去处:食品厂的财务主管聘书,和银行发来的入职通知。她指尖划过“食品厂月利增长15%”的记录,指腹磨着账本边角——这四年,她用算盘珠子算出的不仅是利润,是一百个孩子的学费丶十五个家庭的工钱,是从铁皮摊到青砖厂的每一步脚印。
“银行的工作体面,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娘在信里反复念叨的话,此刻钻进耳朵。她望着对面举杯的周敏,想起两人在菜市场跟菜农讨价还价的清晨,周敏总能用三言两语让对方降两分钱,而她则在一旁飞快记下“南瓜每斤省1分,每月多攒5斤”。要是去了银行,账本上的数字再漂亮,也换不来兰丫头娘领到工钱时红着眼圈说的那句“俺也能给娃买新笔了”。
深夜收拾行李时,她把银行的聘书折成小方块,塞进账本的夹层。指尖在“食品厂扩建计划”的草稿上停顿——陈静比谁都清楚,没有她盯着成本核算,新车间的预算准会超支,家长们的工钱可能就要晚发。月光落在算盘上,每颗珠子都映着夜校孩子们的笑脸,她把聘书抽出来塞进竈膛,火苗舔舐纸张的声响里,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数字要算在实处,才对得起那些信任你的人。”
周敏的帆布包还带着火车站的煤烟味,里面装着两份邀约:供销社的采购部职位,和一张去广州开拓分销的空白介绍信。她摩挲着介绍信上“可报销差旅费”的字样,眼前闪过广州教育局同志说的“那边的孩子也想吃北方的南瓜干”。可供销社主任拍着她的肩说:“留在这里,明年就能升副主任,管整个城区的物资调配。”
收拾分销记录时,她翻到第一本送货簿,扉页上是菜市场男孩的爹写的歪扭名字。那年雪特别大,他们踩着没膝的积雪往火车站送蜜饯,男孩的爹把棉鞋脱给她穿,自己光着脚在雪地里走,说“姑娘的脚不能冻坏”。周敏把供销社的制服套装塞进箱底——她忘不了每次把外地订单交给家长时,他们眼里的光,那是比“副主任”头衔更亮的东西。
“我要去广州。”她在毕业纪念册上给林秋留字时,笔尖戳透了纸页,“你在部里织政策的网,我去把网的线头,牵到南方的街巷里。”包好那罐兰丫头娘给的南瓜干,她想起第一次在菜市场吆喝卖饼的自己,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而现在,她能带着这些带着烟火气的吃食,走到更远的地方了。
李娟的教案本里夹着两份通知书,红的是留校任教的聘书,绿的是夜校发来的全职教师聘书。她摸着绿聘书上孩子们用蜡笔涂的向日葵,想起那个在工地上扛水泥的女孩,第一次写出自己名字时,粉笔灰落在发间,像撒了把星星。系主任说:“留校能教大学生,能把你的教学方法写成论文,影响更多人。”
可当她走到夜校的窗下,听见石头在给低年级学生讲“南瓜”的“南”字,声音里带着她教的调子,突然懂了——论文里的字再漂亮,也不如孩子嘴里蹦出的新字鲜活。她把留校聘书放进抽屉最底层,上面压着孩子们送的纸花,花瓣是用作业本边角料做的,歪歪扭扭却带着阳光的味道。
“我要留在这里。”她在给秋的信里写道,“你去做照亮全国的灯,我就在这里当守着火苗的人。”第二天一早,她把教案本上的“大学课程设计”划掉,改成“夜校小学课程进度表”,笔尖划过纸页时,像在抚摸那些还没来得及握笔的小手。
毕业典礼那天,四个姑娘在食品厂的後院分了行李。陈静的算盘装进新做的布套,周敏的帆布包塞着各地的分销地址,李娟的教案本里夹着孩子们的照片,林秋的皮箱里躺着教育部的任命书。南瓜藤在竹架上缠缠绕绕,把四个人的影子织成一片。
“不管往哪走,”陈静把新账本递给三人传阅,“这页‘助学基金’永远留着,咱们的账,要一起算到老。”周敏掏出广州的地图,在上面画了个南瓜:“等我在那边站稳了,就把夜校的法子教给当地人,让他们也知道,南瓜饼能烙出学堂来。”李娟突然哼起教孩子们唱的歌谣,调子在院子里荡开,混着作坊里飘出的芝麻香,成了最好的告别曲。
离开时,四只手交握着攥了半晌。陈静望着食品厂的烟囱,知道那里的账本会记得比银行的流水更值得珍惜;周敏的帆布包在风中颠簸,里面的南瓜干香气漫过铁轨,像在铺一条回家的路;李娟站在夜校的门口,看着孩子们涌出来,觉得留校任教的风光,哪有这里的笑容暖人。
而林秋的皮箱里,除了任命书,还压着三张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那是三个姑娘写下的承诺。陈静说“会让食品厂的利润,变成更多孩子的课本”,周敏说“要让南方的孩子也知道,北方有群姐姐在为他们攒学费”,李娟说“夜校的灯笼,会一直为失学的孩子亮着”。回望着青砖瓦房上的“星光食品厂”木匾,她知道这厂是她的底气——带着这里的烟火气去做政策,才不会飘在云里,才能落在实处。
毕业不是分岔路,是她们把“助学”这根绳,拉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就像南瓜藤总要爬向不同的方向,却始终连着同一块扎根的土地——那是她们用四年青春,种出的丶名为“希望”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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